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了心漂在北京的俄罗斯小伙

并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像李恪那样，晚饭之后不去酒吧和迪厅找乐子，而是选择在图书馆过上几个小时。他只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物质消费上必须要比别人小心翼翼很多。

——节选自《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关于李恪

和李恪见面之前，我只听说了他的俄文名字是“瓦夏”，这是个俄国人的常用名，叫这个名字的人，在任何一家俄罗斯餐厅都能碰到一两个。介绍人向我透露，“这个俄罗斯小伙子中文讲得非常流利”，我的脑海中便闪现出几年前在网络视频上模仿各地方言的Mike隋。

我喊他“瓦夏”，但他纠正了我：“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恪。”

“李恪”这两个字听起来方方正正，很难和面前这个棕色头发、褐色眼睛的俄罗斯人发生关联。

喝了会儿咖啡，他问我知不知道“李恪”是个历史人物。我心虚地摇头，他突然有些得意，说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本来能做个好皇帝，却被长孙无忌陷害，惨遭杀害。

没想到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竟然这么了解，这让我很惭愧，更觉得不自在，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解，目光却落在了别处——我有些懊恼，真不该请求同学帮忙找“语伴”，他的中文已经这样好了，哪还需要和我互助学习语言？

来中国之前，李恪很少离开他的家乡伊尔库茨克市。这座位于中西伯利亚高原南部的城市，仅有62万人口，每年的夏天和冬天，李恪都会和弟弟坐在爸爸从朋友那里买的二手“拉达”里，去几十公里外的贝加尔湖附近游玩、打猎。那里的空气弥漫着草叶的新鲜气味儿，湖水比酒吧里的“蓝色玛格丽特”要清澈得多。

贝加尔湖｜图片来自网络

去贝加尔湖几乎是李恪青少年时代唯一的消遣，直到大三申请来到中国交换，他都没有去过家乡的酒吧。并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像李恪那样，晚饭之后不去酒吧和迪厅找乐子，而是选择在图书馆过上几个小时。他只是很早就知道，自己在物质消费上必须要比别人小心翼翼很多。

高中暑假时，李恪去姑姑的超市打过两次工。超市规模很大，一共有18个收银台，24小时营业。李恪给我看过一张他的工作照，他穿着蓝黄色拼接的工装，坐在电动叉车上，叉车举起了几个装着大宗商品的货箱。李恪曾经想，以后大学毕业了也要在伊尔库茨克开一家同样规模的超市——那是他当时最大的梦想。

不过，开超市的想法在他考上大学后逐渐变淡了。李恪大学读的国际关系专业，大三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在重庆一所大学交换了一年，接着又申请到政府全额资助的留学项目，来北京读硕士。

在中国的这几年，李恪除了越来越能吃辣，对于留在中国发展这件事也越发坚定了信心——他曾经在重庆的肯德基做过一段时间的服务生，时薪18元，而他弟弟在伊尔库茨克的一家肯德基做小时工，时薪是90卢布（约合人民币10元左右）。

俄罗斯的经济让很多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李恪父亲所在的木材厂被卖给了德国的企业，周围好几个邻居也都移民到了北欧的芬兰、丹麦，而他姑妈家更是早早规划，两个孩子中学时就被送到了美国。就像中国小城里留下了很多“空巢老人”，如今伊尔库茨克留下来的也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大多都去了大城市或者国外，寻找更多挣钱的机会。

正在排队找工作的俄罗斯人｜图片来自经济观察网

第一份兼职

我询问过李恪来中国后做的第一个兼职，他诡异地对我笑着说：“你肯定猜不到。你们中国人太狡猾了。”

他告诉我，当时他刚到重庆不久，连解放碑都还没有去过，脑子里对中国人民的印象还停留在教科书里“勤劳”、“智慧”这些字眼上。一天，负责他们交流项目的中国老师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周末做两天兼职，有车来接送，住宿五星级酒店，给1000块钱，工作内容非常简单：全程不用说话，保持微笑就好。

李恪从没听过有这样好的兼职机会，当时他已经学过两年中文，但听完介绍，还是怀疑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老师的话。

他换上正装，坐上校门口来接他的轿车，去了附近的一个县城。车子开到一家工厂的门口，厂长和几个随从在那里迎接了李恪。李恪握着这个干瘦的男人钳子一般的手，忍不住用中文和他套近乎：“您好，先生！麻烦您等我，我真不好意思。”

厂长听了他的话，有些意外。随后笑着说：“你的中文讲得很棒！不过，明天可千万不要再讲了。”

