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乾隆末年一桩离婚案中的底层妇女

【作者按】

今年年初的时候，作者之一的唐悦在四川省档案馆的清代《巴县档案》中找到了一个案件的卷宗。仔细读过之后，我们都被它曲折而戏剧化的情节深深吸引了。尤其是这个案件的女主角秦氏，精明到邪恶，现实到冷酷，就像一头埋伏在黑暗中的母狼，总是能沉着、精准地给猎物致命一击。然而作为女性，我们也深深体会到她的恐惧与绝望，出身的卑微，几任丈夫的始乱终弃，整个社会满满的恶意，都如深不见底的黑洞，步步紧逼这个渐入暮年的妇人。

当代妇女史研究提出一个前提批判性的问题：“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嫂吗？”某种程度上超越“五四史观”的我们或许会回答：“不是”。但是传统社会中妇女的真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他们怎样参与整个社会的性别互动和资源竞争？除了受害和不公正的待遇之外，她们又拥有怎样的机会和可能性？秦氏的经历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尽管那只是一粒沙中的世界。所以我们决定写点什么，为秦氏，也为沉浮在这个冷酷而不乏希望的时代中的自己。

最后还要感谢四川大学研究生班的同学，他们精彩的课堂讨论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48岁的徐秦氏来到位于重庆府城的巴县衙门，状告他的丈夫徐以仁。徐秦氏的状纸长达537字（几乎是普通诉状两倍的篇幅），凄切而愤怒地讲述了徐以仁如何侵吞她的嫁奁、如何将她两次嫁卖与人，又如何卖掉了她相依为命的女儿和婢女。令知县印象极深的，还有徐秦氏被剃去后新近长出的“尚不受簪”的头发。这不仅让她的形象与普遍妇人大为不同，更让观者很自然地脑补这“剃发”背后或离奇、或悲惨的故事。

如果这样的情节出现在肥皂剧中，想必可以赚得不少同情的眼泪。但是仔细阅读整个卷宗却会发现，这位女士其实满嘴谎言，而这桩离婚案也更像是一出她自导自演的大戏。下面，让我们走进徐秦氏的离婚大战，看看她为何如此，又何以能够如此？

离婚？谈何容易！

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十八日的状纸中，秦氏称自己为“徐秦氏”，称徐以仁为“氏夫”，言下之意是二人仍保持着婚姻关系。但事实上，他们二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是为何？且看下文分解：

较量第一回合：甩不掉的小妾

在本案的卷宗中，保存着一张乾隆五十三年（1788）秦氏和徐以仁在叙州府（位于川南，治所在宜宾县）签订的文书，原文如下：

立出字，妇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与徐以仁为妾。至五十三年以仁欲搬眷回籍，氏因身有疾病不愿归楚，向以仁哀求情愿出家为妮，当收徐以仁银叁十两钱贰十千文以为终身度日之资，此系以仁甘心愿出，并无勒逼等情。自出字之后，再不缠扰，徐姓亦勿翻悔，特立一纸，永远为执，存照。

凭亲 唐文锦 仝在

周必丛

乾隆五十三年腊月初八日立出字妇秦氏

乾隆五十三年秦氏与徐以仁分手文书

这份文书应该是徐以仁提交给法庭的，因为其中提到的情况对秦氏相当不利。初看起来，这份文书显得非常奇怪。从内容上看当然很像休书（尤其是还用了“出”字），但休书明明应该由男性来写呀，可这份文书的写立者却是本案的“大女主”秦氏；从形式上看，这份文书更像契约，但是婚姻关系可以通过一份普通的契约来解除吗？解开这个疑问的关键就在于“秦氏因四十八年自主嫁与徐以仁为妾”这一句话。我想当承审法官看到这句话时，大概会不由自主地喊出一句：“OMG！”为什么呢？因为这说明至少在立这份文书的时候，秦氏和徐以仁之间根本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

虽然在民间话语中，“妾”也被称为“如夫人”、“二房”、“小老婆”等等，但是在《大清律例》的“户律·婚姻”部分，你找不到任何一条律例是专门针对妾的。如果一定要找的话，或许也有一句：

