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镇、枫泾……近代江南大型市镇的行政区划整合

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位于今嘉兴桐乡市的西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拥有1300年建镇史。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转变的产物。南宋两浙已兴起了大批市镇，明清时期则出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长三角地区的市镇发展最为迅速，分布密度也最大，而乌镇作为它们的首席代表，素有“江南第一镇”之美名。不为当代大众所熟悉的是，现在的乌镇其实是历史上的乌镇和青镇两个集镇所组成的；两者不但不属同县，而且不属同府。它俩的整合既是古代以来江南市镇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杭嘉湖一带清末民初分县详图

乌镇，一溪见证千年分合

明清时期，乌镇、青镇分属湖州府乌程县与嘉兴府桐乡县，只是以车溪（今市河）相隔，近在咫尺，实为一镇。两镇虽有政区阻隔，但当地人习惯合称为乌青镇，乌青镇的认同是切实存在的。在康熙《乌青文献》的“疆域”中，张园真就对乌青镇的疆域和四至有着清晰的表述：“市逵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与乌等，横半之”，“至于数十里中疆域所至”。民国年间，也有《乌青镇志》发行。

民国《乌青镇志》

追溯其历史，唐时乌青两镇并未分立，统称乌镇。唐咸通十三年（872年）的《索靖明王庙碑》（朱洪撰并书，吴晔篆额）首次出现“乌镇”之名，乌镇称“镇”可能始于从此。乌镇何时分为两镇，具体时间不明。北宋《元丰九域志》中记载，湖州乌程县有乌墩镇、秀州崇德县有青墩镇，可见最迟在熙宁年间，乌镇、青镇已经分立，并属于不同的州县。南宋嘉定年间，湖州人莫光朝在所撰的《青镇徙役之碑》中也说：“乌青镇分湖、秀之间。”

北宋两浙路湖州、秀州

乌镇的从属关系相对简单，一直属于湖州乌程县；而青镇从属则时有变化。后晋之前，青镇本属于苏州嘉兴县。后晋天福五年（940），吴越文穆王析苏州置秀州，青镇遂属嘉兴县隶秀州。北宋熙宁十年（1077），析嘉兴县西境的梧桐、永新、清风等5个乡归崇德县，青镇在清风乡，属崇德隶秀州。后为避宋光宗赵惇讳，改称乌镇、青镇。明宣德五年（1430），析崇德县的募化、千金、保宁、清风、永兴和梧桐六乡置桐乡县，青镇属之，隶嘉兴府。

淳熙三年（1174），万圭《青镇索度明王碑》说：“秀之青墩与湖之乌墩二市，相抵为一镇”。此时的乌青镇已经有相当名头了。明朝时期，在江南工商业的刺激下，乌青镇迎来了繁荣时代，“负贩之广，封桑之勤，又日盛一日……缙绅士夫摩接街市”。万历年间，乌青镇已经成为居民万户的大镇， 当时推官张应雷称“乌青地方乃浙、直（南直隶）之交，湖州之乌程、嘉兴之桐乡、苏州之吴江三邑相连，本镇居民近万（户）。”

镇制规模不断扩大，且多刑事案件，加上分属两府两县。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政区级别已经不适合乌青镇了。于是，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十一月，曾任广东按察副使的镇人施儒就以“以弭盐盗，以安地方事理”为由，报了一份《请分立县治疏》，奏请朝廷批准分立县衙。从这份《请分立县治疏》中，不难看出乌青镇的盛况：“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乌程、归安、桐乡、秀水、崇德、吴江等六县辐辏，四通八达之地，……宛然府城气象。”乌青镇虽无城墙，却有坊门，规模与府城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有南昌门（青镇南门，通杭州）、澄江门（乌镇北门，通苏州）、朝宗门（青镇东门，通嘉兴）、通雪门（乌镇西门，通湖州）。乌青镇全镇周长达十八里，而明代湖州府城、嘉兴府城的周长都只有十二里，所以时人说乌青镇“名为镇而实县郡邑城郭之势”；而管辖青镇的桐乡县城更是在凤鸣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之小根本无法与青镇相抗衡。

分县之事，终究没有成功。不过嘉靖十九年，明廷还是为乌镇设立了添设通判、同知正六品官衙的添设馆。万历三年（1575），因乌镇周边盐盗猖獗，改添设总捕同知一员，钦给“督理巡盐捕盗同知”关防，专一缉捕盗贼，兼管水利盐法，附近府县悉听约束。由是扩建原有官衙，称浙直分署。康熙元年（1662），清廷同意湖州府同知移驻乌镇，授以巡盐捕盗同知关防，“三府六邑悉为统辖”，同时仍控制石桐秀吴等县（民国《乌青镇志》）。康熙三年，康熙帝决定恢复明时浙直分署的机构，定名为“督捕同知署”，又称“江浙分府（署）”，官署设在官人桥西。民国年间，同知衙门废弃，乌青镇降为普通市镇。