在厂长的办公室入座后，李恪才明白，他此行的工作是给这家生产密闭材料的工厂当“托儿”。这家工厂之前与俄罗斯方面有合作，但近两年已经没有了往来。现在有国内的两家合作公司过来谈合作，为了显示工厂的“国际化定位”，老总特意派人找到了李恪来冒充“俄方代表”，见证签约仪式。

这是一次李恪从没有过的兼职体验。签约那天，他面对满脸堆笑的中国人，只需要点着头致意，还要装作什么都听不懂的样子，实在是难受。饭店吃饭时，厂长站起来举起杯子，提议“要为俄罗斯客人干杯”时，李恪差点没有脱口而出：“祝我们合作愉快！”幸亏他反应快，用一句俄语脏话掩饰了尴尬。周围一张张脸都对着他笑，他觉得哭笑不得。

《在工作中，看到中国》内页

17万存款

去年春天，我在俄罗斯查询博士论文的资料，他在北京半工半读。为了给弟弟攒够去德国留学的钱，他加快了做兼职的步伐，接连给几个翻译公司做兼职译员，白天领着旅行团去南锣鼓巷看北京胡同，晚上还要回到家里翻译医疗器械的技术文本。

一次，他从海淀区去通州的一家出版社给一本书录制俄语音频。地铁上他找我聊天，给我发来了一句很陈旧的表达：“我快累得嗝屁了”。我看了，却笑不出来——他用了1个多月挣够了弟弟留学需要的1万多欧元，钱汇过去之后，他几乎大病了一场。

那时的李恪说，他想赶紧毕业，找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这样每月都有工资领，就安心了。

硕士即将毕业的时候，李恪找到了正式的工作，在东城区的一家国企，做外贸。我从俄罗斯回来，带了他们的鱼子酱和蜂蜜去找他，他正在宿舍里收拾衣物，准备月底搬到租住的房子里。

整理完东西，李恪说要给我看样东西。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俄汉双解词典》，翻到某页，取出一张银行卡，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里面有17万存款，是他这些年自己攒下的。

我不由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在我的印象里，大部分俄罗斯人并没有储蓄的观念。李恪听了我的夸奖显得很激动，说自己要做一个够资格的“北漂”，接着又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银行卡。

图片来自网络

北漂，北漂

可就在李恪自认为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盆冷水猝不及防泼向了他：一次莫斯科旅游的项目刚结束，几个用户不满在俄罗斯期间遭遇的乱收费，举报了旅游公司。老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带团的李恪吃了“回扣”，将他从公司开除了。

直到我再次见到李恪，他也没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投递了新闻传媒、教育培训、投资理财好多个方向的企业，对方一见他是外国人，多半不会通知他面试，终于有两家公司决定要他，在谈薪资时又出现了分歧。

姑妈提议过让他回去帮忙打理超市，被他果断拒绝了——他暂时还不想回俄罗斯，那样时间长了中文也忘了，到时再想来中国找工作就缺少优势了。

我最近一次和李恪见面，是在他从一个电视剧的片场回家的“路上”。电视剧拍摄地点在顺义，他几经周转，考虑到夜里坐地铁回不到住处，打一次出租车又几乎要把挣的钱花光了，于是他径直来到了我们学校，在操场上睡了一晚上。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从没见过身边哪个同龄人为了省钱做出这样的举动。一大早我跑去见他，远远看见大太阳底下，他双手撑着身子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疲惫的眼神，落在几个练太极拳的老年人身上。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问他：“当电视演员好玩吗？”

他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不过就是在镜头前晃了几下，大部分时间是等，连一句台词也没有。”

群众演员这个兼职是直播平台上一个粉丝介绍的。影视公司要拍摄一个商战题材的电视剧，李恪去饰演某个外国老板的助理，负责递文件、开车门，将近一天的时间，挣了两顿盒饭、400块钱的报酬。

我请他在学校食堂吃早餐，感觉他先前的锐气被挫伤了不少，变得沉默而迟钝，几乎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

我想找点什么话题，让他开心一点，便问他，直播的粉丝积攒多了，以后是不是有可能转到影视娱乐圈？他放下手里的筷子一脸淡然地笑了，仿佛我是个幼稚的小孩子：“想什么呢？北京是个大城市。”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去地铁站的路上，李恪又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他告诉我，大不了就回老家干超市。魏公村的三环路上，车子又堵起了长龙，一个骑着单车的大姐夹在了车流中间，大概是无聊，她一条腿跨过来支在地上，带着点儿好奇朝我们看过来。

李恪还像任何一个新来的外国人一样，脸上露出了笑容，跟她打招呼：“你好！”

*以上内容节选自《在工作中，看到中国》

原标题：《铁了心漂在北京的俄罗斯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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