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律文103、妻妾失序）

这当然说明了“妾”不是“妻”，但“妾”究竟是什么，她在家庭中究竟享有何种专属之权利，却未有一字提及。所以历来有研究者认为：妾与她所跟从的男子之间并不是一种婚姻关系，而是一种契约关系。如果澄清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氏和徐以仁要用一份契约来终止他们的关系。

而且从双方的陈述中可以断言，秦氏最初的身份的确是妾。徐有仁是湖广省麻城县人（没错，就是美国汉学家罗威廉所描写的那个极具暴力传统的地方），孤身一人来四川做生意。在秦氏自称嫁与徐以仁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徐以仁？已38岁。依照彼时人的婚龄来推测，他在家乡应该是有妻室的。所以如果他要与巴县妇人秦氏缔结两性关系，那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纳妾。而且秦氏自己也承认是“自主嫁与徐以仁为妾”，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写立婚书、依礼聘嫁”的法定程序。所以徐以仁和秦氏之间根本不存在正式的婚姻关系，而通过契约给予秦氏经济补偿然后双方分道扬镳，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是徐以仁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姓秦的四川妇人绝不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匆匆过客，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较量第二回合：摇身一变，由妾到妻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二十八日，秦氏和徐以仁又订立了一份契约。在这份契约中，秦氏居然变成了徐以仁“为婚成配”的妻子。而且徐以仁还承诺，在离异前要归还秦氏的嫁奁银240两。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读者和我一样有些凌乱了。不是两年前就说好了要分手吗，怎么还没分呢？不是说只是“妾”吗，咋又变成“妻”了？还有那么大额的嫁奁银，好像上次分手的时候没提过呀？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现在笔者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分手。根据案卷中的叙述，徐有仁是在重庆城纳秦氏为妾的，此后徐以仁到叙州府去做生意，秦氏就随他去了叙州，上文所录的那份断绝关系的契约就是在叙州订立。订立这份契约之后，秦氏回到了重庆城。但或许是因为生活没有着落，或许是觉得分手费太少，又或许是出于其它的原因，反正秦氏改变了主意。一年以后，她找到了再次路过重庆的徐以仁，表达了随他回湖广的意愿，徐以仁居然也同意了。于是，秦氏便与徐以仁一道踏上了归乡之路，而双方愈演愈烈的纠纷也于此拉开了序幕。

那么秦氏又是如何由“妾”变“妻”的呢？根据案卷的交代：秦氏在抵达麻城后，的确看到了徐以仁的正妻刘氏和徐以仁的母亲万氏。但是泼辣任性的秦氏当然无法与这两位女眷和睦相处，于是家庭矛盾日益升级，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正月初七日，秦氏赴麻城县状告徐以仁。承审的杨知县正式判决徐以仁与秦氏离异，秦氏出家为尼，丝毫没有提到对秦氏的经济补偿问题。在杨知县的判词中，有大量对秦氏的恶评，如“丧耻无行”、“不守妇道”等，足见其对秦氏的反感。因此之故，秦氏在这一轮较量中暂时败北。

然而倔强的秦氏并不甘心，她继续纠缠徐以仁一家。徐以仁的口供中提到，秦氏“去年（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八在玉皇殿削发为妮”。联想到秦氏在叙州府时通过削发索取经济补偿的旧事，我们可以推测：这一次的削发也一定是徐家用钱换来的。这样一来，三月十八日那份契约就很好解释了，这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买断”协议。只是在徐氏族人的见证之下将这样的情由赤裸裸地写在契约之中，大概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今后打官司时恐怕也会有麻烦，所以就给这240两“买断银”安上一个“嫁奁银”的名头。但是让我惊叹不已的是，秦氏这一次索要的“分手费”竟然是两年前的8倍。当然你也许会想到，这240两银子徐以仁是会赖账的。但是或许秦氏要的就是徐以仁还不起，因为这样，她就可以以债主的身份长期敲诈这位可怜的先生。同样重要的是，她还顺带逼迫徐以仁承认了她“妻”的名分。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份契约在手，她在今后诉讼中的地位就有所不同了。

一个妇人在异地他乡独自面对反目的配偶、强势的宗族和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居然能够绝地反击，华丽完胜，真不知道秦氏是如何做到的！

