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HIV携带者共进晚餐，聊了聊同性恋、性和艾滋病

距1981年人类首次发现免疫缺陷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俗称艾滋病病毒），至今已有36个年头。

由于性行为是其主要传播方式，HIV被普遍认为与滥交、吸毒、犯罪等行为有着天然联系。长久以来，HIV感染者不仅要经受来自身体病变的折磨，还遭受外界歧视。

在第30个国际艾滋病日前夕，湖南长沙两名感染HIV的高校学生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他们属于当前艾滋病高发人群——男同性恋。

面对艾滋病，他们表现更多的是挣扎过后的坦然、平和、理性，并身体力行，规劝身边的“男同”及早按时检测。

他们积极接受药物治疗，期待着U=U（即检测不到病毒=没有传染性），更期待着收获旁人不歧视的目光。

小潘

11月28日傍晚，天色渐暗，长沙下起毛毛细雨。

走出芙蓉广场地铁站口，小潘背着包戴着耳机，带着我们进了一个逼仄昏暗的巷子，左拐、右拐，又到了一个更小的巷子。

“今天又检测出一名阳性，也是个学生。”听到这句话时，我们没看清楚小潘的神情，但还可以从语气中听出几分无奈和遗憾。

小潘20岁，男同性恋者，湖南某高校在读大三本科生，是个眉清目秀、身材瘦高，性格开朗的小伙子。两个月前，小潘被确诊感染HIV病毒，目前已服用药物两个多月。

细雨打湿了路面，在两侧浅沟里积起一滩滩水。小巷里行人不多，街边一家小餐馆挂着退光了皮毛等待售卖的羊只，少有人问津。

越往小巷里走，街灯越加昏暗。若非熟客，很难找到这家馆子。

小潘是这里的熟客。

餐馆房间狭小，放着4张餐桌，包括我们一行三人在内都坐满了食客。两个菜一个羊肉小火锅，叫了一轧酸梅汤，就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小潘毫无避讳地和我们聊着一些私密话题。说到要紧之处，大家不约而同地会压低声音。

饭局是一天前约的。

27日下午，小潘刚接受完采访，一起和我们站在外面的露台上，晒着太阳聊天。小潘说，有几位“防艾”公益组织的朋友知道他感染了HIV，有一次约吃饭，“他们觉得没什么，我自己还有些不自然”。

“来啊，和HIV病毒携带者拥个抱呀！”即将离开时，我们原本已经做好了以握手、拥抱的方式告别，没想到小潘主动提出来拥抱，像一次试探，更像一种信任和释然。

回到宾馆的晚上，我们决定邀请小潘一起吃顿晚饭，一来感谢他能站出来接受采访，二来也算是一种慰藉，或许能更加坚定地告诉他，有更多的人愿意给HIV携带者一个拥抱、一起进餐……

酸梅汤作酒，大家一起碰杯。服用药物的这两个月，小潘身体反应较大，常会出现头晕、恶心症状。不同以往，熬夜、饮酒等一些不良习惯都会给他的身体带来负担。

小潘从没想过自己会感染上HIV，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安全措施一直做的很好，但最后还是被感染了。没有固定性伴，他甚至不知道是被谁感染的。

第一段同性之恋在读大一时开始，小潘自认同自己同性恋身份以来第一次与同性发生性关系。

大学校园相对开放的观念环境让他得到放松，他甚至在小范围内公开了自己的男同身份。这段恋情维持了大约三个月。

同志交友软件让男同群体找到了属于他们的领地，带来了精神慰藉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通道，可以更容易寻找到男伴。

一年前，小潘开始通过同志交友软件来寻找伴侣，聊天，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再发照片，合适的话，一起去开房。这原本是小潘认为“不能接受的、肮脏的”行为。

在今年4月的例行检测中，小潘的HIV检测结果还是阴性，9月份再做检测时“阳”了。不知传染源是谁，他回想，“自己也从没有过高危性行为”。

即使已提早对艾滋病病毒有过较全面了解，知道这种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保持与正常人无异的生活，但他还是备受煎熬。“等确诊的那一个月，我就总会想，会不会是检测错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简称：艾防中心）发布的多篇幅科普文章指出，感染 HIV 后，如果不及时抗病毒治疗，经过 5-10 年的潜伏期，将会发展至艾滋病期，出现严重的机会性感染、肿瘤等严重疾病，最终导致死亡。