江浙分府

两侧楹联为“屏藩两浙（宋两浙路），控制三吴（古代会稽、吴、吴兴三郡合称）”

广场对联为“控制五邑（杭、嘉、湖、苏、松），督稽七属（乌程、归安、桐乡、石门、秀水、吴江、震泽）”

1930年8月，仍然有乌镇人向省政府提呈，要求将乌青镇整合升格为乌青县，或是将桐乡县治移至青镇。此事皆因牵涉吴兴（当时乌程、归安已合并为吴兴县）、桐乡两县，且桐乡县治应在县域中心，皆不具有可操作性。

1916民国地形图乌青镇

新中国成立后，对政区边界进行了整理。1950年5月，吴兴县乌镇的9个行政村（其中镇上4个）划归桐乡县，与青镇合并，统称乌镇至今。千年之后，乌青镇再次合一。

枫泾，一河造就两省界首

枫泾是上海西南的门户，有“江浙界首”之称。乌青镇是一镇被分属两府后整合；上海金山区枫泾镇的经历更为奇特，是分属两省后整合。

枫泾镇初名白牛市，位于嘉兴县治东北六十里，因宋代白牛居士陈舜俞居此而得名。元至元十二年（1275）立镇，称白牛镇。明代因其地属枫泾乡，因而改称枫泾镇。枫泾镇分为南北两镇。

宋、元时期枫泾（白牛市）镇示意图

随着元明行政区划的变迁，枫泾镇开始了先是分属两府（路），再到分属两省（布政司）的奇特经历。至元十四年，嘉兴路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改为松江府，辖华亭县。南镇属嘉兴县；北镇属华亭县。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见浙江实在太小，将湖州府、嘉兴府还隶浙江，从此枫泾南北两镇分属两省，分别隶属浙江布政司嘉兴府嘉兴县、南直隶松江府华亭县。宣德五年（1430），析嘉兴县东北境为嘉善县，枫泾南镇属之。同年，明确枫泾镇以镇中市河(今界河)为界，南北分治。清顺治十三年（1656），析华亭县一部分为娄县，北镇属之。清宣统二年(1910)南北镇分别设立自治公所，辖区范围不变。民国时期，南北镇行政区划均沿袭旧制。

枫泾镇宋代即设有驿站通往秀州。分省以后，因地处两省交界处，嘉善县主簿、娄县巡检司及两县分部防外围，均在此处，成为两省、两府的交通枢纽和咽喉之地，故被称作“江浙界首”。

枫泾南北界河

镇上的广福桥，为清嘉庆年间重建，系该镇仅有的一座结构完整的古石桥。两侧桥门有“划开两浙三吴界，渡尽天涯海角人；虹饮斜泾上下潮，船迎古庙参差庐”联句，此联正是枫泾区位的真实写照。

枫泾镇地处两省之交，又在全国棉纺织中心松江、嘉兴的核心区位，它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著名的棉纺织业。枫泾农家精于纺织，生产大布、小布，农妇藉以为业。镇上收购棉布的布号更是数以百计，“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枫泾所产小布阔一尺、长二丈二尺，大布阔二尺，长四丈， 大抵是嘉善一带的通例，用一只筘者为小布，用二尺筘者为大布；小布以二丈二尺为匹，大布则以四丈为匹。1993年《枫泾镇志》记载：“明清两代，土布业兴旺，商贾汇集，市场繁荣，土布商行有两百多家，年购销量达两百多万匹。”这反映出该镇巨大规模的棉纺织业。民国期间一度曾销往福建、台湾及南洋诸地，素有“买不完枫泾布，收不尽魏塘纱”之誉。枫泾又处于鱼米之乡，米市也颇为发达。是故《枫泾小志》有言：“灵秀钟聚，不逊通都大邑。”

1915枫泾镇

1951年3月，出于和乌镇类似的原因，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南镇并入北镇，枫泾镇结束了分治历史。

骆驼，一港借成百年争议

宁波府的骆驼镇位于宁绍平原东部，甬江北岸，姚江水系中大河横穿东西，为往来之孔道行旅之要津。清代中叶，已是商场日繁。相比分属两府的乌青镇与分属两省的枫泾镇，它虽只是分属慈溪（明永乐十六年，县令失印，故更印改名慈谿；汉字简化后，复谿为溪。本文统称“慈溪”）、镇海两县，却更是一团浆糊。与众多江南市镇一样，骆驼也是因河而生，县界也与河相关。但因河形成的县界十分奇葩，不是按河分界，而是将整段河流及河流两侧的两三里地（下文简称“骆驼桥走廊”）划给了慈溪县，造成镇海县一分为二的奇景，并形成了浙江省最大的飞地。

