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恩 | “蔗糖革命”——来自加勒比海的权力争夺

原创 索恩thornbird 

若是论及英国、法国、尼德兰以及其他国家在加勒比地区的行动，其发起者根本不是各国王室或尼德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而是私人——有可能为此组成的合伙公司的商人、航海者和喜欢冒险的贵族。然而他们可能会从各国君主或尼德兰国会那里得到各种特权，有时规模尚且不大的皇家船队的船只也参与其中。在蔗糖贸易的巨大利益诱惑之下，加勒比海的权力争夺风暴就此袭来......

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全3册）

作者：[德]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

译者：周新建 皇甫宜均 罗伟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01

权力之争

位于美洲大陆东海岸的巴西距自然航路不远，这种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其比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地区更易遭受损失。从欧洲视角看， 西班牙帝国的核心地区位于美洲的另一面，只要控制住海洋它们就不可能被攻占， 尽管那里的各个港口，特别是对于与秘鲁之间的联系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巴拿马地峡，都是防御力不强的地方。 然而若想在这里攻击西班牙，则必须花费力气进入太平洋，或者至少能够完好无损地穿过加勒比海，那是西班牙控制下的"美洲地中海"，是入侵的必经之地。

而其东南方向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火山岛圆弧却无人居住，或者说尚处在尚武、野蛮、可怕的加勒比人手中，这些岛自南向北为巴巴多斯（Barbados）、马提尼克（Martinique）和瓜德罗普（Guadeloupe）。从墨西哥至委内瑞拉的中美洲及南美洲海岸虽然属于西班牙帝国的各个省，但对它们的控制却没什么效力，即便是与委内瑞拉海岸相望的库拉索岛，与尼加拉瓜海岸相对的普罗维登斯岛（Providence）或古巴和牙买加之间的开曼群岛（Cayman-Inseln）也是如此。

委内瑞拉东面的所谓"荒芜海岸"（自西向东依次为今天的圭亚那、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包括佛罗里达在内的墨西哥湾北海岸，以及古巴北面的巴哈马群岛实际上都在西班牙帝国的疆域之外，尽管当初哥伦布最早是在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登陆的。个别几处要塞也没有为此带来任何改变。

"种植园美洲（Plantagenamerika）"自巴西（蔗糖，后来是咖啡和棉花）延展至后来的美国南方各州（稻谷和菘蓝，后来主要是棉花），也包括西属美洲的热带海岸地区（蔗糖和可可）。种植园美洲是后来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样板，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经营，也给环境和人类生态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垦荒、采伐木柴以及地力耗尽，一种总是受飓风威胁的人造田野，以及通过强迫移民引入的新创奴隶人口出现了。印第安人几乎消亡殆尽，欧洲人在许多岛屿上成为走向消逝的少数。不过加勒比地区与巴西以及美国南方各州一同发展成"非洲大西洋"的其中一个核心地区。

17世纪中叶以来，葡萄牙人在欧洲战争和海外战争进程中的政治分量慢慢下降，尽管从最终结果的角度看，这个变化很容易被认为过于急促。1652年至1654 年、1664 年至 1667 年、1672年至1674年，尼德兰与英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1667年至1668年、1672年至1678年、1688年至1697年，尼德兰与法国之间也进行了多次战争，其间，正值上升期的强国英国首先制服了当时占优势的尼德兰对手们，只是偶尔与法国联手，不过自1674年起便与尼德兰关系比较亲近，自1689 年起将法国视为世界政治的主要对手。

英吉利共和国已在推行一种贸易扩张和舰船扩张政策，在欧洲扩张史上，奥利弗·克伦威尔是首先使用后来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动机和行为模式的人之一。为了摆脱内政困境，英国对天主教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发动了在经济和思想方面都具有吸引力的攻势。1655年的海上远征本应攻占圣多明各作为对大陆采取行动的出发地，然而成效甚微，作为权宜之计仅仅取得了牙买加。

