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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思琪悲剧，是一种“文艺病”吗？

2022-07-06 07: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爱房思琪的单读

林奕含（1991 年 3 月 16 日-2017 年 4 月 27 日）

虽然《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已是四年前的事，但是关于这本书和作者林奕含的议论未曾中断过。最近的一次始于一条书评——将房思琪的悲剧归因于“文艺病”，并劝诫大家心智未成熟时少接触文艺作品。

附和的声音认为文艺作品有美化痛苦之嫌，教人沉湎其中，所以总有“无病呻吟”的文艺青年。质疑衍生到了这本书，因为它正用美丽的修辞写作了痛苦，是否会让更多人患病？以及，这样写作可以被称作好作品吗？被攻讦的还有房思琪的品行，乃至林奕含本人，不然为什么只有她们经历了痛苦且不可自拔？

怀着对质疑的质疑，单读拟了一份“房思琪问卷”，邀请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如下问题：

Q1：房思琪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少女，中文老师诱奸她后，她却“爱”上老师，被美丽的话语迷惑。房思琪的状况可以被说是患了“文艺病”吗？所以我们不能看太多文艺作品，以保证精神健康？这和林奕含想要叩问的，“艺术是否可以含有巧言令色的成分？”，是一回事吗？

Q2：有评论认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部被过誉的作品，因为相关的社会事件才得到了高度关注和如潮好评，但实际上小说的文学性并不强，他们对林奕含的文笔，尤其是对修辞的大量使用作了批评。你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Q3：舆论不乏对房思琪的“恨其不争”，认为她没有奋起反抗，似乎“沉浸”在这个悲剧里，觉得对待这本书的方式，应该是引以为戒，而不应去共情理解。你怎么理解房思琪的行为和心理，以及林奕含为什么这样塑造她？

希望通过这几个问题，我们能更充分地探讨怎么读小说这件事，包括什么是文学艺术和现实道德的关系，什么是作品、作者和读者间的关系。面对女性被性侵事件屡次出现的现实，我们追问房思琪，也希望是在真诚地支持每一个受害者。

陈嫣婧

青年学者，书评人

“文艺病”的潜台词似乎是在暗示存在一种健康的、正常的“文艺”，那么我不禁要问，何为“健康的文艺”？

首先，判定文学艺术是否健康的标准是什么？能不能列出一二三条？其次，负责定义文艺是否健康的主体是什么？主流媒体、社会舆论，还是某一些专业部门或者单位？谁有权力及能力定义它？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解决，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放弃这种评判标准，换一个思路呢？

其实，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就是去功利化和多样性。去功利化表现在你可以用疗效来判断一种药，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判断一部作品。多样性则表现在它经常处在审美、道德、伦理及社会法则彼此碰撞的交叉地带。

“巧言令色”在道德上是绝对负面的，但对语言艺术而言，“巧言”又似乎会成为一种必然，这就是交叉地带。不仅是林奕含的作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因为处在这样的地带而备受争议，比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争议使一部作品的价值无法被轻易一锤定音，我个人认为这反而是好事。因为我倾向于将文学写作看成一种始终没有完成的状态，如果读者能够始终从这个文本中发现问题，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电影《洛丽塔》

我认为文学作品不能回避社会性，特别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它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在一种绝对的封闭和自洽中完成其自身。但文学创作是否纯粹是为了揭示或者回应社会事件，我认为如果这样定义一部作品，那就是将它完全工具化了。文学艺术一旦失去独立性，就不再能称之为艺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优秀，即在于它的独立，具体说，是表现在创作者个人精神的独立性上。

林奕含始终在要求一种自主性，或者说，正是这种自主性要求她写作。她之所以选择将自己的痛苦用这样的方式呈现，很大程度上是信任文学书写这样一种方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遭遇到了极大困难，并且最终也没有能战胜，这也说明了艺术创造自身是有局限的，不是万能的。但作品本身的完成已然足以证明作者具有强大的自我意识及足够的创作才华，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部作品的意义时，不可只从社会这个维度去思考，也同时应该从文本、作者和读者的互动这个角度去理解。

