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诉韦德案抗争现场侧记：美国堕胎权运动的困局

五月初，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再以“违宪”为由保障堕胎权，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s. Wade）的决定就已经泄露。从那天起，我和朋友就开始关注有没有街头抗议的活动。我在社交媒体上零星地看到一些活动预告，定在“决定当天”下午六点半，在费城市中心的市政厅集会。6月24日周五上午，最高法院的决定正式做出，当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参加费城市政厅广场的集会。去市中心的公交车上几乎都是去参加集会的人，很多人手里拿着用快递纸箱匆匆赶制的抗议口号，一些人穿着Planned Parenthood（美国最大的提供堕胎及各种孕产和妇科医疗服务机构）的T恤。

游行现场 拍摄/夕岸

令人欣喜的是，作为一个当天立即召集起来的集会，很多人都来到了街头。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参加集会游行的人数至少有千人以上。市政厅附近临时搭起的高台上有一些演讲者，他们使用的音响设备也是局限于高台附近。维持秩序的警察直升机不停地在人群上方盘旋，导致我们几乎听不到演讲者说了些什么。七点左右，组织者带领人群开始游行。我们绕市政厅一圈，然后沿着费城主干道步行到了费城法院门口，又绕去了费城的重要历史地标，独立厅和自由钟。参加集会游行的人有各个年龄层、种族、性别，离我们不远还有一位抗议者坐着轮椅完成了全程。有一位老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I MARCHED FOR ROE V WADE” （“我为罗诉韦德案游行过”）。罗诉韦德案是1973年，将近五十年过后，这位老人再来参加失去堕胎权宪法保护的集会游行，心情一定尤为复杂。

在费城，这次集会和游行的组织方是两个左翼组织，工作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费城分部（Philly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演讲、游行路线等都是由他们组织策划，现场唯一的精美印刷的标语也是由他们发放的。这两个左翼组织在费城近年来的多次游行中都承担了不少组织工作，能见度也非常高，从妇女大游行、“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到2020年大选计票（在费城计票中心门外，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示威要求停止计票，大量费城市民到场反对他们的诉求，双方示威持续数天）、再到声援巴勒斯坦，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左翼组织。他们组织演讲、印刷标语、提供饮用水和医疗急救、组织人员敲鼓和领喊口号，对于各个示威游行的有序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也正是因为左翼组织的核心作用，引起了一些示威者的私下不满。堕胎权的支持者们跨越了政治光谱，自由派和左翼都站在堕胎权的大旗之下，有些人倾向于立法保障堕胎权，有些人则倾向于更加彻底的全民医疗等等。我们听到一些中年示威者对于台上演讲者的社会主义诉求表示不满，并认为这些诉求与当下的危机相比，并不是最紧急的问题，甚至认为左翼政党有“夹带私货”之嫌。

除了左翼组织派发的一些标语，绝大部分标语都是示威者用快递纸箱或白板纸自制的。一些标语要求“解散最高法院”，一些标语要求“移除撒谎的大法官”（有四位法官在确认提名的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会尊重罗诉韦德案先例，而现在投票反对堕胎权，因此被认为是在听证会上撒谎）；有的标语是“立法保障堕胎权”（最高法院只能裁决州的立法是否违宪，不是立法机构），有的标语则是“我的身体不需要你的法律”（Get your laws off my body）。很多标语指出了堕胎的必要性，例如“堕胎是医疗”（Abortion is healthcare），指出有很多不适宜继续妊娠的身体状况或在自然流产的情况中，人工流产是必要的治疗手段。有一些标语诉诸法律和美国政治中的荒谬之处：有人写“如果我的子宫能发射子弹，它就会得到保护”，讽刺美国对于控枪迟迟没有行动；有人写“你们关心婴儿——但不关心已经出生的黑人、穷人、酷儿、或跨性别”（You care about babies - until they’re born and they are black, poor, queer, trans），讽刺保守派政策以尊重生命的名义保护腹中胎儿，却不关心甚至挤压少数族裔和弱势人群的生存空间；还有人写的是“尸体比我的权利还多”，意指遗体器官捐献必须严格遵从死者生前意愿，而强迫妊娠则可视为对于活人的“强迫使用器官”。

仅就这次集会和游行来看，这一次堕胎权的街头运动对于其他社会运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堕胎权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女权运动都有很多借鉴。有人举着“女性的命也是命”（Women’s Lives Matter）的牌子，显然是对于“黑命攸关”运动的借鉴和挪用。游行时所喊的口号中也有“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这一来自于非裔美国人运动的口号，也有“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Whose streets? Our streets) 和“站起来，反抗回去” (Stand up, Fight back)这些来自其他运动传统、和堕胎权看起来并无直接关联的口号。有大概百分之十的人穿了绿色的服饰，领喊口号的人喊了堕胎手术应是“免费、安全、合法、本地”（Free Safe Legal Local）的诉求，这些则来自于拉美和爱尔兰的堕胎权运动。来自1960年代的“我的身体，我的选择”(My body, my choice）虽然这两年来被右翼挪用来反对口罩令和疫苗令，但仍然成为了这次游行中被使用最多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更具有美国“群众基础”的“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在领喊口号的时候，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回应，而“免费、安全、合法、本地”则让我们身边的很多游行者疑惑“她们在喊什么？听不清”，说明大家对于这一口号并不熟悉，也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一口号。游行的诉求和口号并不清晰明朗，这些借鉴也大多停留在符号层面，而没有借鉴这些社会运动的草根组织方式和理论，也缺乏更加能够反映此时此地的思考、诉求和策略。