尼德兰人在奥里诺科河河口和亚马孙河河口之间的海岸地区，在广义法属圭亚那坚持了很长时间，尽管自 16世纪后期以来那里有列强的许多殖民点。尼德兰殖民点大都集中在西面今天的圭亚那，尽管时有中断，但它还掌握在尼德兰人手里，直到1814年不得不被转让给英国。在17世纪的劫掠战中，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法国之间变换着角色，这种劫掠战造就了可以根据需要使用的特别人才，除大部分祖籍为英国和法国的人才外，大概也从小安的列斯群岛不得志的殖民者中招募了一部分。

随着对海盗的打压以及法属圣多曼格的发展，18 世纪的西印度群岛格局建立起来了。尽管西班牙表面上具有优势，但实际上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进行竞争的大国英国和法国。至18世纪，加勒比地区的冲突具有了另一种特性，军事和政治冲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而私人行动仅局限于经济方面。战争在大国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或在英法与西班牙之间进行，不过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统治西班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的一个旁支。此时不再像从前只是进行短期的劫掠，而是着眼于与扩张性蔗糖生产相关联的长期经济利益。它涉及生产所需的奴隶买卖，与此相关联也涉及向西属美洲走私，与从前偶尔为之的此类买卖相比，此时的走私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规模。

七年战争在英法之间同样提前一年开始（1755~1763 年），对英国方面而言，这场战争在西印度群岛最终更多的是一场经济战。1758年，法国在塞内冈比亚的各个奴隶站点被攻占，1759年，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被攻占，1762年被攻占的是马提尼克以及西班牙的枢纽港——古巴的哈瓦那和菲律宾的马尼拉。

战争期间，法国的奴隶买卖已经衰退，这对英国人有利。 英国烧酒酿造和蔗糖贸易游说集团要求吞并蔗糖岛瓜德罗普，以扩大生产和向欧洲大陆的再出口。而甘蔗种植园主游说集团则担心竞争和价格下跌，因此反对吞并。 出干政治考虑，政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优先安排获取加拿大。当然在双方眼里这一大片土地价值低于小岛瓜德罗普。不过最晚自七年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因而英国的奴隶买卖得以继续扩大。

02

蔗糖革命

在此期间，加勒比地区的一切都围绕着糖运转。情况绝非从一开始就如此。第一批垦殖者并非都是完全自愿踏上这些岛屿的，最初他们将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在烟草上。烟草种植不需要很多资本，但需要精心照料作物。因此这些新殖民地最初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小土地占有结构。

相对于后来的制糖业奴役制来说，“烟草是自由人的作物”。在具有10万英亩（４万公顷）可耕地的巴巴多斯，1645年有18300个具有作战能力的男性，其中1200人是小地产所有者，只有5680个非洲奴隶。平均每块地产不超过4公顷，每7公顷土地才有一个奴隶。人口密度达到令人惊异的每平方公里217人。

烟草生产的扩大自1620年代以来已经导致价格下跌，很快，小种植主就几乎不可能获得利润了。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等的西印度群岛品级无力与弗吉尼亚的品级抗衡。然而尼德兰人却有办法，他们将甘蔗种植从巴西转往西印度群岛，甚至预付了甘蔗种植必需的资本。因为与烟草不同，甘蔗是需要资本的商业作物。一个经济体必须足够大才能确保在收获季节充分使用费用昂贵的甘蔗压榨设备。另外，种植和收割甘蔗、运送燃料以及操作甘蔗压榨设备都需要大量工人，当然主要是无须培训的工人。

因为可供使用的白人劳动力数量不足，所以很快就依赖于购买主要由尼德兰西印度公司从西非提供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能做甘蔗种植园主或经营维持下去。小地产主卖掉了所有的地产。这就是所谓的“蔗糖革命（Sugar Revolution）＂，而这场革命又是在巴巴多斯岛上最为显著。到1667年，那里原先的11200个地产主仅剩下74个，各个经营体的规模为80-400公顷。白人数量在减少，而岛上的奴隶数量已达82023人，即平均每公顷土地有2个。

