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的契机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深刻体会到健康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全社会开始从关注GDP数值转向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水平。绿色复苏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环保生存环境的要求，更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具体可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人们加强公共卫生意识，更加关注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环境问题，更涉及每个人，唤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与健康需求。疫情期间，人们对大气治理、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特别关注。各类重点污染和排放不达标企业纷纷关停，或积极进行技术升级与生产转型。

二是数字智能互联互通和智能制造等技术被社会各界广泛投入使用。世界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智能互联时代，中国采取更为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企业必须直接参与国际产业竞争。传统高碳产业的高污染低产出已经无法获得投资和市场支持，市场环境大幅调整，企业失去以往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产业（企业）如果想继续发展，必须实现绿色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智能互联互通

三是人们调整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进入数字化“智云”社会。“云”生态模式得到广泛应用，云办公、云聚会、云课堂、云社交、云婚礼、云毕业、云招聘、云答辩、云游戏、云医院和云就业等创新模式不断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球超过20%的机构采取了居家办公的方式。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新春复工期间，超过1800万家企业采取了线上远程办公模式，近3亿人开启在家办公模式。Facebook宣布未来10年调整业务结构，4.5万名员工中有一半采取永久性居家办公，Twitter也选择大部分员工无限期居家办公。在美国每名员工一年可以消耗重达1/4吨的物资，其中包括1万张打印纸。4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自办公室的取暖、降温和照明，所耗电量达到用电总量的70％。仅交通一项，上班族们每年就要排放13亿吨二氧化碳。此外，处于待机状态下的电脑每年要消耗价值10亿美元的电力。很多机构表示在疫情后继续沿用居家数字办公模式。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办公模式的数字化倒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数字化颠覆了传统产业生存模式，对企业提出绿色数字化发展的高质量要求。

居家办公

四是全球化的重心转为区域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被重构。由于百年不遇的疫情爆发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世界经济发展开始从全球化模式转为以地方性贸易为主的区域化模式。全球市场萎缩，原有的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由于疫情造成阻隔断裂，各国为保持自身安全，必须重构区域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以保障本国的有效供应。其中，我国传统依赖的外向型经济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在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重构的过程中，各国都希望在绿色产业链上处于高端位置，导致企业间竞争加剧。而高碳排放企业在绿色发展之路上的生存空间非常狭窄，必须快速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实现转型升级与绿色高质量发展。

五是绿色复苏为各国提供了大量新业态工作岗位。韩国政府认为，发展新能源产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将是制造业的2-3倍，尤其是太阳能和风力发电产业的发展，将创造相当于普通产业8倍的就业岗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课题组估算，绿色投资累计将会给我国经济创造520万-530万个工作机会，其中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投资约可带来208.4万个直接与间接工作岗位；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投资可带动233.9万人就业；农村民生工程（沼气池建设）可创造将近9万个相关工作机会；环保产业从业人员预计达到上千万人。

综上所述，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过程也是绿色复苏的过程，更是企业生产方式与人民生活方式向绿色转变的过程。疫情给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也带来了发展与转型的机遇。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化解疫情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关键，而绿色复苏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更是世界各国走出困境的出路。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绿色复苏需要克服的难题

疫情令世界人民了解到重视气候环境变化、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关键，绿色复苏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前进道路作出重要指引。然而，2020年疫情爆发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使企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远超过其自觉推进绿色化转型的动力。绿色复苏在中国面临着巨大困境，经实地调研走访发现，中国各地推进经济绿色复苏存在七种典型难题：

一是绿色转型成本过高，导致地方绿色转型的能力不足。近年来，长江部分地区深陷所谓“化工带”的阵痛中。调研发现，长江流域的绿色转型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普遍面临历史欠账多、治理水平不高、手段不足以及资金、人力、技术投入短缺等问题，亟待探索绿色循环治理模式，突破资金、技术和管理难题。如公开报道所示，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春江镇）相关负责人说：“滨江经济开发区的沿江劣质化工企业腾退需要近30亿投入，还不包括后期10多亿元的场地环境调查和生态功能修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融资渠道，财政压力较大。”

二是高污染产业面临着资源依赖，导致绿色复苏出现转型瓶颈。中国是全世界煤炭开采量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在中国2019年能源生产结构中，原煤占比68.8%，远高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能源对煤炭的依赖度在短期内很难大幅度降低，清洁能源（风能、太阳能、核能等）的技术改造也并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煤炭运输

三是污染企业利润诱惑过大，导致企业绿色化的动力不够。以公开报道的石药集团为例，根据新疆托克托县官方网站公布的产量——年产4000吨青霉素工业盐、2000吨6-APA和4000吨阿莫西林原料药来推算，其每天要排5000-6000立方米的污水，利润约2.8亿元。本书估算，类似产能规模的企业，如果按国家标准排放，污染处理设施还要投资2亿-3亿元，每年运行成功需1亿-2亿元，这势必让企业利润大打折扣。化工医药是高污染行业，企业利润无法抵消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若按国家环保要求进行生产，企业利润会大幅减少。

四是重污染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加大绿色复苏的难度。为逃避环境监管处罚，一些重污染企业借各地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由南向北、自东向西搬迁至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为当地提供税收和就业，获得生产许可，继续排污运营。例如，2008年，环保部颁布了《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1907-2008）》，8月1日起实施。东部某省市的一位药企负责人称，在新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下，大部分药厂无法达标，导致上海药企逐渐放弃在本地进行原料药品生产，并依靠各地环境监管差异将生产搬迁至安徽、江西等中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带来的技术成本和政策成本下，逐利性驱使企业向边远地区进行污染转移。

五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污染处罚力度较弱，督查绿色复苏的力度不够。这主要是指企业为追求利润而忽视环保惩罚的事例。2020年7月，山东某橡胶生产公司污染防治设施未运行，涉嫌违规排放大气污染物，被罚款13万元。2020年8月20日，某药业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通过逃避监管方式排放水污染物，被当地生态环境局罚款100万元。调研表明，这些罚款对企业未来的排污惩戒作用有限，对同类企业的警示意义也不明显。

六是一些高排放企业的失业压力，诱使地方保护的滋生。以山东省某钢厂为例，虽然长期存在污染，但基于企业解决当地很多人就业，给地方带来税收，因而一直处于地方保护状态。由于新环境保护法规出台，污染严重超标的钢厂被关停转产，直接导致8000多名职工失业。类似的现象存在不少，而就业是地方稳定的重要指标，高排放企业一旦挟失业风险相逼，往往会获得地方保护。

七是一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术能力不足，影响绿色复苏的进程。根据《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0）》显示：“在江苏、山东、浙江、广东等地具有代表性的2608家中小企业样本中，89%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探索阶段，企业开始对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等核心环节进行数字化业务设计；8%的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践行阶段，对核心装备和业务数据进行数字化改造；仅有3%的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转型深度应用阶段。”企业迫切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质量，但普遍面临“不会转”“不能转”“不敢转”等技术难题。一方面，各地企业面临转型人才欠缺、数据采集基础薄弱、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等难题；另一方面，高昂的转型成本和有限的资源投入，造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为继。数字化转型的困难，势必影响绿色复苏。

综上所述，通过各地调研与公开报道的案例整理收集发现，中央和地方提供了财政和金融专项扶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产，企业绿色发展转型中仍然存在的诸多现实而复杂的困难，是疫情后绿色复苏工作中需要逐一克服的难题。

本文经授权摘自《碳中和与中国未来》一书。

《碳中和与中国未来》，王文、刘锦涛、赵越/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