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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国语罗马字全国代表大会与陇海铁路之因缘

秦斯棠

2022-07-21 11:32

来源：澎湃新闻

新近出版的《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中有两张赵元任1934年到郑州开会时拍摄的街景照片，十分珍贵。这场在郑州举办的会议全称是“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罗代表大会”），赵元任作为南京代表参加会议。这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纯粹的街景人物照，另一张则聚焦于大街上的横幅——“要发扬中国文化就要推行国语罗马字”，应是当时国罗代表大会会议主办方特意悬挂的宣传标语。

赵元任1934年拍摄的郑州街景照片（图片来自《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国罗代表大会为什么要选在郑州召开？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汉字革命”的主张以来，相关讨论的主阵地无疑是北京的《新青年》《新潮》《国语月刊》等杂志，而且国语罗马字运动的主将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也都聚集在北京活动。郑州在清末时不过是一座人数不足2万的小城，1913年撤州置县，改称郑县，民国时凭借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汇于此才逐步发展起来，况且当时河南省省会还在开封，无论从何而言，郑州作为国罗代表大会的召开地都略显突兀、令人费解。不过经过一番检索后，我发现这次会议选在郑州召开应主要归功于一人，即时任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的黄学周。

国语罗马字的制定

中国人自主运用拉丁字母创制汉语拼音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当时国势颓败，民族陷于危亡境地，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先要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消除文盲，但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繁难、言文不合、语言歧异等问题，于是喊出了“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的口号。稍后，晚清政府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又学习日本近代以来的“国语”制度，国语运动随之兴起。辛亥革命后，国语运动的两大组织平台相继建立，一是1916年成立的国语研究会，二是1919年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前者为民间团体，后者则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官方机构。

在官方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下，1922年由国语研究会主办的《国语月刊》推出“汉字改革专号”，集中讨论和宣传的话题就是采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为此分别撰写了长篇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一文从语言学专业角度为国语罗马字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罗马字汉语拼音的初步方案。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曾作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中的一种在1957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今语文出版社前身）重新出版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内增设“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表明国语罗马字研究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国语运动的一部分。1925年，从法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的刘半农又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中的部分委员在北京组织了名为“数人会”的小型学术团体。“数人”取典自隋朝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的“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显示了强烈的学术自信和权威。

“数人会”以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方案为蓝本，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制定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由“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决通过，却没有被教育部批准公布，只能以图书出版的非正式方式自行公布。直到1928年，《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才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批准，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

上述便是国语罗马字制定与合法化的大致经过，由此可见一波三折，而且最终大学院在公布时也只肯定了国语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用途，并没有赋予其取代汉字的功能属性。国语罗马字1928年取得法定地位后，虽然被倡导者竭力推广，但使用范围始终局限于精英圈层，未能被社会大众接受，其尴尬处境正如周有光后来评价的那样：“国语罗马字的身世是坎坷的。不但出生就像‘私生子’（自行发表），勉强公布充当‘偏室’（第二式），而且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艰难。”（《汉字改革概论》）

黄学周与国语罗马字

1930年，为在全社会进一步推广国语罗马字，国语罗马字的倡导者们成立了国罗促进会，创办《G.R.》（国语罗马字Gwoyeu Romatzyh的缩写）杂志，在全国各地开办若干暑期讲习班、设立促进会分会。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中指出：“全国定期刊物中，宣传国语罗马字最力，而其实际上的推行传习又颇能相应的，却要让济南和郑州两处作中心了。”当时郑州出现了《路工半月刊》、《大华日报》的附刊《晨光》、《布丁》等一批国罗宣传报刊，背后的主事者其实都是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黄学周。

黄学周原籍是福建龙岩永定的客家人，曾长期在铁路系统担任要职，《永定县志》中记载了他的简要生平：

黄学周（1895-1956），字培泉，别字拙余，高陂乡平在厦黄村人。由于父亲在南宁经商，少年时期就在那里度过，稍长，毕业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在广东大学经济科肄业。民国12年（1923年）回乡，任高陂区保卫团团长，民国13年，出任龙岩县县长。民国15年12月参加北伐军东路军，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交通处设计股长、交通处总务科科长，随军转战福州、浙江、上海等地。民国16年任津浦铁路运输司令部总务科中校科长、车务处中校主任。民国19年任陇、津两路运输司令部运输处上校处长、上校参谋长兼陇海铁路总务处副处长。民国20年起，调任陇、津、平、道四路运输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

……抗战中期，他离开铁路部门，到昆明、贵阳、都匀一带经商。以后在广西柳州与同乡苏子牧等创办柳州新华烟厂，发展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寄居南京，不幸中风瘫痪，解放前夕回到家乡。1956年病逝，享年62岁。

从简历中可以得知，黄学周是一位并不知名的民国军政人物，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过耀眼的功绩，毕生从事的事业似乎也和文化无甚关联。但鲜为人知的是，黄学周早年间着实深度参与了民国年间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是汉字拼音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并且主导了国罗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