这里涉及到一个创作者心理的问题。首先，文学创作在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沉浸式”的，作者如果不对她正在书写的这个文本有足够的投入，创作本身无意义。但同时，也必须使用另外一种力量去平衡这种投入，那就是有意识的疏离。作家如果只投入而不疏离，同样会对文本失去控制，写作本身将走向崩溃。

所以，创作者常常是处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中，他们一边借着写作自我确认，自我强化，自我接纳；同时又在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忏悔。特别是以自身痛苦的经历为素材进行创作，其实在写作过程中，这个素材本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对它的反复凝视，咀嚼，回味，以及必然会产生的复杂纠缠心理，才是推进写作真正的心理动因。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在一种极大的独孤和自由中完成的，独孤是因为你除了自己无所依傍，自由则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作品有着极大的自主权。我认为写作中的作家同时是“上帝”和“罪人”，他必须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上，但同时，他对自己也拥有了创造和赦免的权利。

当然，林奕含的写作的特殊之处也在于，当她试图用文学的方式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她发现了其中的徒劳。也就是说，她的伤痛无法借着写作抚平，文学创作毕竟是一种审美活动，而被性侵的痛苦对女性而言更多的是关乎身体、心理和伦理的，这是一种更直接的痛苦，或许也需要使用更直接的方式来解决。正因为审美活动本身是去功利的，暧昧的，很多时候，它做不到那么直接，那么明晰。这也是这位作家悲剧的根源。

电视剧《大小谎言》

韩松落

作家，出版有《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我父亲的奇想之屋》

电影《回到未来 3》里有这么一个情节，男主人公穿越回了 1885 年，遇到了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女主人公，他告诉她自己是穿越过来的，但是女主人公相信了，因为她读过凡尔纳的小说。后来因为一系列的误会，女主人公误以为男主在欺骗他，就说：你欺骗我，就因为我读过凡尔纳的小说。

这个情节非常有意思。我们觉醒，我们知道了这世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在另外一些人的眼中很可能是通向了一条歧路。所谓的“文艺病”，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凡尔纳，我也不相信凡尔纳，你也不要读凡尔纳，不要醒来，你不要知道更多的可能性，或者你要按我命定的方式醒来，否则你就是病了。

这和房思琪的文艺是否是巧言令色，完全是两个命题，房思琪是读过凡尔纳相信凡尔纳的，她只是怀疑，凡尔纳给骗子提供了话术，让骗子可以说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她必须要按对待穿越人的方式去对待他。甚至她也怀疑，语言本身就是一场骗局，是对事物的概括凝缩，修饰粉饰，当一个事物被语言描述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了压缩、提纯、平均、公约数化，而她面对的却是一个具体的难以尽述的困境。怀疑的前提是相信，这是相信之后才有的困境。

电影《回到未来 3》

我恰恰是被这个小说的文学性征服的。一种复杂的处境，一种难以命名的困境，一种反反复复明明灭灭的心理状态，一条近乎病理的阴郁情感细节瀑，被呈现出来，让你知我知，哪怕让一个人感知到了，就说明她已经完成了。这就是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另外，我不喜欢文笔这两个字，这是一种中学生的描述。

我不认为反抗只有一种形态。不是说公开控诉了，报警了，撕打了，复仇了，或者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心大一点儿，忘掉，往前走，照常生活，就能叫做反抗。很多时候，对于普通人来说，搞清楚自己的状态，就已经是一种反抗了。让自己知道，就是反抗。那需要无数次重返现场，无数个夜晚的辗转难眠。这需要巨大的勇气。

而且我们要考虑到一个现实，不管是故事中人还是林奕含本人，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都非常年轻。年少时候经历的很多事是会参与人格塑造的，渗透到基因的，你会视其为当然。而她居然在这个年纪，看出了这些病态的渗透。二十岁看透这种渗透比四十岁看透这种渗透更有价值。我能够共情她阴郁的痛苦，但更愿意赞赏她的早慧。

默音

作家、译者，最新出版译作《日日杂记》

正如林奕含自己也曾说过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情节甚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然而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懂得，其中少女与老师的关系有复杂的光影，这也是为什么作者要用一本书的体量来叙说。

