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悄然开始的“东京城市革命”

原创 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 静说日本

从1992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我在东京这一座城市已经生活了整整30年。

“东京”的概念，有两个，一是行政上的“东京都”，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另一个是区域范围的“东京”，通常称作为“东京首都圈”，包括了东京都以及相连的埼玉县、千叶县和神奈川县。

东京都的人口是1400万人，但是，东京首都圈的人口是3700万人，全日本12700万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这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地带，形成了世界最大的都市群和最繁华的湾区——东京大湾区。

日本有一个词，叫“一极集中”，说的是上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渴望大都市热闹繁华生活的人们，把资金、企业、人口都往大都市集中，因此造成了“都市拥挤，乡下掏空”的社会大问题。

日本制造企业和国际大商社的一大半，发源于以大阪和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这些企业和商社的总部大多搬到了东京，因此，日本出现了一种“东京模式”，就是“管理和研发在东京，生产在地方城市”。

东京证券交易所近4000家主板上市企业中，有75%的企业的总部在东京。外资企业的80%的日本总部也放在东京。所以，东京都知事的日子很好过，睡着就可以数钱，因为东京都的GDP总量占到了日本的三分之一，企业交纳的法人税，就够养活非洲好几个国家。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当年带着梦想闯荡东京的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是7、80岁的老人，东京也成为日本老龄化最高的地区，人口质量出现了恶化，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城市拥挤不堪，房价居高不下。

当年让世界各国认为是城市发展模范生的“东京模式”，开始出现了崩溃，如今，“东京病”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场医治“东京病”的城市革命，已经悄然兴起。

这场城市革命的第一处方，是解决城市拥挤问题。

如何解决？就是打造城市综合体。对于上世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建成了市中心老旧建筑，实行局部改造，以超高层公寓楼、超高层办公楼、综合商业设施、大型开放式公园为主体，建成一个“在这里居住、在这里上班、在这里生活”的三位一体的“智能化现代城市村”。

其次是推行“居家上班”制度，鼓励一部分东京人搬到生活成本低、环境悠闲的地方城市生活，政府提供高达100万日元（约5万元人民币）的安家费。

第三，是提高“东京人”的个体质量，提高每一个人的“生产性”。也就是说，企业多雇佣有才能挣钱的人，逐步淘汰“占位庸才”。这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推行“基本工资＋绩效工资”相结合的薪资模式，鼓励有才能之人往高处走，对于那些混日子的员工，让其主动下岗辞职。

由于日本的劳动制度是保护劳动者，而不是保护资本家，况且长期以来实行终生雇佣制，因此，企业要开除一名员工难度很大，最近东京企业中流行的一个新办法，是鼓励员工搞副业。通过搞副业增加收入，来平衡收入趋低员工的心理，变相鼓励他们自找活路。

再者，就是去“总部经济”。

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日本大企业已经发现“总部经济”的弊端——企业越来越像政府，官僚气息弥漫总部上下，决策越来越滞后，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市场。

因此，日本大企业开始了“分家”，将一个个事业部门分拆为核心子公司，实行独立核算，独自经营，总部改为“控股管理机构”，让孩子们不再在父母的庇护之下，独立去闯荡世界。最近，东芝公司的分拆案，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其次，将一部分集中在东京首都圈的研发职能，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地建立研发中心，研发适应当地国家国情和市场的产品，在海外打造“研发、生产、市场”一体的“集团军”，各占一个市场独立作战，而不再依赖于总部的技术和统筹管理。

这一场“东京城市革命”才刚刚起步，值得持续关注。

原标题：《一场悄然开始的“东京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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