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整体防御视野下的梁山赤牛城

川渝地区的宋元（蒙）战争持续时间长达52年，这与秦灭巴蜀、后唐平蜀、北宋灭蜀等前代王朝取蜀不超过一年时间的历史形成了强烈反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南宋晚期的四川地区与之前的蜀地割据政权不同，它是南宋政权的组成部分，南宋政权的长期存在及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四川军民的应援，对四川军民长期坚持作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宋元（蒙）战争爆发以后，蒙军将四川作为战略进攻重点，南宋朝廷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救蜀。梁山是当时抵御北方来敌，避免蒙军沿今龙溪河快速攻入重庆腹地的重要屏障，历史上曾多次抵御住了蒙军的进攻。咸淳九年（1273），襄阳、樊城为元军所占后，四川地区宋军防御形势急转直下，在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梁山军民仍然凭借赤牛城的防御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守城胜利，随后元军进攻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皆无功而返，证明了梁山赤牛城对于夔路防御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京湖援蜀

川渝地区的宋元（蒙）战争自宝庆三年（1227）蒙古军队攻略蜀中边郡，到祥兴二年（1279）四川被元朝军队全部占领，持续时间长达52年，这与秦灭巴蜀、后唐平蜀、北宋灭蜀等前代王朝取蜀不超过一年时间的历史形成了强烈反差。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南宋晚期的四川地区与之前的蜀地割据政权不同，它是南宋政权的组成部分，南宋政权的长期存在及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四川军民的应援，对四川军民长期坚持作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宋初期，迫于北方金人压力，李纲“请于陕西、京东西、河北东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使远近相应援，上然之，遂罢四总管，而置诸路制置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制置使的设立因而普遍起来。到了嘉定四年（1211），南宋以金为蒙古所败，“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谨边备”《两朝纲目备要》卷一三，以四川等三大制置司为防御主体的北部国防体系至此已基本形成。

宋元（蒙）战争爆发以后，蒙军将四川作为战略进攻重点，“先谋犯蜀，顺流下窥江南”《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八，进而灭宋。端平三年（1236）八月，蒙军大举侵蜀，“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元文类》卷六二，使全蜀“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自此，四川最富裕的川西地区残破，四川制置司独依夔州一路难以对抗蒙军，南宋朝廷被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救蜀，其中设置夔路策应使使京湖制置司与四川制置司相应援是制度层面最重要的安排。

图1 南宋京湖制置司防御图 (引自：《南宋后期的朝议边防与军政应对研究》)

根据《宋史》所载及相关学者的研究，夔路策应使最早创设于淳祐二年（1242）十二月丙寅：“以孟珙为检校少保，依旧宁武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夔路策应大使。”《宋史》卷四二

淳祐三年（1243），“珙以重庆积粟少，饷屯田米十万石，遣晋德帅师六千援蜀，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宋史》卷四一二

淳祐六年（1246）九月戊辰，“以贾似道为敷文阁直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宋史》卷四三

淳祐九年（1249），“（李曾伯）进徽猷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广总领，兼京湖屯田使，进龙图阁学士。…加端明殿学士兼夔路策应大使。”《宋史》卷四二〇

余玠治蜀以后，“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蜀既富实，乃罢京湖之饷；边关无警，又撤东南之戍。”《宋史》卷四一六依据李曾伯所著《可斋续稿》，淳祐十年（1250）至宝祐元年（1253），夔路策应使曾短暂裁撤。

宝祐元年（1253）春正月癸卯，“大元兵渡汉江，屯万州，入西柳关。（京湖制置司都统）高达调将士扼河关，上山大战，至鳖坑、石碑港而还。”《宋史》卷四三同年七月甲午，余玠卒。之后于八月丙辰，“以余晦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宋史》卷四三。

宝祐二年（1254），四川形势继续恶化：正月，蒙军筑城利州、阆州；六月，“四川制司言：合州、广安军北兵入境，王坚、曹世雄等战御有功。”《宋史》卷四四这一时期，由于余玠的去世，四川地区政治出现混乱，面临蒙军的进攻，临安朝廷不得不倚重长江中游的京湖制置司：六月甲寅，“以李曾伯为资政殿学士，依旧节制四川。”同上同月庚午，“诏（四川安抚制置使）余晦赴阙”同上。闰六月，由于蜀事孔棘，参知政事董槐上疏“置司夔门，以通荆、蜀。”同上但其本人帅蜀的请求被驳回，而是“诏蒲择之暂权四川制置司事”同上。之后，又“以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诏赐曾伯同进士出身。”同上京湖制置司的政治、军事支援为后面的隆庆堡、苦竹隘、安西堡、巴州等西蜀大捷提供了重要保障。

