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二代转型搞光伏发电，曾经是煤老板的老爹给儿子“打工”

10分钟内，陈浩接了5个电话。26岁的他，身上的旧标签是煤二代，现在他是河北曲阳一家屋顶光伏发电设备公司的老板。他现在订单不断，得赶在12月中旬前，把手里的十几单安装的活搞定。

三年前，陈浩还在父亲陈永拴的煤厂开装载机，也为周边数十家煤厂装煤。他所在的曲阳，是一座因中转煤炭而兴盛的县城。

若不是今秋县里整顿污染，陈永拴或许还会经营他已开了10年的煤厂。但环保监管趋严，煤市渐冷，他也只好和当地绝大多数煤老板一样关停煤厂，去了儿子的公司安装光伏设备。

从煤厂工人到新能源老板，从煤老板到新能源工人，陈家父子角色互换，投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时代变革。除了挖煤，还能做什么生意，是曲阳乃至全国的煤老板们面临的问题。

下午两点，卸煤工老李骑车挂着铁锹，到曲阳S382沿线一处煤厂集中地等活。S382是晋煤东进，蒙煤南下要道，无数煤厂沿线遍布。那些尺寸不一的煤炭从矿厂经卡车运至这里，被筛装分类后，再运往冀南、山东，最终消失在华北大地的版图上。

老李的工作，是清理运煤卡车残留的煤渣，俗称“清底”。在他等活的地方，周边一度有二、三十座煤厂，清底工就有近50人。曲阳曾有煤厂单日装卸300多车煤，工人被分为3班，24小时不停地清底。在煤炭价格走俏的年份，这些工人月收常常过万。

老李在11月17日的寒风中靠墙站了两个多小时，S382上往来的煤车倒是不少，却没一辆进厂。他想趁农闲出来挣个几十块的愿望只能落空。

老李等得百无聊赖，距他300米外，煤老板陈少伟也围着火炉发愁。他在当地开了十几年的煤厂。今年县里治理煤炭污染，不同于以往“走形式”和“面上过得去”。和无数小煤厂一样，陈少伟的煤厂在今秋被取缔，并被摘走了电表断了电。他现今用空调取暖的电，还是自己从附近村里接来的。

夕阳下，几十台拉煤车整齐地停放在煤场，已不见往昔堆积成垛的煤炭。煤厂没了生意，俨然成了停车场。陈少伟在自己租来开煤厂的5亩地上，留出一小块用于种植，前不久他刚刚收获了一车白菜。除了帮人看守拉煤车，其余时间他都在煤厂闲得溜达，寻思着其他出路。

深一度走访曲阳县孝墓乡、灵山镇数十家煤厂，发现绝大多数都已停业。

空旷的场地上，已极少能看到煤堆和人迹。只有煤厂周边被黑色煤灰铺垫的道路，以及在冬日寒风中卷起的漫天黑尘，还在提醒着人们那个往昔曾属于煤炭的时代。

就在老李和陈少伟无事可做的时候，26岁的陈浩却为自己的太阳能光伏生意忙个不停。他的电话从上午8点就接打个不停，最多时，他在十分钟内接了5个电话。

陈浩在曲阳经营着一家销售、安装和运维分布式（装机容量小于6兆瓦，可理解为小型）光伏发电设备公司。农户通过在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设备，可将所发电能自用，也可由国家回收获利。按河北省政策，赶今年年底前建成投产，可在未来3年享受每度电0.2元的省级补贴。加上来自国家等层面的补贴，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回收价为1.05元每度，是日常电价0.52元的两倍。

陈浩的忙碌正源于此。他希望所有工期能在12月中旬前完工。

曾因煤炭物流而兴盛的曲阳县，正在大力推进光伏产业。县委和政府写有“发展光伏产业”的巨幅广告，被立于运煤车往来不断的S382上。与之相隔一路的，则是乡里宣传“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幅标语。在齐村、孝墓、灵山等6个乡镇，常可见到铺满了光伏电板的连片山坡。只要避开灰霭天，尤其是雨后晴天，登高远望，群山仿佛披上了粼粼闪耀的铠甲，颇有气势。曲阳已建成中国最大的山坡光伏电站。项目完全建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0.4万吨。

在全国，光伏小镇已被视为新型城镇化的探索模式。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宁夏等多地，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光伏小镇。

新兴光伏产业与落寞煤炭的鲜明反差，是经济、环保和发展变革等多重因素投射的时代印记。

陈浩对煤炭和光伏有着特殊的理解。2014年，已在父亲的煤厂工作了6年的他，就查觉出了煤炭的边缘化趋势。于是离开煤厂，找寻新的机遇。他起初想开汽车4S店，又觉得利润太薄挣不到钱。后来偶然在开车时望见了铺在路边光伏基地的太阳能发电板。上网了解后才知道，这种设备也能安装在农户的屋顶，发的电还能卖钱。

于是他转型光伏产业，带着“煤炭已是末路”的决绝。

陈浩告别煤厂时，他的父亲陈永拴已当了7年煤老板。陈永拴曾在北京做建筑工和包工头24年，后觉得在外“做得够够的了”。2007年，陈永拴回到曲阳，开起了在他看来“不那么累”的煤厂。