如果能及早发现，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并坚持按时、正确服药，使病毒处于抑制状态，身体就能保持健康，生活就不会受到过多影响，预期寿命将与常人无明显差异。

小K

11月29日晚上，小K推开门和男伴进来的时候，我们感到有些意外。

男伴是一位颇壮实的青年，年龄与小K相仿，有些腼腆，背一个黑色小包，扶着小K走进来，坐在旁边椅子上，没有太多话语。

能接纳自己的伴侣是HIV携带者的同性恋者少之又少。

小K，21岁，长沙某高校在职研究生，HIV感染者。

21岁的小K是长沙某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男同性恋者，2个月前被检测出感染HIV病毒，开始药物抗病毒治疗一个月左右。

第一期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让小K几乎每天都昏昏欲睡，呕吐、头晕、四肢无力，瘦小的身板走路有时都会站不稳。他当天刚从医院检查完，尝试换了另一种治疗药物。

小K喜欢阅读、写一些理解同性恋的文章始于李银河的书。他说，那些文字让自己重新审视性和婚姻，不再恐慌甚至歧视自己。

在大学校园，他开始与男生恋爱，开始有了性行为。“在我接触这个（同性恋）圈子大概半年以后，我已经想到我将来某一天会成为HIV的携带者。”没感染HIV之前，小K和身边多位HIV感染者朋友一起相处，“我也没有歧视过他们”。

小K说，因为他对HIV有一个基本认识，“当我需要接受它的时候，其实我用一两天就接受了，比较轻松”。

“首先是已经了解到这个病目前可以被控制的，自己不至于会死。当然也会有一些害怕，毕竟这个病目前无法治愈”。

19岁时，在发生男男性行为之后，出于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小K开始例行每半年前往检测点检测一次。

对于众多男男同性恋者来说，稳定的定期检查有助于提早发现是否感染HIV、梅毒等病毒，也就意味着可以及时进行药物抗病毒治疗。

专注男同性恋人群艾滋病防治宣传的长沙本地防艾公益组织左岸彩虹一位负责人项宇介绍，在他接触的男同性恋人群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保持定期检测。

项宇说，2017年至今，他们累计为4000余人次男同性恋者进行了HIV和梅毒检测，累计初筛到疾控确诊HIV病毒感染者病例400余例，其中仅20余例能够保持定期检测。

小K在今年9月发现自己感染HIV病毒，他称自己没有过“一夜情”行为，唯一能将病毒传给他的只有自己的男伴。彼时，他已和这位前任分手。

“我其实没有怨恨过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只是希望他能去及早检查，别在传染给别人，自己也能尽早治疗。”小K说。

事实上，更多的HIV感染者难以做到如小潘、小K这样理性和释然。他们会担心自己的未来，恐惧来自社会的歧视，“谈艾色变”。

标签

背靠着长沙湘江边繁华的街道，32岁的小鹏在这里和朋友一起开了家“同志”酒吧。

当夜幕降临，酒吧营业，七彩耀眼的灯光闪动，他们斛光交错、举杯猜拳，陶醉于DJ台上发出的震耳音乐。每一位同性恋者似乎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的自己的舞台灯光，和同伴酣畅淋漓。

小鹏有时间会去“防艾”公益组织去做志愿者，对一些感染HIV的男同性恋者进行心理疏导。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他身边有一些朋友是HIV感染者。

“防艾”公益组织在初筛中发现的”阳性“HIV感染者，快速试纸检查会呈现两道红线。

这些朋友中，有人能过得很好，有人无法解开心结，备受折磨。小鹏说，曾有一位朋友，男模，长的又高又帅，结果感染了HIV，从此杳无音讯，去了陌生的城市。

小鹏说，当男同、HIV被贴上了“歧视”的标签，人们忽略了他们在及时服药控制病毒后，其实和正常人并没有区别。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们另外的标签，比如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贡献，他们可能是工程师、城市的建设者。

就像与艾滋病魔抗击而感动过无数NBA球迷的篮球巨星约翰逊；还有创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爱之方舟”、国内已知的发病后存活时间最长的艾滋病病人孟林……他们身上更多地闪动着艾滋病这个标签以外的光环。

“我们必须要完成自我认同，对艾滋病也一样。”小潘在经历痛苦后确定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他完成了第一次自我认同；感染HIV之后，对艾滋病进行全面了解，“首先不要自己歧视自己”，他完成了第二次自我认同。