宝祐三年（1255）三月，“以吴渊为观文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同上但未赋予其夔路策应使职权，直到四年（1256）春正月辛亥，“以吴渊为京湖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军马急切，便宜行事。”同上后又“拜观文殿学士，职任如旧，兼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渊调兵二万往援川蜀，其后力战于白河、沮河、玉泉。宝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参知政事。越七日，卒。”《宋史》卷四一六

吴渊死后，宝祐五年（1257）春正月丁亥朔，“以赵葵为少保、宁远军节度使、京湖宣抚使、判江陵府兼夔路策应大使，进封卫国公。” 《宋史》卷四四之后四月，“大元兵攻苦竹隘，诏京湖调兵应援。”同上

宝祐六年（1258）二月辛巳朔，“以马光祖为端明殿学士、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湖广总领财赋并屯田事。”同上同年十二月庚辰，“大元兵渡马湖入蜀，诏马光祖时暂移司峡州，六郡镇抚向士璧移司绍庆府，以便策应。”同上次年（1259），京湖制置司遣王登提兵援蜀。

景定元年（1260）二月，“高达迁湖北安抚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应使，陈奕、阮思聪并正任防禦使。”《宋史》卷四五四月癸亥，又“以吕文德（检校少傅、京西湖北安抚使兼制置使、知鄂州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兼夔路策应使。”同上

景定二年（1261）四月，以“俞兴保康军承宣使、四川安抚制置使。丙申，吕文德超授太尉、京湖安抚制置屯田使、夔路策应使兼知鄂州。”同上到了七月，四川再次出现内部动荡，“蜀帅俞兴奏守泸州刘整率所部兵北降，由兴构隙致变也。至是，兴移檄讨整。”同上为此，临安朝廷不得不以吕文德兼四川宣抚使，并调兵平叛。同年十一月，任命刘雄飞和州防御使、枢密副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

在京湖、四川两大制置司的配合下，终于在次年即景定三年（1262）正月，克复泸州，并改为江安军。吕文德也因此进开府仪同三司。十二月，“吕文德累疏辞兼四川宣抚，诏仍兼四川策应使。”同上

景定四年（1263）二月，蒙军攻嘉定城，四川策应使遣鄂州都统马堃出战御之。但由于马堃援夔迁延，后于五月被朝廷削一秩，令以所转四官理作叙复。

景定五年（1264）四月，“以夏贵为枢密都承旨、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总领、夔路转运使。”同上此时，宋元（蒙）之间总体进入和缓期，夏贵上任后利用有利形势在蜀地对蒙军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改变了夔路战区的被动形势，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蒙军的整体布局，促使蒙军将主战场转向了荆襄地区。

咸淳四年（1268）九月，“大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宋史》卷四六咸淳五年（1269）三月，“北帅阿术自白河以兵围樊城，…京湖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援襄、樊，战于赤滩圃。”同上此时，京湖制置司的主要力量投入到了襄、樊战场，再未见夔路策应使军事援蜀的记载，转为夔州路提供钱财赏赐。如：

“（咸淳）六年（1270）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印应雷两淮安抚制置使。己酉，以钱二百万赐夔路策应司备禦赏给。”同上

咸淳九年（1273）四月甲申，“汪立信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不许辞免。以钱二百万给立信开阃犒师。”同上

夔路策应使这一军事协调机构的创制，打破了同级行政区划相互掣肘的弊端，使有限的军事防务力量得以整合，扩大了防区，使得南宋军事防御效能大大提升，为长江中下游军事力量支援蜀地提供了机制便利，成功支持了四川地区持久地抗击蒙（元）军。

二、援蜀路线

夔路策应使多由京湖制置使兼任，其治所随制置使所兼知州而在江陵与鄂州两地之间往返。下有策应军一支，其兵力及部署情况除了前文所引《宋史》外，还见于李曾伯所著的《可斋续稿》：