有一部纪录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在集中营的遭遇，《6 号小姐：音乐把我拯救》。对于演奏者来说，音乐让人暂时忘记身边的苦难和随时会降临的杀戮，得以找到心灵的栖息处。与此类似，房思琪作为受害者，不断试图将已经发生的可怕事件合理化，甚至营造出爱的幻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是她的支柱之一。要是没有文学，她可能会被更快地毁掉，文学唤起的虚幻，整体来说是延宕了她的破碎。试图用某某病来概括人的苦难，在我看来是简单粗暴的。

文艺作品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的精神家园，然而当现实迎面碾压，文艺的力量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精神健康，或者说心灵的平衡，终究要靠每个人自己努力去获得。

纪录片《6 号小姐：音乐把我拯救》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大热的时候，我自己正在写一部涉及性侵的长篇，所以有意识地避免读它，直到长篇完成，才迟来地看了。是一部痛切之书，我不禁惊叹于其中的才气和破灭感。这部小说脱不开作者的痕迹，不少人可能抱着读“自传”的心态去读它。我在阅读过程中并未试图分辨哪些属于房思琪，哪些属于作者本人，只是很痛惜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写作者选择放弃生命。

指责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是可笑的。倘若那是个现实中的人物，指责受害者是残忍的。日本作家村田沙耶香在《地球星人》中也写了师长对少女的侵犯，“我”所做的反击则让人毛骨悚然，倒是不见日本读者们争论“我”的行为正当性。

小说并非道德指南，而是创造出一种情景，让读者感同身受。读者的善恶观也未必要与小说作者的观点一致，我们在阅读较为古典的作品时能保持理性的距离，为什么在关于房思琪的讨论中，总有人想要越过现实与小说的藩篱，以一种优越的姿态指指点点呢？

于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编辑

文艺病这种标签显然过于粗暴，它将内心细腻的热爱并沉溺文艺的人冠以这样的帽子。将错误归结于文艺作品。这无疑是因噎废食。另外以一元化的视角看待这类问题，就像段子所说，历史上很多文豪作家最后的结局都是因为他们有文艺病。我们不能总是把通常无法理解的事情简单化。也许再面对这种标签时，我们不妨像林奕含脸书上所说的那样，“练习回嘴的勇气。你太敏感了。是你太粗糙了。”

林奕含所要叩问的文学是否是巧言令色的是真诚的追问与质疑。首先她是服膺文学信仰文学的，这已然和用文艺病标签去认识文学的人存在天壤之别。当面对这样的赤诚追问的时候，我们应该羞愧。而哂笑的人只会显示出他的冷漠和高高在上。

小说文学性方面我认为是足够好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个故事并不只是因为社会事件才获得持续高的关注，更多是因为故事的深入人心。读者的口耳相传。试想如果小说对我们的震动与冲击不强的话，又何以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不断地被提起被讨论，而不是一时的舆论热度？正是每个人都被小说的文字和故事深深击中，才有整个读者群体的强烈共鸣。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会用脚投票，五年后十年后这本书依旧会有更多新的读者阅读，成为一本经典小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会在文学史上有应得的评价和地位。

关于文笔修辞方面作为编辑我个人是很喜欢的。文学是丰富你的感受的而不是不断强化已有的认知。很多奇思妙想的比喻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文学语言的丰富才能带来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但遗憾的是现在社会的语言到了极其匮乏的地步，表达变得单一重复空洞乏味。以至于我接到过很多读者的反馈，质疑作者的文笔表达是否有语病，遣词造句是否有问题。这让我十分无语，如果我们没有见过更好更多样的语言，那么至少可以接受新的表达，体会这种语言带来的感受。而不是凡是没接触过的便认为是错误的。

房思琪不是自我献祭而是别无他法。如果仅仅是针对小说人物的行为。这样的舆论可以换位思考，当情景和人物性格都限定如房思琪的时候，一个十三四岁性格乖巧高自尊的、无法得到任何外界帮助的、自身认知不能处理这类情况的少女的时候，也许会冷静下来，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哪里还会有反抗存在呢？人们阅读小说难免会跟着群情激昂愤慨不已，但只停留在这种情绪中，自认为上帝视角，同理心感受力因此没有变化。那读完了这本书，好像错失了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房思琪的行为和心理按照小说的设定塑造是合理的。也只能是这样悲剧和反差的力量才会凸显，让读者无法平静。可能这也是林奕含写这个小说不想让读者只当做故事，把主人公的一切都置于一种绝境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