1909年的宁波府（局部）

骆驼桥走廊何时拓展至海边将镇海县一分为二却不得而知，南宋《宝庆四明志》定海县境图里并无走廊，《宝庆四明志·定海分志》文字部分也明确骆驼桥属于定海县（清康熙廿六年，改定海为镇海）。到了明代，天启《慈溪县志》的“海”条下明确记载了走廊已经东扩至海的内容：“县东，去六十里贯定海县境亦滨于海。”这说明骆驼桥走廊至少在明天启初年已经将镇海一分为二。骆驼镇东2公里处还有个有趣的地名“借邑港”，正系明慈溪县借镇海之地开掘河道经福田庵、至湾塘碑牌张水灌口排水出海之地，故名借邑港。但这一借就是数百年，并借走了骆驼桥走廊，成为了慈溪县长三都。

南宋宝庆志定海县境图

光绪《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的慈溪县图和镇海县图中，都出现了“界牌楼”这一地名，它位于骆驼桥走廊中段的憇桥市附近。明清时期，界牌设置一般是因为发生争界事件，经政府裁决后，设立界牌，平息纷争。据民国《镇海县志》 记载：“往西北行至憇桥市，往西北行到界牌楼，入慈溪境；再往西北行一里多，又是镇海境福田闸。”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慈镇发生过县界争执；二是走廊极其狭窄，只有一二里宽。

清光绪志镇海县境图（局部）

骆驼桥走廊导致了一自然镇（骆驼）或一自然村（憩桥）分属两县的奇葩情景。如民国时期，慈溪县庄桥区设骆驼镇；镇海县东管区在骆驼桥街河（中大河）南建立六大乡（骆驼、六大宁波方言谐音）。骆驼集镇中间属于慈溪县，两侧的街虽属于镇海县，历来却规定，税收所得都归慈溪。当地方言戏称“镇海县老爷扯淡瓶（方言，指吹牛），赚来钞票归人家”。

1945镇海县抗日民主政府行政图（浙东根据地领导下的临时政权，可见两个骆驼并存的情形）

清末民初，随着地方自治观念的逐步深入，区域观念越来越强化，边界纷争随之层出不穷。从镇海县的角度看，骆驼桥走廊将其一分为二，对其管理造成了极大不便，无论是赋税收缴还是治安管理。1924年，镇海县政府编撰的地方志玩起了“地图开疆”。县志《镇海县地图》（实际于1932刊行）总图中，粗看起来，骆驼桥走廊与镇海其他区域一样设色，似乎骆驼桥走廊已经划归镇海；而在分图中，该区域标为慈溪境。这反映了镇海县希望收回这一走廊地域又未得到上级政府承认的尴尬境况。整个民国时期，镇海县也为此和慈溪县足足打了一个朝代的“官司”。

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之后，内政部的首要工作便是整理全国行政区域。1932年，浙江省政府勘慈溪、镇海界。镇海县不但未能“讨回公道”，还又让了一部分地给慈溪。省政府的意见是：“前来查慈溪、镇海两县分界处有自福禄桥起经骆驼桥、借邑港桥绕湾塘而至黄沙闸桥止一段原为镇海县辖地，经委员勘明此港关系慈溪全邑水利甚钜，故将此带地形划归慈溪县管辖。”镇海县也并非一无所获，通过这次勘界，慈溪骆驼桥走廊的东端被定在湾塘，而非海滨。

民国《内政公报》1932年5卷47期

抗战结束后，浙江省政府继续开展因战争被迫中断的勘界事务。镇海县再次向浙江省政府申请将骆驼桥走廊归还镇海，“镇海县参议会代电：请迅将慈溪之借邑港、骆驼桥等嵌地归还该县。”（1947年《浙江省各县县界纠纷处理情形简明表》）但浙江省民政厅出于此地对慈溪县水利关键作用的考量，一直将其划归慈溪，镇海县只能通过“滩涂增长海岸”的方式结束其飞地状态。1947年，滩涂扩张，骆驼桥走廊出海口为镇海县所夺，镇海县靠一段极薄极短的海岸联结，形式上结束了飞地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镇海县终于向慈溪县“要回公道”。1951年6月，慈溪县骆驼乡归镇海县管辖，与镇海县六大乡合并为镇海县骆驼镇。而对于慈溪县来说，这只是被拆分的前奏而已。

乌镇、枫泾、骆驼，都是那个时代江南大市镇整合的缩影。1950年5月，崇德县石门镇、桐乡县石湾镇合为崇德县石门镇；嘉兴县嘉濮镇、桐乡县桐濮镇合为桐乡县濮院镇。10月，萧山县钱清镇（北镇）、绍兴县钱清镇（南镇）合为绍兴县钱清镇……两浙三吴大地正式步入了厘清“一镇分属两县”历史旧账的大时代。

遂焉先生、赵旭腾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

徐建平：《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区域整理（1927-1937年）——以浙江省为例》，《历史地理》，2014年第2期

周乾松：《乌镇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