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古论坛揭晓十大田野考古，主题聚焦“水与古代文明”

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上海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水与古代文明”，论坛期间，来自多国的学者将发表主题演讲。12月8日，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向优秀个人或组织颁发“世界考古论坛奖”，其中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布莱恩·费根教授获得终身成就奖。此外，“婆罗洲岛尼亚洞穴五万年的历史”“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等10项考古新发现获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中国考古学：从第一个村落到第一个国家”“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等9项获“重要考古研究奖”。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开幕发言中表示：“对于过去的考古探讨，有助于我们更真切的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更加从容地应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成立于2013年，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利用。它是宣传考古成果、促进考古研究、彰显文化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平台。论坛致力于创新与合作，关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于2017年12月8日至11日在中国上海举行。

水与古代文明，探讨的是当下历史的发展

本届论坛主题为“水与古代文明”。水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的数百万年间，自然降水是狩猎采集社会仰赖的唯一水资源。水的使用与食物生产、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之间日渐复杂的关系，促进了人类社会及其组织机制的发展。无论是生活日常所需、灌溉、防洪、用水存储、排放和运输，还是礼仪与宗教，水对于古代文明的繁荣至关重要，包括世界各地城市和文明中心的出现。人类社会在临近河流与海岸的地方建造城市，通过掌控水资源来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随着城市聚落的扩张，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最终促进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包括灌溉和排水系统、蓄水设施及长途运输技术的发明。这些技术革新提高了食物的产量，引发人口的持续增长，政治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从日常的饮用、洗浴到礼仪用水，从国家层次的大规模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到地方水利技术的发展，从隋唐的大运河到古罗马的引水渠，地点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急剧增长的水需求，以及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城市化、人口膨胀、经济发展、政治冲突和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等，加剧了地球上水资源的压力。当今以及未来用水的问题变得极为迫切。上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魏復古提出关于水利文明的“东方专制”模式以来，考古学者愈加注重对水、水文景观、水资源管理、可持续性农业发展，以及水与宗教、礼仪关系的调查和研究。考古学对于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今社会及未来水资源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尤其是水资源缺乏、水灾害和地方治水的具体实践等。这些认识不只是一般原则或过程的阐述，更重要的是根植于特定历史场景和具体案例的分析。因此，对于水资源问题的考古学研究意义重大。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开幕发言中表示：“考古学是发现和认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重要途径，考古学的学术成果是促进各国文化交流、文化理解的基础。近年来，我们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开展了多项合作考古调查、发掘项目，不断提高合作的深度和水平。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水与古代文明’。中华民族对水有着特殊的情感，近年来良渚遗址等一系列重要水利遗址考古发现，让我们越来越真切地认识到伟大的古代科技，体会到只有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能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方面探讨有助于我们更真切的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更加从容地应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促跨文化比较，表彰近三年来重大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研究成果

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的主要目标包括: 向优秀个人或组织颁发“世界考古论坛奖”，表彰其近三年来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或富有创新性、创造性和科学性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促进跨文化与比较研究，探讨水资源、水管理与古代文明发展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 ; 鼓励考古学者与其他领域学者在水资源及其管理研究方面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对那些需要跨学科和长程视野问题的探讨。12月8日上午，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向优秀个人或组织颁发“世界考古论坛奖”，其中包括终身成就奖（1项），杰出贡献奖（2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10项）及重要考古研究奖获奖（9项）。

其中，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布莱恩·费根教授获得终身成就奖。费根教授致力于向公众传播考古学，并提倡将非传统的方法和多学科的方法用于研究，对考古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也十分感兴趣。在颁奖典礼上，费根教授表示，在过去40年到50年间，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的考古现场度过的，他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人类的未来很有可能一部分是取决于以前的生活上的理解，希望社会越来越好，更多人投入到考古的研究当中。

