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米利·贝内特：误入国民革命漩涡的美国女记者

米利·贝内特（Milly Bennett）是一名美国女记者，但是她并不像她的自传《自力更生》（On Her Own）中所涉及到的那些外国在华记者那么有名。在她的自传中出现了众多1920年代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雷娜·普罗梅、兰道尔·古尔德、文森特·希恩等，也有伍海德、候雅信、柯乐文、高孟奇等，这些外国记者要么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印记而扬名，要么因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在学界享有盛名。

就像璀璨星空中的那些星星，明亮可见的受到关注，而那些灰暗无光的则静静地隐没在星空深处。要不是米利留下了她的自传手稿，要不是从事东亚近代史研究的美国学者汤姆·格伦菲尔德（A. Tom Grunfeld）在研究1927年的中国时偶然发现了这部手稿，她将永远隐没在星空深处。

《自力更生》书影

米利其人

米利·贝内特是笔名，本名米尔德里德·杰奎琳·布雷默（Mildred Jacqueline Bremler），1897年5月22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曾是旧金山《每日新闻报》的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1921年去夏威夷从事新闻工作，1926年来华，初在上海，旋去北京，1927年4月逃离北京后辗转来到武汉，1927年7月31日离开武汉回上海，不久由沪回国。

回到美国后，她除了继续为旧金山的《每日新闻报》工作外，还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新闻社、合众社和报业协会工作。1931年，她接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邀请，抛弃在美的高薪工作，去苏联为《莫斯科新闻报》工作。该报英文版负责人是米利在武汉时结识的鲍罗廷，事实上《莫斯科新闻报》就像是一个避难所，容纳了从武汉流亡到苏联的陈友仁之子陈丕士和陈依范等人。

1936年，她离开苏联去西班牙从事新闻工作，并与在西班牙支援反法西斯斗争的美国人汉斯福德·埃米利结婚。1938年元旦，米利和她的丈夫一起返回美国。回国后，他们一度因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而遭到美国政府的迫害。这一年，米利在北卡罗来纳州开始了《自力更生》这部书稿的写作。

1949年12月，米利的丈夫因一次意外事故而身亡，这给米利带来很大打击，她回到自己的家乡，试图用写作和重新从事新闻工作来振作自己，但她还是因为抑郁症产生自杀倾向。1956年她住进了精神病医院，经过4个月的积极治疗，她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并一度成为医院病友报纸的编辑。出院后，米利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于1959年取得了文科学士学位，并在斯坦福大学传媒研究生院登记入学。但是她还没有完成学业时，于1960年11月6日死于癌症。

《自力更生》这部始于1938年的书稿米利并没有最后完成。1940年，写完在中国的经历后，她仍然没有找到对该书有兴趣的出版商，因而辍笔，甚至失去理智，着手销毁已完成的书稿，是朋友的力劝才让她住手。幸运的是，剩余书稿还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在中国经历的传记。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米利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她1926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亲历、亲见和亲闻。

误打误撞来到中国

1926年9月，米利来到了闷热潮湿的上海。她之所以来中国，并不像其他来华记者那样是因为灵敏的新闻嗅觉吸引而来，她只是因为与第一任丈夫感情破裂，于是在心情糟糕透顶之际，用自己全部的银行存款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就这么身无分文地来到了上海。