较量第三回合：重庆城再战公堂

新的契约签订之后，秦氏果然开始步步紧逼。一个月之后，她就去敲诈徐以仁的母亲，得银32两。又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三月杀回叙州府敲诈徐以仁，得银50两。到了该年七月，干脆再次到巴县衙门状告徐以仁，也就是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一幕。只是这一次告状的时候，秦氏不仅大大方方地称自己是徐以仁“套娶过门”之“妻”，还刷新底限地把“嫁奁银”的价码提高到了400两，并抛出了“（徐以仁）将氏女并婢女一体嫁卖”这样耸人听闻的指控。熟悉秦氏一贯套路的读者，大概不难看出这些情节的虚假。然而不得不交代的是，在这一轮诉讼中，巴县知县写了一篇长达400多字的判词，其中推敲了很多案情细节，却惟独没有质疑秦氏是“妻”还是“妾”的问题。

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十四日，秦氏最终签署了结案文书：

氏先年嫁配徐以仁为妻，携氏回广原籍麻城县，因以仁原妻现在，与氏不睦，将氏转婚郭廷耀，夫妻反目。氏喊禀麻城县主，自行披剃为妮，以仁来川，氏在楚地衣食无靠，自行回川找寻以仁，殊以仁控氏离异复嫁等情在案。蒙恩审讯断氏已经离异妇，不得复行滋事。氏遵依结得，日后再不得藉端滋事，结状是实。

从这份文书来看，官府根本就没有理会那400两嫁奁银，卖女卖婢的事更是提都没提，秦氏似乎没有讨得什么便宜。但其实不然，因为这份文书中却白纸黑字地写着：“氏先年嫁配徐以仁为妻”，这就意味着历经一年半的纠纷与诉讼，心思缜密、手段泼悍的秦氏终于经过官府背书成功地由“妾”上位为“妻”。对于我来说，这下终于可以放心地把“离婚案”三个字放在本文的标题之中。而对于秦氏来说，得到的却是《大清律例》中所有与“妻”有关的权利与保障。

当然，秦氏也得到了“不得复行滋事”的警告，但是从麻城败诉后继续敲诈的前情来看，你觉得秦氏收手的可能性大吗？而对于可怜的徐以仁来说，如果他下次不幸再与这位强悍的四川妇人狭路相逢，那他所面对的就是“前妻”而不是“出妾”了。

卖妻——违法还是缺德？

如果说“离婚”是这个案子的一条明线，那么“卖妻”就是贯穿始终的一条暗线。从案卷所记述的细节来看，从乾隆四十八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83-1791），秦氏可能先后被转卖了5次。

在案卷的几个地方，徐以仁都提到秦氏是“四十八年在巴县张官媒手买吴万通犯奸应发卖之吴秦氏”。秦氏当然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是在社交网络相对不发达的乾隆时期，一个外地客商和一个本地妇人的结合，通过各种“媒”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吧。而且徐以仁的叙述前后一致，而秦氏的几处交代则自相矛盾，所以我认为还是徐以仁的叙述更值得采信。

那么“官媒”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陈兆肆的研究，官媒最重要的三项职能就是：进行官方许可的婚姻介绍；做合法买卖人口的中证；看管、押解女囚，并为本夫拒领之女犯择嫁。看到这里，我想读者就明白了，官媒完全可以打着执行公务的旗号做“人贩子”的勾当。因为一方面她的手中有充足的“货源”，另一方面她还有进行婚姻介绍和人口交易的官方许可。尤其是在乾隆时期的重庆，大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地区涌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未曾婚配的单身男子，还有像徐以仁这样孤身而来有纳妾需求的已婚男子。所以彼时重庆城内官媒的生意应该是好到爆棚，而徐以仁从官媒处买妾的叙述也就显得相当合理。

但是如果允许脑洞再开大一点，那么所谓的“吴万通犯奸应发卖之吴秦氏”，或许并不是犯奸之妇，而是被他的前夫卖给了官媒。因为《大清律例》是严格禁止买卖妻妾的，所以要想不留后患地把自己的妻子卖掉，那最合适的选择就是卖给官媒，再给她安上一个“犯奸之妇”的罪名（因为犯奸之妇是可以买卖的）。所以，秦氏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前夫卖给官媒，再由官媒卖给徐以仁。