英国杜伦大学的克里斯多佛.史卡瑞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的玛莽·阿布杜凯如获得杰出贡献奖。克里斯多佛.史卡瑞主编的《古物》杂志是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大平台。而玛莽·阿布杜凯如博士为“考古学最终代表社会凝聚力”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该奖项表彰了他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世界考古学领域的独创性和勇气。

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获奖项目分别为：东南亚岛屿雨林的狩猎采集与农业·婆罗洲岛尼亚洞穴五万年的历史，国王之水 – 大希律王在马萨达的水资源管理，印度尼西亚梁步遗址出土佛罗勒斯人属的地层学和年代学修订，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尼格娄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水资源控制、物品交换和礼仪：新墨西哥州查科峡谷普韦布洛博尼托遗址的考古发掘，澳大利亚六万五千年的人类居住历史，伯利兹素那多尼基遗址A9古墓和第三、四号象形文字碑的发现及其政治意义，交叉学科研究与保护科潘文化遗产，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和匈牙利南部下涅克新石器遗址 公元前六千纪到五千纪绵延1300年的聚落。

在当天上午的重大田野发现奖报告中，盖尔·斯迪拜博士在《国王之水：大希律王在马萨达的水资源管理》中介绍，他们的考古工作主要关注与几个有关活动的方面：遗址周围和遗址内的谁管理，以及在山顶宫殿中井的使用。从而研究希律王在马萨达沙漠地区过渡使用水的情形。

在全球变暖和缺水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解干旱地区水资源的管理方法以及对干旱气候进行适当调整的发现为古代农业和经济提供新的见解。同时，这个研究的展开对一些现在已经灭绝的植物复苏提供了可能性的帮助。

而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尼格娄水下岩洞的考古探索》报告中获悉，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在黑洞水沟，该项目的目标是收集人类骨骼并尽最大可能获取更新世末期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试图鉴别洞中的每一种动物物种，并通过放射性测年法确定地质年代，并通过稳定同位素分析将其置于当地的食物网络中。此外，还要获取有关海平面变化的数据，以及根据洞穴堆积物和方解石沉积物获取的气候和水文条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考古界从未遇到的艰苦环境中工作。报告中也介绍了考古工作中水下作业等遇到的各种挑战。目前，在黑洞水沟地面上已经鉴别出13种哺乳动物（蝙蝠除外），在隧道连接处鉴别出5种。

此外，重要考古研究奖获奖项目分别为：战争、干旱与农业：应对冲突和食物短缺；阿马拉西城研究计划 探索努比亚古埃及法老时期殖民地的生活（公元前1300 – 800年）；斯克吕斯楚普女尸传奇；欧洲温带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奶业革命；交叉学科研究与保护科潘文化遗产；为了不久将来新生活的考古学：叙利亚古乌克什城；中国考古学：从第一个村落到第一个国家；欧洲东缘的早期人类：北高加索奥杜威文化遗址的调查与发现和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

相关链接：两项中国考古获奖项介绍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的中心-石家河聚落考古新发现

石家河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是长江中游地区已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群，面积约8平方公里。

石家河遗址最早发现于1954年。1955年~1992年，考古工作者多次调查、发掘石家河遗址，确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及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群奠定了石家河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发现的蕴含丰富史前文明信息的大型建筑、铜器、玉器、刻划符号、祭祀遗迹等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内容。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主要经历了油子岭文化（距今 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 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 4500—4200年）、后石家河文化（ 距今4200—4000年）等4个发展阶段 。其中，从油子岭文化到屈家岭文化再到石家河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其整体文化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存在文化谱系上的断裂或突变。

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探讨石家河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史前遗址73处。2011年，发掘确认石家河城址东南段缺口存在城垣堆积。2014-201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天门市博物馆对石家河遗址核心区进行系统勘探，并重点发掘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严家山等遗址，共计勘探面积约3平方公里，发掘面积约3375平方米，取得一批新成果。

其一、勘探发现石家河遗址核心区域存在多重人工堆筑的大型城壕遗迹，为宏观上认识石家河遗址的布局结构提供了新视角。新发现的谭家岭城址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平面大体呈圆角方形，城垣东西长440米、南北宽390米，城垣内总面积17万平方米，城壕内总面积则达26万平方米。