臣检照京湖制置司往年未废策应使时体例：淳祐七年调兵二千五百人，差都统同鼎总统入蜀，内一千五百人戍忠，一千人戍夔；淳祐八年调兵二千人，差总管刘仪总统入蜀，一千人戍夔，一千人戍忠；淳祐九年调兵二千人，差总管焦进总统入蜀，分戍忠、夔。承四川制置司公文，以边面肃清，请免发援，遂即回戍。近年既罢策应司后，朝廷指挥仍令每年应接。淳祐十年，本司差军二千人，令焦进总统，分戍归州、巴东一带；淳祐十一年，本司差军二千人，令崔安等总统，分戍归州、巴东一带；淳祐十二年，本司差军二千五百人，令都统张禧等总统，分戍归州、巴东，内令五百人戍巫山。切照前后六年体例，其策应司未罢之前与既罢之后，皆不过岁调轻兵一项，以备夔援，并未尝及三千人之数。盖缘京湖自有责任，兵不容多辍，夔、蜀未有警急，亦不待他援。今来荆、蜀事体皆与昔殊，若如蜀幙所陈，欲遣重兵以往，自非朝廷检照己亥以前体例，于沿江下流调遣精兵，进屯备援，则在本司委无此力。伏乞圣慈宣谕辅臣，早赐处分，以备缓急，庶免误国大计，不胜幸甚！

可见，夔、蜀未有警急时，由于京湖自身的防御需要与财政压力，夔路策应司仅派遣少量机动兵力主要用于长江上游常备防御，军兵往往戍守忠、夔，秋戍春还。裁撤夔路策应使后，京湖制置司的备援兵力大幅后退至归州、巴东一带，在以备夔援的同时兼顾京湖制置司本防区的防御需要。

而当夔、蜀警急时，夔路策应使便需要调遣更多的兵力出夔门入蜀，以援助四川制置司前线。在战争情形下，选择最佳交通线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兵力投送到交战前线，无疑对战争胜负至关重要。无论是从夔路策应使援蜀常备兵力所驻的归州、巴东、忠、夔等地出发，还是直接从长江中游增兵入蜀，最佳线路都是水、陆至万州，从万州走“小川北路”经梁山、忠州垫江县、渠州邻山县、广安、合州、遂州等地到达成都。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载：

溯江入蜀者，至此（万州）即舍舟而徒，不两旬可至成都，行舟即须十旬。

也就是说，走“小川北路”从万州到成都用时不到２０天，较川东水路快了整整８０天，无疑极大方便了夔路策应使快速调兵援助西蜀前线。在宋代的“小川北路”上，梁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站。“自峡、归、夔、万，至于梁山，五郡间不知其几岭。梁山之蟠龙、峰门尤为高峻，然下岭即有平陆，吏卒皆相贺云。”《石湖诗集》卷一六

图2 南宋四川盆地主要交通路线与山城分布图（制图：陈芙蓉）

宝祐元年以后，四川地区的战争形势逐渐恶化，宋元（蒙）战争前线逐渐东移，尤其是景定四年（1263）以后，杨文安筑虎啸城，后又占据大良平后，蒙军“驻兵两城，时出攻梁山、忠、万、开、达，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饷渠，竭数郡兵护送，死战两城之下始克入。”《宋史》卷四五一达州-梁山-忠州以西因此成为交战区，夔路策应司出梁山向西援蜀的军兵面临遭到伏击、后勤被截等威胁，梁山军掌握在宋军手中，为夔路策应司的军兵提供了前沿支点及安全通道。

除此之外，梁山军以自身的农业条件也能为援蜀的夔路策应司军兵提供重要的后勤保障。汪应辰所著《文定集》记载：

䕫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又非潼川府路之比。今岁旱歉，如䕫州，毎常米价止是钱引五道左右，今已是十道以上。内梁山军、广安军虽颇丰熟，又不通水路，止可瞻给本军。

梁山军所产粮食虽因不通水路、运输成本太高而难以外运，但对于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夔路策应司援蜀军兵来讲，有安全保障且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梁山军无疑是行军途中理想的后勤补给基地。

三、筑城赤牛

除了为京湖制置司援助四川制置司提供交通与后勤保障外，南宋晚期的梁山军也以其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为沿江夔州白帝城、万州天生城、忠州皇华城等川东重要城池以及四川制置司所在的重庆城提供了重要藩蔽。