米利几乎是在误打误撞之中来到了历史漩涡中的中国，又在误打误撞之中闯入了中国的政治漩涡。

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随后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张勋复辟、军阀割据……中国革命并未成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一股新生力量—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国民革命运动开始。1925年3月12日，北上共商国是的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因为革命尚未成功，他临终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6年9月的上海还是军阀统治下的上海，米利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上海办的报纸《上海晚报》帮忙。《上海晚报》本来是国民党的宣传阵地，其前身是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于1920年初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上海时报》，时政性较强，宋美龄曾介绍她的大学闺蜜艾玛·米尔斯在此工作。1922年《上海时报》关闭，因为陈友仁买下了美国人发行的《上海星报》，并将两者合并为《上海晚报》。1925年孙中山北上时，陈友仁随同北上，孙去世后，陈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中英文对照的《民报》主编。1925年8月，陈友仁因《民报》载文攻击张作霖而被逮捕并被解送到天津监狱。当时宋美龄正准备为陈友仁苦心经营的上海报纸准备文章，但是就在文章即将发表时，报社被关闭。根据米利的陈述，看来《上海晚报》在陈友仁被捕后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上海晚报》的工作是没有酬劳的，米利必须为自己的生计打算。不久，米利的老朋友雷娜·普罗梅发来电报，邀请米利去北京为中美新闻社工作。

雷娜·普罗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她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结识了一名中国留学生。1925年与丈夫比尔·普罗梅一起来华，在北京从事新闻工作。1925年12月，陈友仁获释，在离开北京去广州之前，他邀请雷娜夫妇为国民党左派的《国民新报》工作，比尔同时依旧为他之前受聘的中美新闻社工作。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雷娜在为《国民新报》工作时结识了该报指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并也为他工作。在对中国革命有了深入了解后，雷娜立志要将中国人民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她曾告诉米利，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她觉得这是一个高效、纪律严明、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努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没有空想的伪装，他们的领袖是农民革命的领导者。

米利没有雷娜那样的崇高情怀，不过她得偿还欠债养活自己，她也想用工作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虚，而为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工作是她在满足前两项之后的最后一个需求，于是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迅速决定去北京。

1926年10月初，米利来华的次月，她来到了奉军占领下的北京，并迅速被推进中国的革命运动中。

1927年汉口《国民新报》职员留影，左四起：米利·贝内特、雷娜•普罗梅、比尔•普罗梅、陈依范（陈友仁之子）

在北京遭奉军逮捕

中美新闻社又称中美通讯社或者中美通信社。名义上由中美双方共同出资创立，实际上是北洋政府国务院情报部主任宋发祥个人经营的通讯社。他为了逃避政府干涉和军阀摧残挂出了美国人的招牌，但为了避免被外人喧宾夺主，他并没有向美国注册过。1924年，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推翻北洋政府，脱离北洋军系，改编所部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在国民军占领北京期间，中美新闻社成为了国民军的机关通讯社，这是因为宋发祥与冯玉祥有着极亲密的关系，冯玉祥与李德全的婚姻正是由他牵线搭桥的。1926年4月，冯玉祥在反奉战争中失利，国民军撤出北京。以后，中美新闻社成为国民党在北京的宣传机构。

最终获胜的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城，在他眼里，不管是北方的冯玉祥，还是南方的蒋介石，他们都和共产党一样是“赤色分子”。张作霖在北京封闭报馆，对“赤色分子”大开杀戒。1926年8月，在米利来华前夕，张作霖在北京刚刚杀害了“赤色记者”邵飘萍。

对中国政局的南北之争和北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刚来中国的米利完全不得要领，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她来到了血雨腥风中的北京。

到了北京，米利才得知，雷娜夫妇因生命安全遭到张作霖的威胁而将去广州工作，中美新闻社已被张作霖查封。米利的身份被登记为教师，中美新闻社的地址“大鹁鸽市2号”被登记为米利的住址。

米利刚到，雷娜就带米利去了苏联使馆，并把米利介绍给李大钊。很显然，雷娜迫切希望米利能够接替她在北京的有关工作。

米利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她的奔忙。早晨，她在办公室埋头研读北京各家报社报道的英文译本，总结材料写出电讯。中午，她往脸上扑上粉、抹上口红，出入于东交民巷的日本领事馆、美国领事馆……与聚集在那里的记者闲聊、挖新闻。她还得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并不得不与在华的外国贵妇小姐们“一起去喝茶”。