关于黄学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国语罗马字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如今似乎已经难以知晓。1933年，黄学周在郑州设立国罗促进会分会，致力于在陇海铁路职工中传习国罗，并编有《国语罗马字三民主义问答》，作为国罗促进会丛书印行，黎锦熙在为此书作序时介绍说：“黄学周先生是一个福建人，他在陇海铁路任了重要的职务又兼党部的常务委员，只费了一年的功夫，就把国语罗马字无师自通地练得很熟。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把国语罗马字在陇海路上极力宣传应用。”

1933年7月，上海《新闻报》记者顾执中、陆诒等人乘火车从上海出发赴青海考察，一路途经徐州、郑州、潼关、西安、兰州等地，沿途写下49篇通讯报道，这些通讯最初在《新闻报》上连载，后汇编成《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一书。青海考察团抵达郑州站后，黄学周热情地为考察团一行接风洗尘，双方交谈甚欢，通讯中因此也记录下黄学周积极推广国语罗马字的事功：“黄氏近来对教部颁布之国语罗马字之提倡，颇为努力，他已起草了国语罗马字的三民主义问答和铁路电码等，不日将出版献给注意民众教育的人们。”

1933年第78期《良友》杂志上对黄学周的介绍

国罗代表大会始末

国罗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9月24日至26日，关于赵元任到郑州去参加的这次会议，现有研究文献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实际上，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创办的《国语周刊》（1934年第7卷）上登载有一则《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详细介绍了此次会议召开的缘由、筹备经过和议题内容，因此前尚未有人注意，现将有关内容介绍如下：

国罗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大会筹备处就给各地会员发出第一号通知，号召大家踊跃参加：

本会的事务近来渐渐的发展，国内海外的通信跟分会的组织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当然是因为G.R.本身有使民众容易接受的可能，跟使我们容易宣传的便利。现在会务既然慢慢儿的复杂，关于我们的整个儿的推行计划，跟G.R.本身应当研究的问题，和本会应当改进的事务，都有立刻由我们全国同志来共同商量的必要。

说明开会缘由之后，通知特别对黄学周承担此次会务工作表示感谢：“这回大会大半的事务，如各铁路交通的便利，跟在郑州的会场与宿舍的布置，和华山游览上的招待，都是由本会陇海铁路分会干事黄学周同志负责办理，这是我们应当致谢的。”“开会须知”中还罗列了大会预备讨论的事项：

a.推行国语罗马字的方案。

b.研究国语罗马字本身的问题。

c.改进本会会务。

d.其他。

1934年9月23日晚，各地代表陆续抵达郑州，包括南京的赵元任，上海的陈彝煜，镇江的李北海、史佩淑，济南的萧迪忱、孔凡均、王玉川，开封的杜子劲、沈东浦，天津的李仲吟，北平的汪怡、魏建功、王茀青、贺昌群等，共计40余人。

9月24日上午，大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陇海路工会大礼堂举行，公推郑州代表黄学周为临时主席。黄学周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并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各地代表报告当地推行国罗的情况和各分会会务。随后，大会根据提案性质，组成了审查文字提案委员会和审查事务提案委员会，由两组委员会分头对国罗促进会会员前期提交的会议提案进行审查。会议议程相当充实，“因三日来工作过于紧张，审查会几乎夜以继日，会员精神均极疲惫”，以至于原定的学术讲演计划被临时取消。会议结束后，一部分代表在黄学周的安排下，搭乘陇海铁路西行游览华山，另一部分代表如赵元任则踏上归程。

有趣的是，黄学周作为会议东道主，为了体现国语罗马字的实际应用，特意将“请客片”上的文字也都采用国语罗马字印刷，正面写明邀请人以及赴宴时间、地点，反面就是宴会的具体菜单。这张“新式请客片”中提到的陇海花园众乐轩，也是当时郑州的门面性建筑。陇海花园由陇海铁路局始建于1915年，最初是供陇海铁路沿线绿化之用的苗圃，园内广植花草树木，后改扩建为可供郑州市民休息娱乐的场所。“众乐轩”是园内最大的一座礼堂建筑，众多民国政要都曾在此开会，匾额上金色的“众乐轩”三字为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所书。

国罗代表大会的“新式请客片”

黄学周在陇海铁路掌权总务处期间，每遇重要客人来访，几乎都会安排他们到陇海花园一游，比如上文所述青海考察团，通讯中也记载了一行人游览陇海花园的感受：“吃罢早餐，黄处长招待我们到陇海花园去散步，那个花园占地五百亩之广，里面广植着许多鲜艳的花草，再陪衬着原有的古柏苍松，益呈现出雄壮秀丽的姿态。有几株柔枝倒垂的柳树，竟和上海法国公园中的杨柳，具有同一的风格。我们身临其境，几疑尚置身于金迷纸醉的上海，忘掉了仆仆于旅途中的辛劳。”可惜1937年抗战爆发后，陇海花园尽毁于战火之中，1949年后成为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所在地。