《舆地纪胜》引《续题名记》形容梁山军控扼岩险、抚摩夔子之衿喉，又引《图经》指梁山军介夔梓之间、与万州为水陆表里要地。明末，“士奇之在重庆也，命其将赵荣贵扼梁山陆道，而英与鳞长守涪以扼江。”《绥寇纪略》卷一〇这些都说明了今梁平区在川东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梁山陆道对于夔路防御的重要作用。又宋人阳枋在给余玠的上书中指出：“蜀自三关失险，内郡皆坦夷之地未易驻足，今之可以御敌而蔽东南者一渝城尔。盖渝城非特险固可守，而控两江之会、漕三川之粟，诚为便利。今宜以重兵镇渝，别选忠勇之将一守合、一守泸、一守梁山，坚城完壁为渝藩蔽。”《字溪集》卷一可见梁山是当时抵御北方来敌，避免蒙军沿今龙溪河快速攻入重庆腹地的重要屏障。

中统元年(1260)以后，随着蜀四帅府的设立，蒙军南攻合州、重庆府，东逼梁山以及忠、万、开、达四州，目标直指夔州，给南宋四川制置司防御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蒙军还采取了抵近攻击、围点打援的战法，沿涪江、嘉陵江、渠江，环绕钓鱼城、大良城、礼义城等南宋山城寨堡针锋相对大量修筑城寨，对宋军山城防御体系构成了极大威胁。而梁山始终坚守在战争一线，未曾被敌攻破，为后方的忠万夔等地起到了前哨警戒作用，同时也以威胁蒙军后勤补给线的方式分担了万州、夔州的防守压力，为京湖制置司与四川制置司、夔州与合州的连片防御、相互应援提供了重要陆路支点。

要守住梁山军，则必须守住梁山军境内的重要山城——赤牛城。梁山军军治原位于南华山西侧的平原地带，难以防守蒙军的进攻，必须迁至周边地势高耸险峻之处。能满足离军治最近、方便转移并控扼陆道、能大规模安置官民、水源足够居民饮用及农业生产、地势高耸险峻、筑城材料丰富等诸多条件的无疑是军治西南的赤牛山了。

图3 赤牛城遗址及周边地形卫星影像图（制图：白莹）

图4 赤牛城遗址航拍影像（摄影：王铭）

尤其梁平因处于长江干流与嘉陵江支流渠河的分水岭上，地势高于四周，水资源靠降水补给，无外来客水补充，因此虽是四川盆地降雨量较多的县，但各月雨量不平衡，特别是伏旱期雨水稀少、干旱严重。且山溪水有易涨易跌的特点，梁平境内全年降雨量有85％以洪水形式流走，剩下15％主要以地下水和工程蓄水存储，形成了降雨量多而水资源少的独特现象，容易发生干旱现象，用水主要依靠水利工程提供。因此与其他山城不同，梁山所迁山城高度依赖当地降水条件与水利工程。从《舆地纪胜》所记载看，当时南宋境内的两座大型堰塘金藏堰、凤池堰分别位于赤牛堡与水东乡。其中赤牛堡或与赤牛山、赤牛城有关，而凤池堰所处的水东乡恰好也是赤牛城所在的区域。

图5 《舆地纪胜》所载梁山境内的堰塘

202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赤牛城西北侧的次级台地上发现了一处由宋代拦水坝、拦淤坝组成的水利工程，初步确证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赤牛城由牛头环城、内城、外城、城门、炮台等组成，城防体系完备。赤牛城西侧、南侧都有较大型的冲沟，溪沟密布，西北有堰塘，东侧建有外城，北部牛头环城是区域内制高点，整体易守难攻，因此历史上多次抵御住了蒙军的进攻。

图6 赤牛城遗址牛头环城、内城与外城航拍（摄影：王铭）

图7 赤牛城遗址饿马摇铃堰坝俯拍（制图：马晓娇）

咸淳九年（1273），襄阳、樊城为元军所占后，四川地区宋军防御形势急转直下，在如此不利的大环境下，梁山军民仍然凭借赤牛城的防御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守城胜利。德祐元年（1275），“文安寻遣其兄子应之，往招都胜、茂竹、广福三城，自将大军，以为声援，皆降之。秋七月，兵至乐胜城，宋将蒲济川降。进攻梁山，宋将袁世安坚守。文安焚其外城，梁山军恃忠胜军为固，力攻拔之，杀守将王智，擒部辖景福，围梁山四十日，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元史》卷一六一由于师老兵疲，加之宋军守将防备严整，随后元军进攻万州天生城、奉节白帝城皆无功而返，证明了梁山赤牛城对于夔路防御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汪伟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馆员；杨贤毅工作单位为梁平博物馆。原标题为《南宋晚期整体防御视野下的梁山赤牛城》，全文原刊于重庆考古官微，澎湃新闻转刊时有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