游行现场 拍摄/夕岸

我们或许可以说目前的堕胎权街头运动反映的是堕胎权运动整体的某种困局。与其他地区的堕胎权运动、“黑命攸关”运动、移民权利、或者反性侵性骚扰的#Metoo运动相比，堕胎权更多被视为一个法律层面的问题，既没有被媒体报道从而令不公正具像化的个体事件，也没有大规模的个人故事讲述（如#Metoo的力量就得益于社交媒体上爆发式的个人故事分享）。因此，堕胎权和身体自主权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旧是一个抽象的权利，禁止堕胎法令的暴力和不公正并未凸显出来。反之，反堕胎的一方则能够用“无辜胎儿”的意象来描绘暴力的场景。在我和朋友参加的这次游行中，就有这样一个小插曲：一位推着自行车的青年人被人群包围着，大喊“我没有被堕胎，我被领养了！”以此来攻击堕胎权的合理性。（在美国，反堕胎运动常常将领养作为堕胎的替代选项：“如果不想要小孩，应该生下来送给想要小孩的人”。）在这样简单粗暴的个人叙事面前，强调“如果当初”的身体自主权显得十分抽象，即便这样的个人叙事从根本上将胎儿视为一个完整的人并凌驾于另一个人的生命之上。

与此相对比，2012年印度裔牙医萨维塔·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之死则撼动了爱尔兰、英国与印度。哈拉帕那瓦在怀孕十七周时产检发现胎盘发炎，胎儿不可能继续生长，然而因为胎儿仍能检测到心跳，医院按照法律拒绝为她进行人工流产手术，最终导致她死于感染引发的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她的不幸来源于反堕胎法律将胎儿凌驾于怀孕者之上的残忍与不公，引发了爱尔兰社会的大规模抗议，并最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结束了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第八条。

2018年5月26日，人们纪念31岁的印度牙医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2012年在爱尔兰堕胎法公投期间，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因妊娠17周胎盘发炎及并发症去世。

随着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和人员的变更，罗诉韦德案早已岌岌可危，但相对应的理论、策略却似乎刻舟求剑，一直停滞在法律和选举政治层面。一些漫画讽刺民主党这时只会再来“一封紧急筹款邮件”，而不是推动政策和立法的改变。罗诉韦德案的岌岌可危在民主党筹款和拉票中，几乎变成了一个“狼来了”议题，让民众对此既失去了紧迫感，又失去了行动的热情。

也许更加致命的问题是，哪怕这次是狼真的来了，也未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契机。有十三个州在6月24日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几乎立即禁止堕胎，密西西比州唯一的一个堕胎诊所也搬走了。但我们不应将此视为一个一刀切的情况，仿佛6月24日之前美国人人都有堕胎权，之后所有人都立即失去了堕胎权。实际上，在堕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一直存在着堕胎是否可及的问题。大部分堕胎诊所常年被反堕胎的人包围甚至暴力攻击。很多地方诊所稀少，很多人去最近的诊所要开车几个小时，对于工作时间不灵活的人来说更是艰难。有些州本就稀少的诊所也难以为继，早在判决之前就已纷纷关门。再加上四处遍布的所谓的“怀孕危机中心”（pregnancy crisis center），很多甚至没有任何医护人员，没有社工，只有对于堕胎“罪恶”的恐吓和羞辱。这些困难使得很多保守州、不在大城市、不是中产阶级的人们，难以获得资源和支持。2020年的一部美国影片《从不、偶尔、有时、总是》（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导演Eliza Hittman）就讲述了宾州中部保守地区一位意外怀孕的少女被“妇女健康中心”拒绝后，不得不想方设法去堕胎条件稍低的纽约寻求堕胎手术的艰难历程。

《从不、偶尔、有时、总是》海报

早在2020年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上任之时，我的一位朋友就表达了这样的愤懑。这位在南方某州担任堕胎“导乐”（doula，一般指在孕产过程中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心理、生活照顾的人，堕胎导乐为寻求堕胎的人提供资源、支持和心理照料）的朋友沮丧地说：“你们还在担心罗诉韦德案的推翻，我们早已生活在罗诉韦德案推翻之后的世界中了”。也就是说，堕胎权对于很多人来说，早已名存实亡。堕胎相关的工作人员早已是用极大的勇气和坚韧冒着风险在提供服务，因此这一早已预见到的法律层面的改变对于现实的影响并不大。与其对政治的“两极化”或保守州的禁令感到绝望，希望现在这个时机能够促使媒体和公众听到保守州的民众和堕胎工作人员多年来的挣扎与斗争，与他们站在一起，从而想象一个不止停留在法律层面，而是真正接近生命经验的堕胎权和身体自主运动。

（本文得益于我和夕岸、王菁、Kevin Burke的讨论，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