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村：取悦客人之道，竟来自猎头传统

余云

我读毛姆小说集《木麻黄树》中文版，不明白为什么译者要把婆罗洲达雅克人的“long house”画蛇添足翻成“连体农舍”，而不是直译为东南亚华人熟悉的“长屋”。《胆怯》那篇中毛姆写:

“这是一种用木桩搭建而成的农舍，整个村子的人都公用一个屋顶;要进入农舍，必须爬上一截树干，树干上胡乱砍出几个凹坑作为台阶——”

说“熟悉”，其实只是纸面上的——如果你连旅行都没有去过那里。如今参观长屋是砂拉越主要旅游节目之一。

“从农舍出来，就去看一批人敲锣打鼓，他们排成一条长队，沿着农舍来回行走。两侧是棕色的人群，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臀上，静静地盯着白人走过。地上铺开了干净的坐垫，客人们各自坐下。头人抓来一只活鸡，拎着它的双脚，在客人的头顶上兜上三圈，大声叫着神灵的名字，求它见证，嘴里还念着某种符咒。”

——真令人惊异，80多年前毛姆那时代，土著村民就已经这样迎接白人旅客了。“他们取悦客人的方式一成不变， 很快就令人厌烦起来。”这样的句子，又好像正在说今天的情形。

毛姆提到了一只被用来念咒的鸡，带我们来到婆罗洲森林高原的向导许先生则说了达雅人喜欢“斗鸡”的由来:一个 半世纪前，建立了砂拉越国的“白人拉者”詹姆士·布鲁克和继承人查尔斯·布鲁克迫达雅人放弃“猎人头”的野蛮习俗，以“斗鸡”取代了“猎头”。

是的，与“长屋”连结在一起的传统无可回避地包括“猎头”。猎头曾是达雅人英雄气概的象征，每个少年只有在征服敌人的战斗中猎过活人头才算成人。男子娶妻之前必须提着人头战利品到未来岳丈家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而这类征战，通常是为了争夺土地或其他生存资源。

婆罗洲达雅克人的长屋

我们住了两天一夜的这个达雅族分支比达由人的“安娜村”，和每个达雅村庄一样，在长屋之外村庄入口有一座独立的“人头屋”(headhouse)。女人禁止入内，我只好站在台阶上往里看了一眼。幽暗的屋内一个长方形铁丝网篮盛着村民祖先的累累战利品挂在房梁下，“最古老的那颗人头已经200年了。”向导说。高原的风早已将一颗颗头颅熏得枯黑枯黑。“村庄年满12岁的少年都要在人头屋里守夜以培养胆量。”当然，那是从前。

山谷里的安娜村，长长的木板吊桥， 两岸是错落的农舍，河水流向远方神秘的雨林......被热带高原奇花异果簇拥的小村在黄昏的光线里如印象派油画。是的，不再是一条长屋一个村，一扇门内一家人。农舍已错落有致，外出打工见了世面的年轻人不愿再与全家群居一室， 他们在长屋上加盖了第二层。长屋四周，经济较宽裕的村民也建起了各式小楼。

我继续读着东马诗人吴岸的《砂劳越史话》，终于明白了用枪炮逼使文莱苏丹一次次割让土地，建立起一个延续百年白人王朝的布鲁克们，是如何“教化”达雅人走向“文明”。

1856年查尔斯·布鲁克再次率领政府军队进攻达雅族另一分支伊班人的村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烧毁他们的住家之外，别无他法，即使妇女也应该遭受苦难，因为她们是这些凶残行为的主要鼓励者。毁了男人的生命不是杜绝凶残行径的永久办法，但是烧毁一个村庄，使村民失去他们的古物，如头颅、古瓮和武器，则可以使男女村民处于极度的恐惧。”

《砂劳越史话》说, 在这次战役中，“查尔斯军队至少烧毁25座伊班人的长屋，而被焚烧的稻米，其灰烬高达一尺余。詹姆士对查尔斯的胜利，无比高兴。”

我想象着整座山头被焚烧，烈焰冲天如爆发火山的画面，又读到一段叙述:不再猎人头的达雅人例外地“故伎重演”，是在上世纪40年代。

“当日本部队开入内陆时，常常遭到达雅族人和加央族人的反抗，不少日军将领的头颅被他们猎去。在内陆加央族人的长屋里，至今还看到一个据说是日本教育部长的头颅。 两个眼洞上仍然戴着他当时的金框眼镜。”

热带高原安娜村的村民，后来都随传教士信了天主，我想着“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步”这样纠结的问题。那天许先生把我们带到村后一棵奇高的大树下，指着不远处苍茫的山峰说，19世纪中后期此地村民常与山对面荷属婆罗洲的山民交战，死伤无数，有一个叫安娜的荷兰女子从山那边过来帮忙，让两地村民沟通讲和。 “安娜村”( Annah Rais)即因纪念她而来。1891年，英国政府与荷兰政府同意以砂拉越与荷属婆罗洲之间最高山上的分水岭为两地的边界线，协议正是在这棵大树下签订。

呵，这棵树是如此挺拔高耸，高到我的朋友要仰躺在地才能用相机拍到它的全貌。

( 本文作者系剧作家与散文作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讲师，新加坡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导师，新加坡电视台高级编剧，《联合早报》副刊资深编辑。本文经授权转自其游记合集《在南洋小城荡来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