而给HIV感染者贴上“歧视”的标签，将其永久钉在“耻辱柱”上，对遏制艾滋病病毒传播并没有好处。小潘认为，HIV病毒传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给它的“歧视”。

“艾滋病是社会全体的事情，你给它施加越多的歧视，它就会传播给更多人。”小潘问：“这个逻辑上你们能理解吗？”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你歧视艾滋病，人们就会‘恐艾’，就会有人害怕来做检查，被感染后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潜伏期内又没有任何症状，它就可能会传给更多的人”。

事实上，中国对艾滋病的检测力度也在不停地加大。

据北京日报12月1日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向记者介绍，2016年中国1.69亿人次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占全球检测量的三分之一，新发现病毒感染者和患者12万多例。

吴尊友说，2008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检测量仅0.45亿人次，十年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报告数逐年增加主要是检测力度加大的结果。

报道指出，现实中，艾滋病病毒检测仍是许多高危人群难以启齿的话题。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参比实验室主任蒋岩介绍，中国约有20万至40万的感染者没有被发现。

“人们需要对这个病有更多的宽容，只有所有人都去检测、把所有的病人都检测出来、所有病人都接受治疗，这样病毒才无法继续传递。”小潘认为。

感染HIV后，小K对病本身没有表现出太多恐惧和烦忧，担心更多的是如何告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他认为，“恐艾”更多源于社会的歧视和不理解，如果身边的家人朋友给予艾滋病人支持和理解，“可能就不会让自己活在恐惧里，社会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保密

炉中酒精燃烧，火锅汤翻滚沸腾。我们开动碗筷，开始享受隐藏于城市之外的美食。聊到兴致之处，似乎已然淡忘坐在一起吃火锅、“侃大山”的朋友是一位HIV病毒携带者。

小潘脱掉外套，撸起袖子，给自己碗里加了一些酱汁，从翻滚的火锅中夹起一块羊肉，沾了些酱汁送进口中。

“如果你是HIV携带者，永远不要公开自己的信息，因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起小潘说的这句话，我们不禁暗自忖度：如果在此时此地，餐馆里的食客知道有一位HIV病毒携带者在这里用餐，会有怎样的后果。

当然，这个假设不会出现。

其实，在小潘看来，“它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慢性病，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慢性病，像糖尿病患者，他们更痛苦，需要注射胰岛素，我还只是每天需要服药而已”。

“某天我突然想起，我得了这个病，我未来怎么办？其实还是很受影响的，因为目前是没有治愈的方法的，只是控制住了病毒，我以后需要终身服药。”小潘突然又有些伤感。

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我无法找人倾诉”，即使是自己的至亲父母也不能。每天小心翼翼地服着让自己恶心、头晕的抗病毒药物，小心翼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有时候，小潘会想，如果这个秘密到了保守不住的那一天，他应该已经达到了控制住了病毒的情况。“就是我开始说的U=U（即检测不到病毒=没有传染性），那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

艾防中心在2016年发布的《男男性行为者预防艾滋病网络干预信息》（http://www.chinaaids.cn/xwgy/nnxwrqgy/cnzl/201611/t20161117_135765.htm）中提到，HIV感染者经过系统规范治疗，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会低于检测限，表明病毒得到有效抑制，病毒对感染者身体的损害，以及感染者通过性途径传播 HIV 的风险也大大降低。

实际上，小潘根据复查结果来看，他的病毒载量已经从每毫升100多万单位，下降到了4000。如果再服药半年，“我的病毒就可以完全控制住了”。

与小潘的想法不一样，小K准备在今年过年时，找一个机会，将父母亲人聚集在一起，告诉他们“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必须对自己的亲人负责，我觉得有必要让我身边一些亲密的朋友和亲人都知道。他们都不知道的话，就觉得自己一直把这个事情一直扛着，也不合适。”

小K认为，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科学的了解艾滋，用一个好的心态去接受事实。只有药物和心理都得到治疗艾滋病患者才会过得更好，“毕竟我们其实和常人无异”。

在那个夜晚，像和小潘道别时一样，我们站在街角，握手拥抱，小K和他的男伴撑着雨伞挽手离去。看着背影渐渐消失在夜色下的人群之中，他们其实和常人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