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的权利并不属于幸存者，而是属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原创 西蒙娜·韦伊 活字文化

波兰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在他的著作《在我们奥斯维辛》中说过，一旦进入奥斯维辛，人的生命就已经结束，只剩下躯壳。

西蒙娜·韦伊就是这段不可遗忘的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今天是她的诞辰纪念日。

1944年4月，西蒙娜·韦伊和家人被德军关进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同年的7月13日，她在波布亥克集中营度过了自己的十七岁生日。在《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一书中，韦伊口述了那段恐怖的集中营经历，用她的个人遭遇刻下历史中的至暗时刻。

今天当我们重回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致。但在韦伊看来，这根本就不像集中营。她在书中写道：

“集中营应该弥漫着焚尸的气味。烟囱里飘出来的骨灰足以遮天蔽日。在棚屋之间，时常会飘荡着几个不知是人是鬼的存在，那都是些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徒。这些影影绰绰、形销骨立的人大多歪在地上，直到别人用棍棒把他们打到起身。”

在西蒙娜·韦伊的生日这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她的著作《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很快，集中营一代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犹太大屠杀离我们并不遥远。

《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作者：[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版本：活字文化 策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2-6

我们是1944年7月9日到达的波布亥克，那时离我17岁的生日只剩几天。我们是坐卡车离开的奥斯维辛，尽管波布亥克就在旁边，路途却显得异常漫长。我们大概是围着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绕了一圈才到的西门子工业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扰乱我们的方向感。当我在战后再次回到奥斯维辛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维斯瓦河畔的波布亥克其实就毗邻比克瑙集中营。

今天我们看到的奥斯维辛有精心修整的草坪，修缮完好、颜色做旧的房屋。连铁丝网都显得那样平和。人们根本想象不到，在每个哨所里，都曾站着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党卫兵。

一到波布亥克，我们就得知这里关押着二百二十名男性和三十名女性，其中有不少法国人。这里对不同性别或是工种的劳动者的区分并不像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那样严格。相对而言，人们的交流也更加容易。当然，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只能隔着铁丝网交谈。土方作业倒是给了我们肩并肩交谈的机会，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攀谈起来。后来，也不知是谁打听到了7月13号是我十七岁的生日，那天，我得到了超常的优待。法国朋友们送了我半块面包，集中营的一个党卫军则给我添了一片香肠当作eine Zulage，也就是法语中的津贴。

转移到波布亥克让我们得以幸存。我被分去砌砖。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这份工作的意义何在。虽然一直很虚弱，妈妈仍一刻不停地劳动。波布亥克的食物并不比在奥斯维辛多，但是质量还是稍好一些。大概西门子公司还是想让工人保有一定的效率。供应的汤里偶尔会有几片干蔬或土豆。

我们在这里交到了几个朋友，还和那两个从十号宿舍楼逃出生天的年轻女子成了好友。这两人后来也都得以幸存。其中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末去世。我很敬佩这位女士，她是个不同寻常、勇气可嘉、充满活力的人。当时，她孤身被捕，不得不和自己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分离。战后，她成功地找回了家人。当我在医院见她最后一面时，她对我说：“你看，他们希望我们死。可我们赢了。我找回了我的孩子，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有了孙子和曾孙。”在她看来，这无疑是我们与纳粹的斗争中最大的战果。

1945年1月，红军兵临城下。奥斯维辛的所有营地都撤离了。在雪中长征了六十多公里之后，我们到达了格利维采。一些人在旅途中逃跑了。他们赌了一把。要是我孤身一人，我也会这么做的。当时很多同伴都建议我逃跑，可是，妈妈当时连站都站不稳了，所以我根本没有做此打算。不少出逃的人都成功地等到了红军的到来。而那些掉队或累极倒地的人，要么当场死亡，要么被看押的士兵结束了生命。

那三日的大撤离对我来说无异于但丁笔下的地狱。我们以为苏联人近在咫尺。天都是红色的。在这次长征中，很多人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本就所剩无几的几个女人还要忍受盖世太保的骚扰。他们声称已经有多年没有见过女人了。放纵的欲望让情况雪上加霜。所有人都饥寒交迫、惊恐交加。