他返乡那会，正是曲阳煤市红火的年代。

18岁就开着卡车从曲阳往返山西、内蒙和山东运煤的王伟回忆，因早年高速路不发达，动辄堵车数日，外地运煤车被打劫或盗窃的状况频发，很少有山东卡车愿意往返山西、内蒙运煤。位于三地之间的曲阳因而成为煤炭中转、加工基地。加之当时很多煤商不会上网，讯息不畅，上下游煤价不透明。出厂100元每吨的晋煤，卖到山东时，已至800元。甚至有的煤商还会往其中掺入当时价格低廉的铁渣。

陈家煤厂的扩张印证了利润的丰厚。陈永拴第一年所开的煤厂仅有5亩，第二年他又跟人合伙开了一处10亩的煤厂。在那里，拉煤车运来的混煤，被筛装成足球般、拳头般、核桃般大小不等的煤块或煤粉，以满足客户不同需求。为加快效率，陈永拴在周边煤厂中率先买了筛煤机，又购置了两台装载机，自建了供煤车称重的地磅，开过供司机吃饭的饭馆，添置了为工程车加油的加油机，始终零负债。

陈家煤厂开后，周边迅速新开了二三十家小煤厂。那些原本种着小麦、玉米的农田，被以每亩2000多元的价格，租给煤厂囤煤。之后地租随煤市一路蹿升。到2010年，陈永拴将自己小煤厂的5亩地转租一年，租金就4万多元。巨大的收益让部分村民不惜动用机械将缓坡推平租给煤厂，显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租金几年后就会因煤市跌回2000元。

相较陈家煤厂所在的孝墓乡，位于曲阳县北部的灵山镇的煤厂数量则更为庞大。今年11月，记者乘车进入灵山镇，刚进辖区就能感到原本蔚蓝的天空逐渐发灰。来往奔驰的运煤车在路上掀起漫天尘土，煤厂外的道路更是被被一层厚厚的黑灰覆盖，走上去噗噗作响。

当地村民介绍，这些日积月累的黑灰会在雨天成泥，捏成团晒干，丢进火里甚至能烧着。

自2008年起，正读高一的陈浩辍学进入父亲的煤厂，掌管两台装载机，为自家装卸煤炭的同时，也向周围煤厂出租机械。像陈浩这样，学业未成便投身煤市的“煤二代”不在少数。曲阳作为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带属地，在当时不少人眼中，入市挣钱远比学业重要。

用陈永拴的话来说，搞煤炭“几个月就把一年的钱都挣了”。煤市紧俏时，他每年5月前后购入价格较低的夏煤，秋后煤价走高——“到时就有人来要，不操心销路，特别轻松。”

因为业务繁忙，陈永拴每月要用三四百元的话费。陈浩也不断开着装载机为各家煤厂装卸煤。每装一车，能挣百元。煤市好的年份，常从清晨忙至深夜，日赚一两千元。

与煤炭物流相关的产业也沾了光。从曲阳县城至县北灵山镇，S382约25公里的路段两侧，密集分布着上百家加油站和修车厂。2006年，灵山镇庞家洼村的庞秀雷，在路边开了一家修卡车发动机的铺子。一到夜间，待修的运煤车就停满了铺外的院坝。雇了10个伙计，还忙不过来。因为煤车太多，有些专为煤车称重的地磅老板，也可能日赚四、五万元。

煤市，让煤老板们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陈永拴扒掉了家里的木顶老屋，新建了200多平的水泥房，又置备了全新的家具，给陈浩也配了十多万的小车。以陈永拴为代表的曲阳煤老板，财富体量虽不及频繁见诸新闻的山西和陕北煤老板，出手也不及他们动辄购买数十辆悍马或成栋买楼般一掷千金。却也“处于不差钱的状态。”

王伟记得，那些年曲阳煤老板会转账的少，给煤车借款都发现金。因给送煤车太多，有的煤厂主甚至用麻袋去银行提现，灵山镇的银行那几年也总排着长长的取现队伍，其中多是搞煤炭的。灵山镇的很多村子富了起来，盖起了十多二十层的高楼，彷如城市——“每个村都有小区。”

煤市也放任着人的欲望。买藏獒和斗狗赌博，成了部分煤老板的嗜好。陈浩的一位同学在某个春节打牌输掉了20万，却毫不在意。王伟也坦言，自己当年一把牌输掉五、六百也是常事。

那些年，仿佛只要煤市行情在，输再多都赚得回来。

总有些人没能“赚”回来。

陈永拴回忆，就在他投身煤炭的第二年，煤价杀跌。煤老板们都盼着煤价能在北京奥运会后企稳反弹。原本800元每吨的煤炭，在奥运会后骤降至500元，并在低位震荡了很久。很多靠贷款囤煤的煤厂主，熬不过高昂的利息，只能亏损出售。从那之后，每年都有一批煤老板退出煤市。而就在当年夏天，很多煤种却刚刚创下千元每吨的天价，煤市一如股市，上演了过山车行情。