麻烦很快就找上了门。几个月后，警察厅的人开始上门调查并向米利发出警告，因为他们没有证据，米利作为“教师”继续暂时安全地工作。

米利很勤奋，她经常去苏联使馆与塔斯社驻京记者乔·穆辛联系，同他探讨问题，而后者也在精神上指引米利。当米利因为母病危想要返回美国时，乔对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牵挂，但是在革命工作中你得忘了这些东西。你一定得留下。”米利不愿作逃避革命的懦夫，就在她左右为难之际，母病逝，米利不再想回国的事情。

开始意识到自己工作危险性的米利搬出了中美新闻社，移居到东交民巷使馆区附近的北方旅馆。果然，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等待着她……

雷娜在走之前，把《国民新报》的工作委托给美国记者吉姆·多尔辛，1927年元旦，多尔辛出完最后一期《国民新报》后迅速离开北京，他叫米利也赶快走，否则会被逮捕。李大钊劝米利别担心，因为她是美国公民，在中国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张作霖是不敢拿她怎样的。李本人正是出于这一想法，于1926年3月底率领国共两党党部迁入苏联大使馆。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北京的气氛越发紧张起来，被登记为米利住宅的中美新闻社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突然搜捕。此时视广州政府为赤化政府的美国不希望它的国民介入其中，美国公使馆参赞费迪南·迈尔召见米利，调查中美新闻社的实质，并向自己的公民发出警告。

4月5日，米利所住的北方旅馆闯入了中国军人，她被禁止离开旅馆，米利打电话给美国公使馆求援，但遭到拒绝。次日，张作霖派人闯入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与米利在中美新闻社共事的富家子弟小常—一个在李大钊影响下投入革命的热血青年，也在使馆内一同被捕。这一天，米利因为帮助广州国民政府而被捕的消息也出现在美国报纸上。

在兰道尔·古尔德的鼎力相助下，4月11日，被禁锢在北方旅馆的米利因她的美国公民身份而获得自由。就像李大钊所说的，是治外法权保护了她。于是，她一刻也不敢停留，立刻离开了北京。幸亏她走得及时，就在她离开半小时后，张作霖政府发出了正式逮捕她的命令。

邂逅宋庆龄、宋蔼龄

米利在经天津、奉天、大连至上海的路上，听说了上海的“四一二”政变。到达上海后，迎接她的是雷娜的丈夫比尔。比尔告诉米利，蒋介石已与武汉国民政府分裂。1927年3月12日，雷娜在汉口恢复《国民新报》，她急需米利去帮她，曾往北京给米利发了数份电报。米利南下到沪，正是准备从上海到汉口去。现在，米利彻底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在北京遭逮捕—赤色革命正遭到围捕！米利开始考虑她该怎么办。但是，如果米利不去汉口，她就得回美国。米利不想回国，于是她别无选择，再次被雷娜推向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这一次，她来到的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汉口。

米利是费了一番周折，又加上那么一点点好运，才在被英国邮船公司拒绝后，搭乘德国商船从上海航行到汉口的。当时，那一条航线很不安全，属于“中立”德国的商船是第一艘安全抵达汉口的外国船只。雷娜是自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之后，留在汉口的唯一外国女性，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米利。

4月25日抵达汉口的当天，米利就跟着雷娜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着手编辑雷娜对刚到汉口的汪精卫的采访录，两人直到深夜1点才开始晚餐，雷娜累得一口也吃不下。米利说这样的工作状态是雷娜的常态，以后她自己也时常如此。每天，雷娜先到鲍罗廷处与之共商，听取鲍罗廷发出的指示，回到报社后便立即坐在打字机前，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

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米利听到陈友仁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我们不久就会重返北京。”

在《国民新报》社，刚从长沙归来的美国共产党员白劳德和哈里森·乔治、英国共产党员汤姆·曼、法国共产党员雅克·多里奥、印度共产党员罗易等共产国际成员兴奋地向米利描绘“革命中心”长沙的群众运动，对她说：“真正的革命已深入群众”，“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工人的队伍正在壮大”……