集中营纪念馆的雕塑

党卫军比我们更害怕苏联人的进军。大家都觉得自己难逃一死：我们认为党卫军会杀光我们，党卫军则认为苏联人会杀光他们。

后来，我们登上了本是用来运送木材的货运火车。这些列车由平车组成，毫无遮挡。那时，天降着雪，寒冷刺骨，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很多人死在了车上。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我们开始了为期八天的旅程。整整八天，饥寒交迫的我们几乎没有进食。在抵达布拉格附近的郊区后，每当列车靠近居民楼，人们就会从阳台上向我们扔面包......虽然这些面包大多落在了铁路的道砟上，但是我们多少接到了一些。一过奥地利的边境，就没人给我们扔面包了。在奥地利的车站，党卫军倒是允许人们给我们送水。可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出于不信任，没人敢给我们送东西。我们只得学会用被绳子挂着的旧饭盒刮一些雪来喝。

毛特豪森集中营位于奥地利林茨市附近。那里曾先后关押了二十多万人，有约十万人丧生于此。

1945年1月25日，我们到达了已经人满为患的毛特豪森(Mauthau-sen)集中营。我们的列车上当时有1500—2000人。为了挤上列车，人们手段尽出，相互倾轧。之后，我们到达了朵拉。

列车上所有的男人都留在了朵拉。这一路，列车上的乘客伤亡过半。女性更是只剩下一个小队。在朵拉，集中营的囚徒们都在赶制V2火箭。在那待了一天之后，我们又启程前往贝尔根·贝尔森。

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从波布亥克一同出发的那个由三十五名女性组成的团体。我们的编号非常接近。就算我们想分开，也不太可能。

队伍里有一位法国女牙医，一些后来一直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伙伴，还有五十多个茨冈人(Tzigane)。她们中的一位在火车上经历了分娩。那个可怜的孩子完全没有活下来的机会。母亲倒是活了下来。

在贝尔根·贝尔森，我被分到了党卫军的厨房工作。这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可实际上却是天大的恩赐。当时连党卫军都没有面粉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土豆擦成碎末做成汤底铺满整个汤桶。动作必须要快。我有时觉得自己流的血、擦掉的皮都赶得上放进桶的土豆淀粉了。每天都要填满整整一桶。这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想起来，这份工作比我在奥斯维辛搬石头时更可怕。有时候，为了更快填满汤桶，我们会背着监工往里面加水。可我的动作永远不够快，是个“一无是处，连削土豆都不会的法国人”。

我经常怕得直哭。

他们总威胁着要把我赶出厨房。可只有待在里面才有一线生机。那时，囚徒们已几乎无物可食。留在厨房，我还能弄到点残羹冷炙。一天，我甚至用一个小木盆装了两三杯牛奶。直到今天，我仍讨厌牛奶。可当时，我却喝下了党卫军的牛奶。我还为妈妈偷了点糖。神奇的是，在被发现并被痛打一顿之后，我居然留下了那点糖。

在贝尔根·贝尔森，人们渐渐相信：大家迟早都会死。每个人都这么想。到了某个点，谁都可能会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不过，尽管很多人都想结束这种痛苦，真正自杀的人却很少。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没有被设计得像比克瑙那么严苛，配备也不相同。这里没有毒气室。我被关押在那里的时候，要做的事其实很少。使人们乏力的不是繁重的苦役，而是物资的匮乏。我们几乎无物可吃，更要命的是，集中营里已无立锥之地。存在完全失去意义。

随之而来的是斑疹伤寒和痢疾的肆虐。

我们已经完全没法洗漱。死亡成了很多人希冀的解脱之途。我觉得，妈妈就一心求死。

1945年的三四月，斑疹伤寒在集中营迅速蔓延，饥荒也到了顶点。然而，时间是双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觉得胜利就在眼前，可以星期来计算。

不仅如此，在这最黑暗的阶段，我们却不再觉得党卫军会杀光我们。

我们感到他们既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欲望。他们全都怕得要死。

1945年4月，集中营每晚都会遭到炮弹袭击。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时常会在黑黢黢的厨房躲到凌晨两点。可当我们在深夜返回到营地时，所有的地方都关门了，我们连坐的地方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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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西蒙娜·韦伊 口述

[法] 大卫·泰布尔 整理

活字文化 策划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

西蒙娜·韦伊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是赋予法国女性堕胎权的立法者，也是致力于实现欧洲和解与团结的政治家。然而，一生的荣耀也难以抹去的，是她作为集中营囚徒的文身：78651。

本书根据西蒙娜·韦伊纪录片整理而成。这部自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杰出女性坚韧不拔的灵魂。而在这强有力的性格背后，是惨痛的集中营遭遇。虽然我们无法真正感同身受，但是韦伊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带着伤痛前进的方法：不要停下做事情的脚步，并且相信自己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比克瑙集中营的黎明》

原标题：《原谅的权利并不属于幸存者，而是属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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