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政府治理手段如何变革？

人类社会经农耕时代、工业时代，而今迈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时代，数字化生存成为常态，相应地，数字化也引发了政府治理手段的嬗变，进而涉及围绕治理手段的一系列制度体系。面对如此社会巨变，政府治理手段必须变革，才能达成善治的国家治理目标。

政府治理手段变革，需要匹配新的思维方式

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管理，转向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合作治理，构成了21世纪以来政府自我改革的一个主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数字化时代到来的一种回应。

但传统“重管理-轻治理”的政府治理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框架，在今天政府治理决策者观念中仍然存在。

在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传统思维。

因为当每个人都处于数字化生存状况中时，数字治理带来的高效、便利可能使政府进一步扩大这种治理手段的应用范围。

而我们必须注意政府治理中可能出现的借助于数字化治理的“懒政”现象。

在民众普遍对数字化技术与知识缺少基本理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确立“源头治理”思维，即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回溯产生问题的源头，强化风险预防。

政府治理手段变革，需要受制于法治框架

法治意味着规则之治，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规则，才能各行其事。

就政府而言，法治政府即是受法律约束的政府，其权力行使都需要有法律依据，故其治理手段变革也不可以脱逸法律。

政府治理手段变革当以立法为前提。

也就是说，政府治理手段变革必须先通过法律确定，不可采用便宜主义，让治理手段失去法律制约。

即便是政府在紧急状态下制定的各种应急措施也应当在法治框架内，不得突破法治底线，如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等。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技术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也为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途径和方式提供了更多选项。

但随着自动化行政的扩展，公众参与的空间可能会被收缩，原有的途径和方式可能会失效。

因此，公众参与政府治理作为法治原则必须坚持，不得改变、废弃，更不能轻视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政府治理手段变革需要，坚守以人为中心的法治价值

政府治理手段的数字化给政府带来了监管上的有效性、便利性和可视性，客观上提升了监管的效果。

但政府治理手段变革应当不失人文主义精神，要让数字与机器变得可以让人亲近。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

个人信息保护在数字化时代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为了对抗数字技术主义对人的尊严可能带来的损害。

个人信息具有一旦泄露就不可能“恢复原状”的特点。

事先预防性保护永远优于事后惩罚性追偿。

国家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但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如何在治理手段有效性、便利性和可视性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获得一种平衡，是政府治理手段变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数字化时代政府治理手段往往呈简单、高效之特点，但它往往欠缺个案正义的考量。

如在有裁量空间的行政执法中，自动化执法呈现出的“一刀切”方式就难以显示“教育”功能与意义。

自动化行政并非是一种完美治理手段，它不仅有个人隐私被泄露的缺陷，而且算法也存在不透明的风险。

数字时代中政府治理手段的有效性、便利性和可视性都必须接受合法性的拷问，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介绍：

章剑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启真新论微信公众号

原文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53-54页，有改动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

今日编辑：陈柏妤

责任编辑：马宇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