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米利参加了汉口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在一个德式足球场上举行的群众游行集会活动。15万人聚集在一个足球场上，这是她此生再也没有看到过的盛大场面。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马克思、列宁的巨型画像，在画像上方交叉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国民政府国旗，人们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许多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米利能不靠翻译就听懂的只有汤姆·曼、白劳德和多里奥的演讲。对发表演说的中国人，米利只对邓演达和苏兆征感兴趣，因为她在《国民新报》上读到过好几篇关于他们的文章。

在汉口，米利接触到的人中还有宋庆龄和她的姐姐宋蔼龄。米利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和宋蔼龄是在送别张发奎率他的铁军第四军去北伐攻打张作霖部的火车站。米利没有写是什么时候，查当时报纸可知那是在1927年4月28日午后二时。那天，米利先是看到鲍罗廷来到火车站，接着看到了在雷娜陪同下来到车站的宋庆龄和宋蔼龄。她如此描述对她们的第一印象：“宋氏姐妹除了都长得较矮之外没有其他相似之处。孙夫人细致优雅，美得就像雕塑；孔夫人身材肥胖，长得像马一样。孙夫人抹有腮红和口红，并涂了一点睫毛膏；孔夫人偏平的面孔上什么也没有抹，肤色油光发亮。孙夫人穿的是深色的丝缎旗袍，在及肘的袖口边缘镶有精美的蕾丝；孔夫人的旗袍就像袋子一样，套在她强壮发福的身上。”她继续写道：“孙夫人说话声音轻柔。她说，这样的热情好极了，它使胜利变成看得见的现实。”不久，米利应邀同宋庆龄一起喝茶。宋庆龄正准备为救济伤兵的家庭举行义卖，并在后方建立伤兵医院。米利就是去帮助她制定计划的。

1927年，宋庆龄武汉留影

当时，英国报纸不断以所谓罗曼史来污蔑宋庆龄，妄图逼她退出政治活动，米利同鲍罗廷、雷娜、比尔和陈友仁及其二子二女一起，一直把英国报纸藏起来不让宋庆龄看见。

一天，雷娜对米利说：“我答应过孙夫人，派你今天下午过去帮助组织宣传在她的花园举办的派对和义卖。她募集到的款项将用来开办伤兵医院和（北伐）红十字会。”

米利一直同雷娜忙于报务，早已疏远花前月下的社交派对，这一消息让她甚为兴奋。她兴致勃勃地来到宋庆龄的寓所。当她被引到客厅时，她看到宋庆龄和宋蔼龄、孙科夫人陈淑英、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以及其他一些她叫不上名字的贵妇人们围坐在一起。宋蔼龄高声宣布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她大声宣读了美国圣公会在汉口传教的吴德施主教写来的一封信。主教表示支持这一项目，并向妇女们的人道主义致意。接着又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发来的电报，他同意派出一队美国护士和两名医生，来汉口培训中国医护人员。宋庆龄随后说道，汉口有几家仓库里堆有“艺术品”，是吴佩孚、杨森等去年逃出汉口时留下来的丝绸、皮草、古玩、珠宝、字画等值钱之物，美国人和欧洲人就喜欢这样的东西。她带着难得一见的微笑说：“每个人都喜欢买便宜货，何况还有茶会。我们就在这个花园里举办。”汉口有许多单身逗留的银行家、商人和外交人员，哪怕他们没有善心，但是久违的花园派对会一解他们生活的无聊。宋庆龄说：“在贝内特小姐的帮助下，我们要让这些人清楚如果没有邀请他们就无法参加派对。这样也会使这一活动更吸引人。”她接着又说，“当然，我们会尽力邀请每一个人，每一个在汉口有钱花的外国人。”这话让在座者发出一阵大笑。

5月27日，“北伐红十字会”改名为“北伐伤兵救护会”，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成立。

