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论依赖与认识论自主性的对话

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有大量的知识、信息与技术涌现，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往往需要合作、群体性地做出判断。当合作跨越不同的领域时，由于认识论价值与背景的差异，合作群体中的个体之间会产生认识论上的依赖。而在做出判断时，又要求个体有认识论上的独立性。这种“矛盾”不仅在科学研究中有所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类似的情境。那么，这种矛盾如何解决？5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 智性对话”活动。对话者包括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主任朱晶教授、博士生章航、硕士生吴韫琦、本科生杜俊杰。

跨学科合作与知识的可靠性

章航：科学研究的跨学科合作中，各学科之间会存在大量的互动而非独立活动。例如去年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生物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案例：使用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AlphaFold模型对人类蛋白质结构进行预测。在这个案例中，计算机科学家用来对模型进行训练的数据来源是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PDB，它包含了大量结构生物学家在过去若干年间通过X射线衍射法和结构化学与结构物理学的知识解析的蛋白质结构。显然，计算机科学家缺乏专业知识来对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可靠性作出判断，在使用该数据库时，也就意味着对生物学家的认识论上的依赖。

科学家需要对这种认识论依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科学家之所以相信在跨学科合作中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可靠的，是因为它们是科学建制下的产物。首先，科学家是在同一个科学范式下进行研究，这确保了科学研究所基于的背景知识、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家达成共识的，结构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普遍通过X射线衍射法得到蛋白质结构，说明这一方法是被包含在范式内的；其次，同行评审制度确保了跨学科研究中被使用的科学产出已经受到过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

但是，科学家在跨学科合作中还是不可避免地需要对知识本身进行辩护，这就对个体的认识论独立性提出了要求。独立性的认知主要体现在：在认识论依赖的前提下，对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产出进行筛选与整合，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达成概念、理论与方法上的共识，在这种共识中，认识论的依赖和独立性的矛盾可以得到消解。假设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存在两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PDB-1和PDB-2，计算机科学家基于认识论依赖判断这两个数据库都是可靠的，但数据库一的数据结构可能更适合用以神经网络的训练，因此在跨学科研究中被使用。这就是计算机科学家在认识论依赖的前提下，做出的基于自己专家知识的判断。

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面临认识论的依赖与独立性的矛盾：我们需要认识论的依赖来获得新的知识，也需要认识论的独立性来做出判断。为了消解这种矛盾，我们一方面需要保证自己认识论依赖的对象是权威知识：在我们获取的大量信息中不乏谣言和伪科学，我们需要筛选出事实以及受到科学共同体认可的科学成果，以此作为自己的知识来源；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来自权威的知识与个人的背景知识进行整合，达成新的共识，更新自己的知识，并基于它作出判断。总的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保证知识来源的权威性，以及权威知识与已拥有的背景知识达成理性共识，这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可靠，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认识论依赖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

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互相依存

吴韫琦：对于今天话题，我有两个观点想要分享。首先我要为认识论依赖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次我将以科学合作的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相互依存的现象为引，延伸到日常获取科学知识和信息中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为认识论依赖的合理性辩护，是因为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者和极端经验论的怀疑主义的眼中，通过依赖得到的认识的合理性总是容易受到质疑。但就一般日常生活来说，我们拥有某一信念并不代表我们就一定拥有支持这一信念的证据。事实上，很多的我们所以为的获得的知识，都来源于一种认知结构——即A知道B知道命题P。仿佛依赖他人的认知才是常态。科学的认识也是同理，大多时候我们获得科学相关的知识都不需要我们对这项科学知识有充分的理解。

科学家之间是如何表现出认识论依赖？在高能物理学领域有着一些较为明显的大团队合作，特别是在高能物理领域，有的文章有上千个合作者，比如2015年有一篇五千多人署名的粒子物理学论文发表。这些来自不同专业的人组成的相当庞大的科研团队中实验者和理论家共同工作，因为实验者可能无法根据实验结果进行理论修改工作，而理论者可能没有仪器设备，或没有能力设计、建造、操作和维护仪器设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各自拥有专业性知识和技能的科学家合作团体之中，每一位科学家都贡献了自己的认知，并在依赖彼此的认知之中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于是，有种对“否认认识论依赖合理性”的极端说法认为：“如果我们否定从他人那里获取知识的合理性，就等于是在说我们如今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学术成果都没有产生知识。”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科学共同体独特的检查和纠错机制，会让科学家来克服认知论依赖。

