国际思想周报|斯蒂格利茨再谈全球化;性侵者可能是好学者吗

斯蒂格利茨谈失落的全球化

15年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出版《全球化的许诺与失落》一书，探讨为何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如此之多的对全球化的不满，他指出，很多国家认为全球化体系被非法操纵以至于对其不利，其中全球贸易协议尤为不公。随着全球化带来的不满情绪蔓延并在欧美发达经济体引发民粹主义潮流，斯蒂格利茨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探讨下列问题，为什么本应使所有人受益的全球化如今在世界各地都遭到诟病？为什么各方都认为贸易协议对自己不公平？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失落情绪有何解决之道？

斯蒂格利茨指出，特朗普认为此前美国的谈判者被中国和墨西哥蒙蔽，签署了对美国不公的贸易协定，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特朗普的主张是可笑的，因为全球化的规则和机构几乎都是由美国所制定、创造的。作为关注贸易谈判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学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上美国的谈判者们得到了大多数想要的东西，问题出在他们想要的东西本身。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议程是由大公司们关起门来制定的，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并且以工人和普通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尽管工人们的损失（收入减少和失业）经常被解读为不可阻挡的经济进步的附带损害，但事实上存在另一种解读，即全球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大公司为获得更便宜的劳动力不择手段。

斯蒂格利茨称，存在三种对全球化的世界性失落的回应：其一是“拉斯维加斯策略”，即将目前过去二十五年间的全球化手段翻倍，也就是赌这种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政策将来会起死回生；其二就是特朗普主义，即脱离全球化，希望以此回到过去的世界，但保护主义不会奏效，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业都在衰落，而即使制造业回到美国，由于技术进步，原先的那些低技能岗位也不会回来。特朗普甚至无法减少贸易赤字，因为这是由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决定的，而共和党税改减少了对亿万富翁的税收，国内储蓄将会下降，随着美元升值，贸易赤字则会上升。

第三种应对方法是非保护主义的社会保障，这正是北欧国家采取的方式。这些小国不得不保持开放，而开放会将工人置于风险之中，因此制定了社会契约帮助工人从旧工作转向新工作，并在过渡阶段为其提供帮助。斯蒂格利茨指出，在这些高度民主的北欧国家，政府知道只有当大多数工人认可全球化对其有益，全球化才可能持续；而这些国家的富人也认识到，只有全球化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转，他们也能得到足够的收益。2008年的经济危机足以证明美国资本主义近年来肆无忌惮的贪婪，而北欧国家的实践说明，市场经济可以采取缓和过度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形式，从而带来更可持续的增长和提高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对全球化加以管理使其造福所有人，那么招致强烈反对的风险将会加剧。

性侵者有可能是好学者吗

1966年，汉娜·阿伦特在发布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大胆声称坏人也是坏作家，思想者越轨行为的严重程度会在其作品中显示出来。阿伦特认为，当布莱希特与斯大林主义共谋，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才能。当前，在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曝光引发的#MeToo运动的余波中，美国学界近年来频发的名教授性侵学生事件再度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近日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了“性掠食者有可能是好学者吗？”一文，就学者的道德品质是否与其学术才能有关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罗斯菲尔德指出，阿伦特关于艺术报应的愿景令人安慰，然而无论是在哲学界还是更广泛的学术界，杰出的坏人都大有人在。仅仅在过去的五年间，超级巨星哲学家托马斯·博格（耶鲁）、约瑟·塞尔（伯克利）和科林·麦金（迈阿密大学）、著名天文学家杰夫·马西（伯克利）都爆出性侵女学生的丑闻。这些广为传播的性犯罪都指向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模式：和哈维·韦恩斯坦的案例一样，博格和塞尔都是“公开的秘密”，一群女性充当义务警员对其进行审判和谴责，大名鼎鼎的学术机构则将其奉为名人，男性同事则故意视而不见。因为导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事业发展，学界一直都是性侵的重灾区，在后韦恩斯坦的指控浪潮中，已经有三名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和脑科学系教授、两名斯坦福大学的文学巨头面临指控，还有更多的学界性侵者正在浮出水面。

这些人的著作和论文是不是会像阿伦特希望的那样泄漏其道德缺陷呢？罗斯菲尔德认为，阿伦特对于好作品意味着好人品的坚持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解读：她的导师、顾问以及某一时期的情人海德格尔曾与纳粹合作，他的天才能否证明他的无辜或至少作为救赎的潜能呢？尽管无比希望审美和智力的正义能够在所有虐待女性的男性身上得到声张，但这要如何起作用呢？它的执行机制是什么呢？在MeToo#运动的余波中，男性的不当行为开始受到公众的谴责，在沙文主义与学术缺陷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最近的一系列文章作出了勇敢的尝试。阿曼达·赫斯（Amanda Hess）在《纽约时报》上指出，很多我们敬仰的作品都禁不起仔细审查，据称下药并强奸13岁少女的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的作品和据说曾在女同事面前自慰的路易斯·C·K的喜剧，都被他们的性别歧视扭曲了。而在上个月的《Frieze》杂志中，艾薇·威尔克（Elvia Wilk）以更加严厉的措辞重申了阿伦特的主张：“性虐待者不可能创造出好作品。……这不仅是说作品被坏行为玷污了，而是作品本来就不好。”

然而，在罗斯菲尔德看来，阿伦特和威尔克的断言并非论证，而且是错误的。恶并不会进入恶人所做的一切，很难想象性别歧视会损害数学计算或抽象的形而上学论文。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性别歧视的，但仍然有其价值。黑格尔认为“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就像是动物和植物的差别”，但他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政治建议。很多思想者在作品中都比在真实世界中更善良，托尔斯泰抛弃了为他生下孩子的农奴，但却写下了西方文学中最具同情心的女性心碎描写。因此，质量与道德相匹配的智力分配迷思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坏人都是坏思想者，那就意味着好作品一定有好作者，正是这种谬误让我们长期以来为那些不值得为其开脱的男性免罪。

罗斯菲尔德认为，对于写出了好作品但德行有亏的过世了的思想家，我们应该继续阅读其作品，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侵害女性了。此外，学者们应该关注在经典形成中具有开创性的沙文主义者，启蒙运动以来的伦理学大多是对康德的回应，而康德就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对于仍在世的性侵者的处理更为棘手，虐待女性的男性应该被开除、被谴责、被从有权力的岗位上驱逐，但也应该尽量将思想的荣耀和生命的荣耀分开。一些人主张抹掉他们的作品，或至少使其难以获得，但根据作者的道德状况而取缔重要发现可能是有害的，并且，对好作品的回避是对自我的剥夺。罗斯菲尔德最后指出，阿伦特的愿景也并非完全无效，她认为，如果一个男性是性别歧视者，那么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可能是有价值的，但他也因此失去了成为更好的思想者的机会，这就是他在智力上受到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