6月4日，为救护伤兵募款的派对和义卖会在宋庆龄寓所花园举行。驻汉口的美国领事洛克哈德爽约未来，但是其他在汉口的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日本人等，每一个在汉口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在喧闹的气氛中，宋庆龄以她低柔但急切的声音说明了建立伤兵医院的迫切性。那天，宋蔼龄也到场帮忙，她点也不点米利递上的一叠纸币，就把一件十分昂贵的明代玉器卖给了米利，结果被宋庆龄拦了下来。

在那次义卖会上，米利见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包括汪精卫。米利认为宋庆龄很依赖汪精卫，但她以女性的直觉感觉汪是个不可靠的人。初见汪精卫，握着他冰凉的手，面对他“极好看”而又彬彬有礼的外表，米利感觉很不舒服。

就在义卖会次日，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副本交给汪精卫过目。“五月指示”极端左倾，号召没收地主土地、解除国民党“不可靠”的军队的武装。天真的罗易还以为汪精卫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袖，又反对蒋介石，“五月指示”一定会激起他更高的革命热情。但事实上，汪精卫见后大为骇异。

汉口当时的情况已很糟糕，就连与外界的电报联系也中断了，人们开始纷纷离开汉口。6月6日，汪精卫偕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人徐谦、顾孟余、谭延恺、孙科前赴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同去的还有鲍罗廷、加伦、陈友仁，以及白劳德、汤姆·曼和雷娜。在郑州期间，一天，宋庆龄来到《国民新报》社，对正在报社工作的米利和比尔说：“他们逼我加入他们。我怎么可以离开汉口啊？伤兵、医院……这里需要我。我告诉他们我不可能与蒋介石讲和，绝不可能。太迟了！”宋庆龄所说的“他们”指的是那些要求她同他们一起离开汉口的她的亲人和朋友。

6月16日，汪精卫等回到汉口。6月27日，汪精卫向武汉卫戍司令部秘密下达了“清共”命令。米利记录道：7月2日，汉口工人武装被李品仙解除；7月3日，鲍罗廷派人给报社送来一份答复冯玉祥电报的声明，断然拒绝冯玉祥关于汉口政府与蒋介石妥协的要求；7月4日，美国驻汉口领事馆举行庆祝美国国庆宴会，但雷娜和米利均未受邀；7月5日，米利和鲍罗廷一起站在他办公室窗前，看着一队准备东征讨蒋的士兵走过，鲍罗廷说：“如果汉口政府不把这样的反蒋征伐进行到底，那么我们在河南的战役会是一场垂死挣扎的革命。”米利闻言大为吃惊；7月10日，宋子文到汉口，宋庆龄到码头迎接。

见证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米利意识到历史正在她身边发生，她应该将这最后几天记录下来，于是她用日记逐日记下了她身边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

雷娜已经好几天不到《国民新报》社工作了，她和宋庆龄在一起，正在做什么她并没有告诉米利。7月14日中午过后，米利应雷娜急召离开报社，去住所见雷娜。雷娜正躺在床上，她疲惫地交给米利一份宋庆龄的告别声明，要米利拿到自己的房间去修改。她对米利说：“我希望你自己先看一遍，然后再大声读一遍。然后再从头到尾读一遍并做详细笔记。然后再到我这儿来。我这会儿得试着休息一下。”米利拿到的是一刀黄色的复写打印纸，上面除了打印的文字外，满是潦草的修改手迹，有宋庆龄的，也有雷娜的。雷娜疲惫至极地说：“我不能再看它了，我不能再看或者再听它了。我已经将它写了一遍又一遍，孙夫人和比尔也是。”她让米利快去工作，因为，“我们要把孙夫人带离汉口……我们要在暴徒追上我们之前把她带出去！他们是不会停止用谋杀来阻止她的！”

米利完全按照雷娜的要求进行修改，经过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之后，她仅对声明做了一些细小的修改。米利不吃不喝地在打字机前埋头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后，雷娜过来看她的工作情况，并表示很满意。