在到达麻城之后，因为秦氏与徐以仁正妻和母亲的家庭矛盾，徐以仁也萌生了把秦氏卖掉的念头。在秦氏和徐以仁的诉状和口供中，都反复提到了郑宗周和郭廷耀两个人，他们就是秦氏的买家。其中，徐有仁与郭廷耀的交易肯定是完成了。因为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麻城诉讼之时，郭廷耀就呈递了一份诉状，提到“凭媒张华国等娶徐以仁之妾秦氏为妻”。然而郑宗周是否正式地买过秦氏就不是很确定，因为按照秦氏的说法，她到郑家后抵死不从，所以交易就中止了。

在这个案卷中，还曾不经意地提到：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秦氏和徐以仁第二次诉讼之时，秦氏已“实从陈世福为妻”。了解她过往经历的人一定都会想，这一次她又是被卖的吗？

所以说在8年的时间里，秦氏最少被卖了2次，最多被卖了5次。这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人生经历。而且在案卷之中，不管是卖人的徐有仁、买人的郭廷耀还是被卖的秦氏，都对买卖妇女这件事安之若素、毫不避讳。而本案的男一号徐有仁，虽然一次次地被秦氏讹诈、算计，但也并没有因为买卖妻妾而受到任何官方的惩处。作为现代吃瓜群众的我们可能又困惑了，这难道不是犯罪吗？

当然是。在《大清律例》中对此类行为有非常清晰、严格的规定：

凡将妻妄受财（立约出）典（验日暂）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典雇女者，（父）杖六十，妇女不坐。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女给亲，妻妾归宗），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仍离异）。（户律婚姻“典雇妻女”条）

略卖……若己之妾，子孙之妇者，杖八十徒二年，（略卖）子孙之妾，减二等;其（和略）卖妻为婢，及卖大功以下（尊卑）亲为奴婢者，各从凡人和略法；若（受寄所卖人口之）窝主及买者知情，并与犯人同罪。……并追价入官。不知者，俱不坐，追价还主。（刑律盗贼下“略人略卖人”条）

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若用财买休卖休（因而）和（同）娶人妻者，本夫本妇及买休人各杖一百，妇人离异归宗，财礼入官。用买休人与妇人用计，勒逼本夫休弃，其夫别无卖休之情者不坐，买休人及本妇各杖六十徒一年，妇人余罪收赎，给付本夫，从其嫁卖。（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条）

可是在现实中，买卖妻女的情况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和美国学者苏成捷（Matthew Sommer）都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都认为：这是清代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人们应对贫穷和生存压力的现实之举，尤其是州县基层官府，不可能严格按照律例规定来处置此类行为。

但是本案的特殊性就在于，徐以仁一点也不穷。从经商、开铺、买妾等细节来看，徐家至少也是一个小康之家。徐以仁从郭廷耀处得到的“礼钱十八串”（郭廷耀自诉），还远远抵不上秦氏对他数额最小的一次敲诈。他卖掉秦氏，实在是因为太想摆脱这个阴魂不散、不择手段的女人。但是慌不择路的他，又糊里糊涂地跳进了一个爬不上来的坑。穷汉子卖妻是逼不得已、情有可原，可是像徐以仁这样的人卖妾就是为富不仁、欺男霸女了。到了这一步，不管徐以仁有天大的委屈，这个道德污点是实实在在地掉在他身上了。也正是这一点，便利了秦氏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敲诈。

徐以仁的口供中提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月，秦氏又去敲诈徐母万氏，“说没有银子与他，还要告状的话”（这个时候，徐以仁已经躲到四川去了）。当时麻城知县已判决秦氏与徐以仁离异，秦氏甚至都已经落发为尼了，万氏为什么还要给她钱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秦氏又提到了被徐以仁嫁卖的事。甚至两个月前那份承认秦氏为妻，并无端生出240两“嫁奁银”的契约，大概也是在这样的道德压力之下签订的。因为那毕竟是在徐以仁的家乡，一旦秦氏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徐以仁怕是要被宗亲乡党戳一辈子脊梁骨了。

所以，身处时空另一端的吃瓜群众们，千万不要认为秦氏是年代剧中腹黑命硬，无所不能的“大女主”，她的人生当真是“身世浮沉雨打萍”；也千万不要认为麻城知县和巴县知县都丧了良心，赤裸裸地纵容买卖妇女的行径，因为他们知道或者已经看见，徐以仁必将为他的愚蠢行为付出道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