其二、发掘的谭家岭、三房湾、印信台、严家山等遗址，是深入研究石家河遗址聚落结构演变及石家河城址聚落功能区化的新物证。

其三，新发现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玉器，丰富了中华文明进程研究的内涵。谭家岭遗址5座瓮棺出土的240余件精美玉器是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玉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新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虎座双鹰玉饰、玉牌饰、虎形玉冠饰、玉虎、玉鹰等，不仅类型丰富、造型生动，而且技术精湛，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特点。长江中游地区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到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并未依照自身的轨迹运行，此时出现的非本区域文化传统的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大量涌现的源自中原王湾三期文化的陶器以及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等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发展进程遭受黄河文明的强烈冲击被迫中断，以石家河遗址为代表的后石家河文化已被整体纳入黄河文明的进程中。虽然以石家河城址为核心的聚落模式瓦解，尚未发现这一时期明显的中心聚落，但石家河遗址多地揭示出的精美玉器、制玉遗迹、陶塑艺术品、铜器等，显示这里仍然存在发达的手工业，其文化依然相当繁盛，且瓮棺葬主人之间存在明显等级身份的分化，石家河遗址仍然可作为在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典型代表。

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

山西襄汾陶寺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4,300至4,100年。以13万平方米宫城及南外侧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近10万平方米）构成核心区。宫城有结构复杂的曲尺形角门，宫城内已发现疑似“冰窖”附属建筑。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内已发现双开间半地穴式住宅。宫城东西两侧为普通居民区，宫城东侧有大型仓储区。宫城东南为早期王族墓地，已发掘王墓6座，随葬品在百件以上，出土有彩绘陶龙盘、彩绘陶礼器、彩绘木器、玉石钺、大厨刀、日用陶器等。大贵族墓数十座，随葬品数十件，包括石磬、陶鼓、鼍鼓等礼乐器组合，彩绘陶器和日用陶器。其余近千座小墓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阶级对立状况凸显，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清晰。都城的结构与性质初步具备。

陶寺中期距今4,100至4000年，宫城继续使用，宫城内增建了若干宫殿建筑。其中最大的核心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上至少有前后两座殿堂建筑。前面一座殿堂建筑，据残留的柱网结构计算，面积大约286平方米。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废弃，但增建了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中期王族墓地与观象祭祀台被设置在约10万平方米的东南小城内。

陶寺遗址在晚期（距今4,000至3,900年）很可能被外族征服，遭到了残酷的、国家社会形态下特有的政治报复，本地政权颠覆，整体沦为殖民地，失去都城功能。在晚期偏晚某个时段，陶寺政权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宫城和城北祭地礼制建筑均曾经复建，并在宫城南墙东段，增建了一座城门。该城门带东西两翼墩台的兼具礼仪与军事防御特征的，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阙门制度之先河。然而不久，陶寺晚期本地政权最终被再次彻底翦灭，陶寺遗址被彻底废弃。

到目前为止，陶寺宫城内出土了3件朱书陶文，时代陶寺晚期，均写在陶寺晚期扁壶残片上。其中一个字符“文”字，学界多较认可，同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我们释读为“尧”字，有3件重复字符，其中一件字符完整，两件残断，对其释读还有邑、昜、唐等不同见解。陶寺中期贵族墓葬IIM26随葬农具骨耜上契刻单字“辰”字，很可能是“农”字的初始字。显然这些字符都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有着明显的传承源流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字最初的发轫很可能在于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以其最齐备的都城功能要件、中国最早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制度、礼乐制度、宫室制度、最早的汉字、最早的红铜铸造礼器群、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圭表仪器等等，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的集成点和起始点，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国家， 成为“中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概念的肇端，中原观念诞生伊始。包括文字在内的一系列考古证据链都明确集中指向陶寺城址是中国历史文献中所说的尧舜之都，使尧舜传说正变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