7月16日，宋庆龄秘密离开汉口。米利亲眼看着雷娜和宋庆龄一起乘船走了。不过米利并不知道的是，她们离开汉口是与鲍罗廷等人一起去牯岭，以后宋庆龄去上海，雷娜又回到了汉口。

雷娜，摄于1927年7月

7月17日半夜，由比尔编辑、米利做样张的7月18日《国民新报》在印刷厂印了出来，上面刊登有宋庆龄的告别声明，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同时，比尔跑遍汉口各家电报社，想把宋庆龄的告别声明发给美国报业巨头甘乃特，但均遭到拒绝，所幸最后他还是成功地发送了出去。得知《国民新报》上刊登有宋庆龄告别声明后，印刷厂在半夜被军人包围，7月18日的《国民新报》还未来得及上报摊卖就被从印刷厂全部没收了。厂长偷留了几份，他把其中一份送给了米利。幸亏比尔已将宋庆龄声明发出，该声明分别刊登于汉口7月19日的《自由西报》、上海7月30日的《密勒氏评论报》、美国9月21日的《民族报》，5家刊登声明的中文报纸立即被禁。

7月31日，《国民新报》被迫改组，米利离开汉口，带走了从1926年3月12日到1927年7月31日的完整汉口版《国民新报》。日后，她把从汉口带出来的整套《国民新报》卖给了胡佛研究院，使得胡佛有幸拥有了如今已是绝版的、刊登有宋庆龄声明的《国民新报》。米利不知道的是，雷娜也是在这一天离开汉口去上海的。

8月6日，米利带着雷娜留在汉口的爱犬抵达上海。

8月7日，米利在六七个逡巡左右的便衣监视下，按响了宋庆龄在法租界莫利爱路寓所的门铃，她来找雷娜。在寓所二楼，雷娜在她的住处同米利谈话，她不停地要求米利不要轻易向外界透露汉口的情况，在已经饱受伤害的孙夫人面前注意言行举止。她告诉米利就连跟随宋庆龄多年的一些佣人也被收买了。“昨天晚上，两名委员长派来的人径直从前门走进她的客厅，给她带来这封私信。他写道，中国的命运，所有中国人民的命运，全掌握在她的手中。她崩溃了，她万念俱灰，她……”

雷娜在喋喋不休中把米利带下楼，到客厅见宋庆龄。三人共进午餐时，宋庆龄说，苏联政府会继续帮助中国的，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的人答应过孙逸仙博士，这样的帮助将持续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米利内心对宋庆龄此语甚是不解，她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一直在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8月15日，米利离开上海，启程回国。

尾声

米利·贝内特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像她的朋友雷娜那样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她虽然是报人，但她不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行事也不那么明智和理性。但米利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女性，正如她的书名“自力更生”，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迅速在中国立稳脚跟。她具有非常优秀的职业操守，在被动地被逐渐深入推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时，又主动地以极强的责任心冒着生命危险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是，《自力更生》有一些细节的真实性有待推敲。比如米利说陈友仁安排雷娜到汉口工作时，把雷娜的丈夫安排到了上海。事实上比尔先于雷娜到了汉口。1927年10月陈友仁安排雷娜夫妇到了广州，随后比尔去汉口筹备办报事，雷娜独自一人在广州待了一个月后也去了汉口。又比如米利说1927年8月7日她在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见了雷娜和宋庆龄最后一面，但她所叙述的宋庆龄在饭桌上的讲话大段大段地取自宋庆龄离开汉口时发表的声明。格伦菲尔德教授也在注释中指出，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特别部档案，8月7日那一天并没有单身女性来过宋庆龄寓所。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具备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因为米利的第三方身份，所以她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来描绘她所亲历、亲见和亲闻的一切。她的笔触又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因而阅读她的著作，会使人产生亲历历史现场的感觉，能感同身受地体会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正因为如此，美国史学家格伦菲尔德教授会穷三年之力探寻作者身份，也正因为如此，《自力更生》会入选2004年由外文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合作共同出版的一套大型英文丛书“中国之光”。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7年1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