1934年5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前中戴墨镜者）及立法委员视察郑州时，在陇海铁路郑州花园众乐轩合影，前排左二为钱宗泽，后排左五为黄学周（图片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2卷（1）》）

此次国罗代表大会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这篇宣言以“G.R.促进会”的名义发表在济南的《民众周刊》上，最后一段气势澎湃地总结了会议达成的共识：

本会的两大宗旨：第一国语普及，目的是扫除五万万国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实行唤起民众的工作；第二国语统一，目的是联合南北中心汉满蒙准回藏苗的情感和精神，完成本国民族的统一。本会唯一的工作，就是结合同志推行并研究G.R.，工作的大纲就是：（一）编译书报：介绍新知识，叫民众认识现代；介绍旧文化，叫民众了解历史。（二）训练G.R.的人才，从普通应用到文学作家。（三）推行G.R.于各级各种教育，用来增高并扩大教育的效能。（四）推行G.R.于交通界科学界，用来解除从汉字发生的一切困难，和语言不通，文字难识的种种阻碍。本届代表大会共同决定了实践以上各项工作的具体的计划，凡我同志，大家努力干起来！G.R.促进会万岁！

不料事与愿违，1934年的这次国罗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国语罗马字运动就因各种原因转入低潮，黄学周精心筹备的国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也成了最后一次。

念念不忘推广国语罗马字

黄学周虽然称不上是文化人，却对推广国语罗马字极为热心，1934年堪称他为国语罗马字推广做出卓越贡献的一年，除了在郑州筹办国罗代表大会外，还做了其他很多务实的工作，现根据当年《国语周刊》上登载的相关消息，简述一二。

白涤洲本是民国国语运动的一员干将，先世为蒙古八旗，辛亥革命后取姓白，他因为自幼成长于北京，“国语”非常标准，所以1933年8月应中华书局之邀到上海灌录了一套标准国音国语留声机片。1934年初，黄学周到北京出差，发现白涤洲送给他的这套课本没有国语罗马字翻译，深感遗憾，于是就向白涤洲提出翻译建议。但白涤洲事务繁忙、无暇翻译，就将此事项委托黄学周代劳。黄学周回到郑州后立即着手翻译工作，还把它印刷出来供陇海工会的工人学校当作国语罗马字课本使用。

白涤洲发音灌录的《标准国音国语留声机片课本》

当年，国罗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白涤洲亲自到场参会，谁知会议结束后不久的10月12日，大有前途的青年学者白涤洲就因伤寒菌侵袭在北京去世，年仅35岁。这是继国语运动的另一员主将刘半农在三个月前去世后，中国语言学界遭受的又一重大损失，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人都写有专文悼念。

黄学周得到消息后，亦写下《挽白涤洲先生文》，其中回忆了他和白涤洲的初识经过：“我认识白先生，是在他到陇海铁路沿线来调查入声的时候儿：我对于音韵学的认识，就是在这一次发动，同时我对于国语罗马字的兴趣，也是在这一次激增。”而后表达了对白涤洲去世的无尽哀痛和推进逝者未竟事业的决心：

啊呀！白先生！您果真是死了吗？您真的追随着半农先生，永远地去研究你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去了吗？但是，但是你们的研究所得，还能不能传播到人间来呢？唉！这是一种梦想，绝对不会实现的！对于他的遗著的整理，我们同志间是人人有责的，虽然是很愚笨的我，也有一部分的整理的责任，我又怎么能够搁起他那本东西呢？如果把它真搁起来，怎样对得起白先生？又怎样对得起全国的民众？努力吧！我们不能因为这种损失而灰心，我们要完成死者没有完成的遗志；白先生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的吧？然而我们对于这种不幸的损失，怎么忍受得了呢？不由不捶胸痛哭了。

除了在自己管理的陇海铁路职工中推广国语罗马字外，黄学周还曾介绍位于开封的河南建设厅传习国语罗马字，以及总是不失时机地在各种场合加以推广：比如1934年6月“中央党部民众运动委员会”召集全国省市党部常务委员到南京开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黄学周就提交了一个“推行国语罗马字普及教育，唤起民众，以利党务案”，又比如在军官学校举行纪念会和招待南京新闻界时，他同样不遗余力地向众人介绍国语罗马字。

黄学周本人对于国语罗马字的意见集中体现于《中国文字澈底改革谈》（载《大众画报》1934年第5期）一文中。他直接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汉字繁复导致的民智未开，并将国语罗马字当作追求进步革新的工具，态度极为坚决：

文字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是为大众提高知识应用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古董玩具、单单的给少数人的享受，任凭一般所谓知识阶级把持着专利品呀！我们要为大众谋福利，为国家民族而奋斗，那么只有把民众的知识提高，才能达到民治民有民享的目的，那种古董式的历史美术品——方块儿汉字——既然不能供我们活的民众应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另用一种活的文字，来代替它，作我们求知的工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