认识论依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重点在于我们给出何种方法论去避免认识论依赖可能存在的弊端。在此我想以泛科普视频为例谈一谈。我想很多人观看社会科学问题相关的科普视频时，都会感觉自己的立场是如何因为自己接受到不同的信息而摇摆不定。而且现在的科普视频会旁征博引大量科学研究的结论，观看它们就等于科普工作者在帮我们完成所有思考工作，所以到最后经常是我们自然而然接受了这个视频得出的结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全然依靠自己的认识论依赖而不发挥自主性的作用，那无疑是在助长一种智力懒惰。

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发挥认知的自主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看待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取的信息。虽然我们有时没有办法像某领域专家一样，通过自己的研究获得客观的知识，发挥认识论上的自主性，但是依照我们之前对认识论依赖合理性的辩护，此时我们的自主性就在于它成为了我们认知的一个检查机制。

日常生活中认识论依赖性与自主性

杜俊杰：我想就日常生活中认识论依赖性与自主性的关系多谈两句。

与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依赖性的主体是参与科学研究的研究者群体不同，日常生活中的认识论依赖性的主体则突出作为生活主角的第一人称主体，它一定最直接地归主体自身所有、所用。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由不同的认识论，或说信念构成的，而这些信念互相依赖，建构了一张信念之网，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进行下去。在科学研究中，依赖性发生在不同学科的认识论之间，而在日常生活中，则发生于主体内各种信念之间。

举一个例子，小王的女友小林被父母管教得很严格，为了见到小林，小王决定翻过小林家的围墙去见她。而小王翻墙的决策，就需要他有许多信念，比如他知道翻墙可能是不违法的，比如他发现自己有能力翻墙，比如他认识到自己想见到小林等等，只有在这诸多信念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最终才能达成这样的决策。但是事实上，信念或说认识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而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对此我想从“解释鸿沟”这个概念如何产生入手。先简单讲一下“解释鸿沟”。这个概念由列文在《Materialism and Qualia: The Explanatory Gap》中提出。如果要对“解释鸿沟”做出一个适当的解释，就要做出一个区分：物理现象与意识现象是不同的。有了这个区分做铺垫，我们就能理解解释鸿沟如何产生。

而解释鸿沟的产生可以归因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认识活动有两个奠基性的共识：其一，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存在交互关系。其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物理闭环的世界。然而这两个信念之间就存在冲突：后者要求用物理的概念去描述、解释世界，但却因此没有足够的术语去说明意识现象，便就导致了解释鸿沟的产生。

然而在列文提出解释鸿沟之前，我们日常的认识活动就建立在前述的两个信念或说认识论之上，尽管它们相互独立并且内部存在逻辑冲突，但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这里似乎就存在一个重大疑难，我们难道不应该尽可能地去追求“真”这一价值，去摒弃掉相互冲突的认识论中更弱的那个吗？

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我想回答是我们身在生活之中，需要将生活背后的那些自在运作的认识论与沉思分开。简言之，日常生活并非处处适用二值逻辑。一个病人在疼痛时，对于医生而言最有价值的话是描述自己有多疼、哪里疼，而不是告诉医生自己哪里的C纤维正大量放电。

总结来说，与科学研究希望解决认识论依赖性与自主性内部张力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恰恰是认识论之间的自主性所引起的矛盾退隐不见，留下认识论之间的依赖性，重叠出一张信念之网，才推动着主体的日常生活的运行不辍。

什么是认识论依赖？

朱晶：感谢三位同学的分享。大家应该会有疑问：认识论依赖到底是什么？在什么情景下我们需要处理认识论依赖？认识论依赖一定会带来负面的效应吗？刚才同学们谈到科学研究的规范能够保证科学家处理认识论依赖，那么仅仅由规范的本身就能够处理认识论依赖的问题了吗？下面，我将从什么是认识论依赖、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之间的矛盾、科学研究中如何调适这种矛盾以及这种调适对于日常生活启示这三个方面来对以上三位同学的考虑有所回应。

今天的社会认识论学家所讨论的认识论依赖是限定的，并非我们的任何意图、想法、感受都会产生与认识论依赖或自主性相关的问题。日常生活中一些判断不需要有辩护的信念。比如，双系统处理理论认为，人类在做出决策时有两个系统，系统1依赖快速、简单的启发式方法来产生直觉式响应，我们称之为直觉式思维；系统2依赖于更慢的、更费力的分析处理，我们叫做分析型思维。因此人类面对一些问题判断时，仅仅只是意图、信念、情感或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而只有当需要对知识的真假做出判断，需要去对一个行动的理由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需要理解一个知识概念或者是某一个理由，以及对自己做出的行动所依赖的知识、概念、理由不确定的时候，才会出现认识论依赖——即x depends on y to φ——x需要依赖于y来对一个认识论目标做出具体的行动。

