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马贼，两个波兰记者，如何走完不为人知的印加古道

Mateusz Waligóra；编译/ Samuel Gao

Richard正准备睡觉时，天色变灰，清晨的凛冽空气刺激着他的鼻腔。数个小时的行走已经让他疲惫不堪。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意味着终于到了休息的时候。如果不是他两天前弄到的两匹马，他本来可以白天赶路的。马不是买的，不过只要用上几天，穿过几个山谷后，他就能把它们卖个好价钱。他村子里没人知道他这个礼拜不见了是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没错，长久以来是有些风言风语，不过这些小地方的人都这样，爱搬弄口舌。再说了，其实每个人只在乎自己的事，这样才安全。

傍晚，六点刚过，黑暗就已降临在险峻的群山间。Richard又要上路了。他没有手电筒，不过他也无所谓——月亮是他的路灯，而南十字星则帮他找到方向。此外，没人比他更熟悉这里的路。他就在这里长大。这些道路在几百年前由印加帝国所建，不过现在，厚厚的ichu草（安第斯山脉特有的草）已将它们覆盖，令其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有马贼会在夜里循着此路，赶着偷来的动物，往安第斯山脉的远处而行。Richard就是其中之一。那天早上，他可从没想到十年来第一次，他要在这些路上和两个波兰记者同行。

真见鬼！每次我听到这话都是这反应。“抱歉，先生，但这不可能。”不可能？我已经听了太多这些狗屁了。“在秘鲁，没什么不可能！”我嚷道，在另一个前来为我们的探险旅行应征盖丘亚语翻译的家伙身后砰得关上门。

不过，我脑中也回荡着另一个声音：“也没有事是确定的。”

我和摄影师Michał Dzikowski一起，正在策划一次印加路网探险之旅。同时，我们也陷入了困境。从曾经的印加帝国的首都库斯科出发的时间正在逼近，然而我们还没找到翻译和向导。每个人都不怀好意地保持沉默，坚信我们翻过维尔卡潘帕山脉抵达印加的圣山，萨康泰山脚下的计划完全行不通。

也对，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更完善、更商业化的印加徒步路线，但我们不想这样。在花了数个小时研究谷歌地球上的卫星照片后，我们还是一无所获。最后，直觉告诉我们，一位当年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儿子做的笔记，以及一位西班牙编年史学家Garcilaso de la Vega的印加著作也许还挺可靠。

正考察着各种可能性时，我的秘鲁手机响了起来。“Mateo先生么？我的名字是Wilfredo Gibaja Tapia，不过叫我Eddy就行。我听说你在找可以带你穿过安第斯山去萨康泰山的人？我正巧认识这么个人——Richard ，是个运货的车夫（arriero）。他就是山里人。”

我谁也不相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见了一面。

两天后，带足了能支撑好几天的设备和可可叶之后，我们穿过库斯科城郊外的普卡拉遗址，开始了旅程。Eddy作为翻译同行，此外还有Richard和Edwin。后者负责照看牲畜：3匹马和一头骡子。目标则是通过古代的印加路网前往马丘比丘。这片路网加起来有四万公里长，极大地改变了南美洲的地貌景观，范围从现在的哥伦比亚一直延伸到阿根廷中部。在印加帝国第九任国王帕查库提在位期间，路网得到极大发展，它的起点是首都库斯科，一直通向帝国的不同角落——亚马逊雨林、沙漠，更多的则是安第斯山脉的山谷和峭壁。

路网分为好几种：宽阔的道路为负担政府差事的美洲驼队而建，还有窄路和运河，曲折的盘山石阶则可以通向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峰。这些主路之外，路网还包括密密麻麻的小路系统，承担着通信和联络功能。印加帝国的信使们（chasquis）通过这些小路传达口头以及叫做qhipu的绳结信息。2014年，印加路网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连轮子都没有的印加人到底是怎样创造出这一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工程学奇观的呢？我向一位考古学家，Oscar Montufar La Torre请教过这个问题。他是印加的奥扬泰坦博遗址考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告诉我，印加帝国有名叫Mit’a的劳役制度，每个村子都必须派出人手，包括男性和女性，从事一段时间的公共劳动。印加人极为勤劳，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几大原则反映出：不偷窃（ama suwa），不撒谎（ama llulla）以及不懒惰（ama qhella）。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高强度行走，穿过了高山道路、印加遗址和农田，终于抵达了奥扬泰坦博，也就是在那里，Richard告诉了我们文章开头的故事。