打那之后，陈永拴发现，原本相对规律的煤价被打破。他有时与客户说好价，等装完车，又发现行市每吨下滑了50元。亏掉的部分，只能自己认掉，否则下次就可能失去客户。

被打破的还有煤厂间的关系。煤市的赚钱效应，曾让煤厂间保持着某种默契，彼此售价相当。但到了萧条期，却相互拆台——你敢降10元，我就敢降20元。彼此嘴上虽不言语，心里却暗自较劲。到2012年，只要运煤车出山西进入河北阜平县，陈永拴就要驾车近百公里去接，否则半路就易被其他煤厂以更高的价格“截走”，尤其是到雪天断煤时。

一度光运费就要300元每吨的煤炭，在去年连煤带运费才300元，陈永拴觉得，煤厂的利润越来越薄。

陈浩也发现，他为其他煤厂装卸煤炭的工钱，也由当场结清到月结。再后来，，几千块的工钱也被拖欠。曾经走哪都开车的煤老板们改骑摩托和电动车。除外出谈生意，汽车都撂在煤厂充面子。以往每天洒水防尘的活，也由雇人转为了老板自己干，以此每天省下50元工费。

陈永拴感到煤市变化的时候，王伟感到的却是周围环境的变化。2008年起，扬尘日趋严重，家里不能把衣服晾在村里的路边了，一夜过后，上面会落满灰尘。新洗的车只要停在路边，用不了两天就变黑了。家家户户盖房时，总是用玻璃把整个阳台和楼道全包起来，以隔绝灰尘，但天空中的灰色却越来越浓。

“我记得小时候天常是蓝色的。”

2014年，自觉煤炭已是末路的陈浩离开了父亲的煤厂。他需要新的方向，来告别戴着口罩开装载机给各家装卸煤，摘下时发现口罩口鼻处已经变黑的日子。

“煤老板在我心里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煤二代”说。

半年后，他开始投身光伏产业。此前一年，国务院发布了相关意见，表示发展光伏产业对调整能源结构、促进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对分布式光伏发电进行原则上20年的补助。

对大多数农户而言，“光伏”彼时仍是个陌生词。陈浩妻子王培记得，因为国家回收的电价远高于日常电价，他们早期宣传时，常被人当成骗子。讲上三五天，哪怕有一个人能认同他们的产品，他们都觉得欣喜。

第一年，陈浩只做出两单，年底一算，亏了三十万。父亲安慰他：“这是新产业，国家支持不可能发展不起来。”

第二年，他先垫资给十多户亲戚装上设备，以形成带动效应。陈永拴也各方为儿子找客户。这一年，陈浩实现了收支平衡，陈永拴也进入儿子的公司，兼顾着煤厂生意的同时，带领工人安装光伏设备。

在之后的两年，陈浩的营收不断增长——“现在每年盈利五、六十万没有问题。”截至目前，他已为300多户安装了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曲阳县目前约有1000户安装了分布式光伏设备。

对于安装光伏设备资金困难的农户，曲阳中成村镇银行可提供贷款，月供则由农户每月发电收益中扣取。该行行长刘睿介绍，之所以推出该项贷款，也是因国家对光伏政策的支持。

在陈浩转投光伏产业之前，曲阳县已着力发展光伏产业，现已建成我国最大的山地集中式光伏发电站，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之一，并依靠光伏项目推动扶贫，截止2017年，当地光伏项目累计实现并网发电350兆瓦。

今年秋季，曲阳当地认为“煤炭污染已到非治不可”的程度，煤炭市场被集中整治，一大批证照不齐、环评未过关的煤厂被取缔。陈永拴的煤厂也被停业，他长达10年的煤商生涯就此结束，全心跟随儿子做光伏生意。陈家煤厂原本堆煤的地方，也成了放置太阳能发电板的场地。

在刚举行的2018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目前煤价还处于相对高位，政府将继续引导煤价下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表示，我国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将主要依靠增加清洁能源供应，煤炭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将持续下降。2015年已下降到64.4%，到2030年将下降到50%以下。

据保定英利分布式能源公司副总经理王稳介绍，自2015年起，安装于用户屋顶的分布式太阳能发电设备呈爆发式增长。2016年全国新增14万套，2017年则预计新增40万套，未来几年还将持续高增长。

新旧能源切换，曾经以煤为业的人已在思考转型。像陈浩一样，27岁的曲阳人付建峰也在父亲的煤厂做了十年。煤厂关停后，他和父亲已打算转做瓜子类的炒货生意。

庞秀雷的修车铺现只剩1名工人。11月20日的那个下午，因为无事可做，他们与临铺修刹车的周凡一起坐在院里晒起了太阳。如果明年生意再无起色，他就准备改行。

陈永拴偶尔还是会怀念开煤厂来钱快的日子，但也更加笃定：“煤炭的好日子，已一去不返了。”

11月中旬的一天，王伟突然发现，煤厂整治两个多月后，天空虽时常还是灰蒙蒙的，但已能看到一点蓝色的影子。

 （原标题：《煤二代转型：老爹现在给儿子“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