每个岛屿都在自己的框架条件内经历了自己的“蔗糖革命”。例如可以很有把握地估计，牙买加甘蔗种植园的资本是通过走私和海上掠夺积累起来的。走私和海盗中心罗亚尔港的大部分商人将自己的钱用于进行土地投资。1630年代和1650 年代兴盛期之后，糖价重新下跌，即便如此，转向蔗糖生产还是有望获得可靠的利润，因为需求在继续上升。

据称，糖原本是印度调味品类中的珍品。原则上说对调味品的需求是没有弹性的，例如对胡椒的需求就不可能随意上升；可是对糖而言则没有这种限制。似乎16世纪糖的消费量就高于先前的假定，因而通常的解释，即认为的糖的消费是在18世纪为了给殖民地的茶、咖啡、巧克力等热饮料增添甜味才普及开来的，大概会受到质疑。

或许在这里，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供应创造了一种不断上升的需求。一方面是大批量生产，另一方面是购买力的逐渐提高，因而有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这一消费品，社会上层炫耀式的消费使它显得很体面。17世纪下半叶，糖价明显下跌也使糖更具有吸引力，后来价格又开始持续攀升。人们希望买上一些，而且他们也具备这一购买能力!

1700年至1760年，蔗糖产量提高了两倍，不过需求同样也在上升。战争并非必定起着阻碍作用，因为鉴于海上力量的对比，它首先适合于削弱法国的竞争力。议会中的西印度群岛利益相关者代表着 5000 万英镑的种植园资本。公众舆论相应地赞同奴隶买卖是制糖业长久繁荣的前提条件。

03

奴隶买卖

在不乏难堪之事的欧洲扩张史里，从15世纪至 19世纪（1441年葡萄牙人开始贩卖奴隶和1888年在巴西废除奴隶制是这个时间段的起止点），买卖非洲奴隶以及使用被卖为奴的非洲人经营美洲种植园是令人愤慨至极的事情之一。以今人的眼光很难理解这件事，自18世纪以来，人们才渐渐对这一特殊的大西洋体系提出疑问，而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无人质疑的理所应当的事情。

有违常理的是，奴役非洲园工甚至可被视为欧洲人独一无二的自由意志的文化成果，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意志的功绩并不只是阻止了欧洲人自己被奴役。确切地说，个体对财产不受限制的支配也属于欧洲人的自由，与其他文化不同，时间越久，这种支配就越发脱离集体和非经济义务，就仅仅听命于各种市场力量。

不过从市场观点看，与非灵活性地提供印第安园工和白人园工不同，灵活地提供非洲人是对需求作出的最佳反应。然而，基于这种纯经济考虑而选择奴隶制的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由于在文化层面上已经选择了有着特殊需求的市场经济。因此很有代表性的事实是，最成功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来自社会经济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也就是说，到那时为止的自由的最高形式产生了到那时为止的最严酷的奴隶制。然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今人的眼光看，彼时高度发达的自由文化还不等同于平等文化。

与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至少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7世纪。不平等地对待各个社会群体或种族群体在欧洲是无人深究的理所当然之事，特别是在对待那些有别于自己的群体方面。因此，在为了蔗糖经济而奴役非洲人这件事上，根本没有必要依据种族主义特别歧视他们。这种歧视在 17世纪往往是个例而非常态。只是到了后来，种族主义才被用来证明奴役的合法性，即只有在突然需要论证不平等对待各种人的理由时，被奴役的非洲人才必须被解释为劣等人。

当欧洲人认为这样做对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时，他们便立刻直接采用了非洲自古就存在的奴隶制，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从古至今，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无论在哪个时期，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其中也包括将一个人归为他人财产的奴隶制，都是大多数人不言而喻的生存条件。 当然，人们往往很难清楚地划分自由人和奴隶，而是只能对自由和不自由划分复杂的等级。自由和不自由处在矛盾对立中，它们甚至能够以这种方式相互依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矛盾对立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性。

注：本文节选自《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中）》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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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索·恩 | “蔗糖革命”——来自加勒比海的权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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