我拿了一小块llipta，这是用藜麦、尾穗苋粉末和可可做的黑色团子，然后用一些可可叶将它包了起来，放进嘴里咀嚼。从现在起，迈出的每一步变得容易多了，背包好像也没过去那么重。可可叶所含的生物碱让我们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的跋涉不再那么痛苦。对于安第斯山的居民来说，古柯树一直都是神圣的植物。咀嚼时能降低饥饿感，抵抗寒冷和疲劳。

抵达山脊时我回首眺望，但完全看不清将我带至此处的道路。这些路的奇异之处在于，除非拂开膝盖高的ichu草，否则你完全看不见它。正是这些草使我们在旅行前，完全无法在卫星图上找到路网。但路就在这里。我站在海拔5000米的Inca Chiriasca路上，感到这完全就是在书里读到过的那种冒险经历。我们走过的路没有一条是曾被记录或描绘过的。难以置信。

Richard打断了我的沉思，指着一座巨大冰川脚下的一处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冰川一直延伸到那里，那是17年前了。”

两者之间的距离令人震惊。车夫指的那个地方和现在的冰川边缘距离超过200米，中间别无他物，除了灰色或棕色的石块。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2014年10月的报告，全球70%的热带冰川都位于秘鲁，在过去的40年间，它们的范围缩小了40%。

此外，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1000多个新的冰川湖。知道这个数字对于安第斯地区的小村落以及那些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么？土地退化。传统生计和家庭的末日。这里的冰川融水带有大量的重金属：铅、砷、镉、锰。这些元素严重污染了土地和水源。

Estaqio Chaucca今年67岁，我们在他住了一辈子的村子里聊天。“在这儿我们都靠种土豆过活。大概15-20年前雨季和旱季的作物是一样的。在雨季，我们还可以用Sapato湖的水浇灌农田，但现在的旱季已经长不出土豆了。

Estaqio是六个孩子的父亲。所有孩子都去了大城市，卡尔卡（Calca）, 乌鲁班巴（Urubambie），大女儿则在库斯科。越来越低的务农收入使传统大家庭难以维持。

许多安第斯山的居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其中一个是Hilaria Quispe。在去皮瑞（Piuray）湖的路上，我们在她的草场上见面。她丈夫还在世的时候，她的日子还不错。不幸的是，六年前，他去世了。每天日出之前，她就要离开自己位于Tauca村的小房子，将羊赶到大山深处喝水。每一年，她都必须走得更高以寻找水源。

一路上，我们有许多次类似的谈话，证明融化的冰川为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我拿了三片可可叶，学着安第斯居民几世纪以来一贯的做法，向萨康泰山的方向举起，向山神献祭。我心中充满感谢，此刻我们正站在这一路的制高点。风卷起落叶，将它们吹向空中。仿佛在一瞬间，萨康泰山上笼罩起厚厚的、乌漆漆的雨云。该走了，我们向丛林而行。

一阵高一阵的蝉噪声弄得我快疯了，连附近乌鲁班巴（Urubamba）河轰隆隆的水声都快被盖过去。我们在天黑后走路，沿着一直通往阿瓜斯卡连特斯（Aguas Calientes）小镇的铁路而行，这是马丘比丘前的最后一站。我贪婪地呼吸着潮湿的热带空气。岩石和野草构成的单调景观慢慢转变成咖啡、木瓜和百香果种植园。呼啸而来的火车中止了蝉的大合唱，我们几乎在车来的最后一秒才奋力跃出了铁轨。

现在，我们的旅行不再需要车夫的帮助了，我意识到这次冒险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人。他们的认真、对山的知识和幽默感让我难以忘怀，当然，除了Edwin手上挂着的那个老在放着“太阳节”电台的吵闹音乐的收音机。在这10天里，我们走了200公里，冒着烈日，淋着大雨，迎着冰雹和大风，我们还是走完了全程。

100年前，失落的印加城市马丘比丘的发现者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这样写道，“在我们视线所及的最远方，出现了由山丘、低谷、热带雨林和雪山组成的迷宫，如同魔法使幻想成真。这是对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走到最高峰的嘉奖。”时代变迁，这些话语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