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阳林《惊蛰》：召唤一种拥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 | 新批评

原创 刘大先 文学报

四川作家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主人公凌云青聪慧早熟，却经历了诸多苦难，经过十年打拼，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了命运，是乡村青年人生成功的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主题。

这部作品因此被很多读者认为是路遥小说的当下版，但评论家刘大先认为，杜阳林笔下的云青与《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并不太一样，后者更多是一种在改变身份的欲望支撑下的个人主义奋斗，《惊蛰》则突破了不择手段式的个人主义，更带有一种通过人格的自我启蒙塑造而通达开阔人生的意味。他进一步指出，在一个躺平哲学等论调重新抬头甚至有甚嚣尘上势头的时代，这样的作品无疑体现了文学应该有的体恤与担当，“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处境都不要放弃自我，拒绝悲观，心存善良，刚健有为，奋发图强。它奉献了一个坚韧不屈、于逆境中崛起的人物形象，召唤着一种拥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让希望自草野大地之上升起”。

我们的时代呼唤真实与真诚的作品

——从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说起

书写苦难已经是笼罩着乡村叙述的一个庞大传统，从现代文学初期的“乡土文学”到20世纪末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都一再讲述农民的困苦、他人的恶意、阶层的隔阂与板结化的社会结构，很多时候让人感到疲倦乃至厌倦。尤其是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一种弥散式的中产阶级美学和生活方式正在日益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流，乡村叙述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失语和被漠视。杜阳林的长篇小说《惊蛰》却生发出自己的独特表现方式，它也书写困难，甚至对困难精雕细刻，然而却又并不局限和沉溺在权力压抑或者人性的丑恶之中，而始终让主人公葆有一颗少年之心，捍卫着内在的志气和自尊，从而最终超越了苦难，达成了自身的成长与突围。更主要的是，它提醒我们，那些一度在文学中被泛滥书写的苦难其实并不遥远，就在刚刚过去的年代，其持续性的影响和变了样貌的形态依然存在于当下，并且可能是人们生活的一个恒久性的主题，因而它所确立的叙事基调和精神特征就具有了示范性的意义。

脆弱的生计、困窘的家境、兄弟姐妹众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孤儿寡母所面临来自邻里甚至亲戚的冷眼和欺负……杜阳林不厌其烦地展示了生活给予云青的一系列的重压和挫折。但在经历寒冷与饥饿、刁难与欺侮、殴打与病患的过程中，云青始终没有被打败，没有丧失向上的追求。这个过程中，母亲的包容与奉献、城里下放村里的教授周爷和上官云萼的帮助、韩老师和同学细妹子的关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显示出生活与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让他不至于沦陷在情感的荒寒与精神的贫瘠之中。

杜阳林

从这个角度来看，《惊蛰》无疑延续了启蒙话语的叙事模式：一个少年如何从本能的懵懂走向理性清明，一块土地怎样突破保守桎梏走向开放，乃至一种文化怎么从蒙昧野蛮走向文明。只是与知识分子叙事中常见的外部启发与教化不同，《惊蛰》是一种自我启蒙。外部的文明之光（比如城里下放来的知识分子所表征的文化）的启发固然重要，但根本性的变化来自于主人公自身对于文明的渴望和一步一步在实际生活中的磨炼。外因只是刺激性的因素，内因才是质变的根本。

杜阳林所塑造的云青最重要的品质是沉稳、自尊和敏锐，这种天赋中的可贵品质如同精钢被生活的炉火淬炼。他出身的家庭与生存的环境堪称恶劣，身处在穷争饿吵、嫌贫爱富的环境中，接触的多是欺软怕硬、忘恩负义、刻薄自私的人，但这并没有使他失去对远方（文明）的向往。正是因为有志气的支撑，他才会呵护自己的尊严，没有陷入到自艾自怨，而是自力更生，帮母亲干农活、尝试去卖零食、收破烂。去广元投靠舅舅不成，返乡的路上不卖惨不乞讨，用劳动换取食物与住宿，这一路是一个仪式性的“壮游”，他不仅获得了人格的成长与自立，也意味着由蒙昧走向了自明。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云青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始终以新鲜与开放的心胸接纳与吸取“文明”的果实。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当云青收废品卖了钱后给自己买了一个牙刷，成为村里第一个刷牙的人，甚至连自己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理解。路遥的《人生》中也有类似的高加林教刘巧珍刷牙的情节，“刷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也是文化的现代化的象征。云青之所以不同于他那些尖酸鄙陋的乡邻，除了母亲宽厚仁爱的耳濡目染，更主要的是文化的教育，这让他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村民的教养，而生活也给这种教养以回馈——在他长途步行回乡的路途中，礼貌和教养让他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在细妹子的帮助下利用农闲时候自学，云青最终居然考上了大学。

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引发了在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的讨论

表面上看，《惊蛰》的故事很有乡村青年励志的底色，这部小说也被很多读者认为是路遥小说的当下版，小说中就有细妹子让云青读小说《人生》的情节，但是云青与《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并不太一样，后者更多是一种在改变身份的欲望支撑下的个人主义奋斗，《惊蛰》则突破了不择手段式的个人主义，更带有一种通过人格的自我启蒙塑造而通达开阔人生的意味，因而《人生》以失败的挫折告终，而《惊蛰》则是觉醒后的开始。

云青的走出山村并不意味着乡村成为一块被抛弃的土地，而是一片充满潜力、暗藏生机、有待成长的热土——它依然是一块充满希望的田野。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中出现这样一部作品，也是正当其时，印证了“时代精神”的位移。小说的整体叙述朴实无华，细致入微，并没有华丽的修辞，如果从文学形式的探索上来说似乎找不到太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然而，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在没有大肆宣传的情况下已经九次加印，这多少会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即它究竟以什么样的特质打动读者，我们的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从《惊蛰》的经验来看，真实与真诚可能是它最为动人的品质：如其实然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山乡巨变，坦率诚恳地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苦难让人饱受折磨，却也挫伤不了一颗积极进取的心灵，而时代与社会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一个躺平哲学等论调重新抬头甚至有甚嚣尘上势头的时代，这样的作品无疑体现了文学应该有的体恤与担当，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处境都不要放弃自我，拒绝悲观，心存善良，刚健有为，奋发图强。它奉献了一个坚韧不屈、于逆境中崛起的人物形象，召唤着一种拥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让希望自草野大地之上升起。

原标题：《杜阳林《惊蛰》：召唤一种拥抱生活、自强不息的精神 | 新批评》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