正如大家所提到的，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依赖体现在科学合作研究中。比如一些新近的案例，2022年5月12日科学家公布事件视界望远镜拍摄到的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照片，能够拍摄到这些照片不仅是因为相应的望远镜技术的改进和不同的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的合作，还依赖于模型和计算模拟技术共同带来的科学研究的进步。Google公司下面的DeepMind团队于2021年7月15日在Nature杂志上开源公布AlphaFold的代码，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蛋白质三维结构的测定、识别和药物设计工作。这些例子都说明，今天的科学研究中涉及的科学合作越来越频繁和紧密，范围越来越广泛。

相较于牛顿和达尔文的科学时代，当下科学最大的变化之一，就在于团队科学（team science）代替个体成为科学研究的常态，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人类的健康、疾病、生态、金融、安全等等现实问题，科学研究除了要求真，探索自然世界及其变化的原因，同时还需要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复杂现实问题。但是team science并不意味着科学家选择合作是因为一件事情十个人做比一个人做更快，而是在于今天的科学研究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需要拥有不同的概念、方法、技能、技巧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一起合作，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科学合作拥有很强的认识论依赖的重要原因。

但是，以AlphaFold为例，当一位数据科学家在设计出蛋白质的3D分子结构的三维模型后，希望实验室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把它合成出来时，就会存在认识论依赖，并产生冲突。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受着不同训练的科学家，面对同一问题进行合作时，因为认识论依赖带来的矛盾和分歧该如何解决？高能物理领域经常能够看到上千的合作者，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合作又要如何读懂彼此的语言，如何去克服认识论背景和技能的差异带来的困难？

一些科学哲学家、科学社会学家和认识论领域的学者发现这个问题仅通过概念上的思考和分析似乎还不够。于是，他们走进实验室、走进科学家研究的现场，去看科学家是如何处理这些认识论依赖的难题，以及如何保证新的解决方法和产生的新的知识的客观性的。比如Peter Galison经过多年对实验室合作中的科学家的观察，发现拥有不同的背景、知识、方法和技巧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工作时，会彼此基于已有的工作的信任，在遇到不可通约的知识概念时，通过工作中的交流逐渐理解彼此所说的专业术语的含义。同时，他们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通过广义的学习和理解，发展出一套彼此能够共同理解的语言。这个过程被称为“交易区”——即可以将对方所具有的专业的认识论资源转化成自己的认识论资源。

Harry Collins在高能物理学的实验室里待了十几年，他提到，当他从高能物理学的实验室走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然也成了半个专家，大家都来问我关于高能物理学的专业的知识。他与Robert Evans提出了交互型专长（interactional expertise）的概念：即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在合作中通过交流对话可以发展出交互型的专长，这些有着交互型专长的科学家便可沟通不同的领域，从而去克服认识论依赖。

这两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解决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依赖的问题，同时又能发展出认识论上的自主性。也就是说科学合作并不是a完全依赖于b，也不是b完全依赖于a，而是ab共同发展出一套可以共同理解的语言、方法和技巧共同解决问题。

在解析科学合作中的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的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尝试思考科学家处理认识论依赖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我们不专长的领域，在我们不能够通过个体的实践和经验获得相应的权威认识的时候，在需要对依赖的认识论权威做出一些判断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建立非盲目的认识论信任。以信任科学共识为例，要想调和认识论依赖与自主性之间的矛盾，首先，在做出某些跟科学有关的行动时，选择相信科学共同体的共识需要我们先理解科学理论为何是科学共同体（而不是个体科学家）的共识，以及这些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在形成认识论信任。这一点启发我们要去理解他人的认识论过程。其次，合作中的科学家不断学习的过程，启发我们在建立认识论信任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不断增加个体的知识；最后，不论是交易区还是交互型专长，科学家彼此之间有效的双向的对话和沟通是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不应该是单向的接受，而更应该是建立有效的、双向的对话和沟通。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法可以去处理个体认识论依赖的问题，我也期待同学们的回应和智慧。

在讨论的最后，参会者对认识论自主性如何受到群体认识论实践的影响、如何看待和选择两个看起来有“矛盾”的主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