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的写作：以“素人”作者的身份，将文学还原至它的元点 | 新批评

尘封十多年的小说书稿《秋园》出版后，顶了一辈子“普通劳动妇女”头衔的杨本芬在八十岁的年纪有了一个新的称谓：作家。这个关于母亲的故事，令许多读者重新理解了深重的苦难和不得不延续的人生。之后，她以《浮木》讲述亲邻，以《我本芬芳》回溯婚姻，以此形成“看见女性三重奏”。

在素白、坦率的叙述中，她写的是一个、几个女人，也是在时代洪流中命运沉浮的无数个女人。让她们“被看见”，是她无意识中达成的写作使命。青年评论家行超认为，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将杨本芬的“看见女性三重奏”与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等量齐观。两位写作者都是无数年长、平凡的女性之中的一员，她们写下的都是女性艰难的成长与漫长的生活，却都具有史诗的视野和意义。同时，行超认为，以女性主义来定义杨本芬的写作，多少有些偏颇。“她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传递任何主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流淌的倾诉。”

杨本芬“看见女性三重奏”

写作的尊严

——杨本芬和她的“看见女性三重奏”

文/行超

大约是去年，文学界和出版界悄然流传着一则奇迹故事：80多岁的素人老太，出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被女儿放在网上连载，引起无数读者共情，不久，小说出版，面世后好评如潮——这本书叫做《秋园》，这位作者名叫杨本芬。退休老人写作自传本不算稀奇，杨本芬的奇特与珍贵在于，她此前没有任何写作经验，更没有从事过文学相关工作，她的写作伴随着女性不得不承受的所有琐碎日常：持家、做饭、带孙子、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伍尔夫说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杨本芬甚至没有一张自己的书桌，她是在灶台边写完《秋园》的。这本薄薄的小书，杨本芬写了十年，留下整整八公斤的书稿。

根据作者自述，《秋园》写的是母亲的一生。小说最后有一个处细节写到：母亲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是她自己写下的短短几行字：“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京。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一九六零年，从湖南到湖北。一九八零年，从湖北回湖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一个中国女性颠沛流离90年的人生，就被这样的寥寥几笔写尽了。许多年后，当她的女儿杨本芬（小说中的之骅）也成为一个迟暮之年的老妇人，她决定写下自己的母亲，写下自己的家庭，更写下一段特殊的历史过往。小说中的秋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她的一生不可谓不苦。政治斗争、精神折磨、极度贫穷、饥饿与疾病，秋园和她的家人无一幸免，却也最终一一渡过，这样的人生在杨本芬笔下举重若轻，我们却依旧可以感受到背后的落笔千斤。

杨本芬与母亲的合照、作品手稿

《秋园》的写作发生在母亲离世之后，对于杨本芬而言，这既是对母亲的怀念，更是让母亲继续活下来的方式。如同杨本芬的女儿章红在《浮木》的后记中写到，“当你为自己而写，不是为稿费为发表而写，写作就开始了。”“成为作家”的杨本芬此后又接连出版了《浮木》《我本芬芳》。这三部作品其实都是自传体，《秋园》讲的是母亲的人生，《我本芬芳》是写作者自己的婚姻生活，而《浮木》则是《秋园》的补遗，也是《秋园》的“番外篇”。《秋园》书写的是母亲秋园的一生，《浮木》则是以“我”为主体的，围绕“我”的生活，书写“我”身边的亲朋故人。从题材上看，《秋园》《我本芬芳》是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而叙事者的情感更加冷静、克制，而《浮木》是散文集，其中第一章写记忆中的家庭琐事，第二章写故乡的人与事，第三章则写自己晚年的生活。与《秋园》《我本芬芳》不同，《浮木》虽有内在逻辑，但没有突出的主题和线索，更接近于碎片化的记录，但正是这样的体裁，让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加强，抒情色彩也更加浓郁。如同弟弟杨锐在《浮木》中的“复活”一样，那些曾经《秋园》中无处释放的情绪、难以穷尽的生活细节，在《浮木》中得到以自由彰显。

我相信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的题材、体裁、语言、结构等等，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重她的作品，大抵也不是因为她在这些方面有多么突出的表现。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杨本芬的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对于读者来说，杨本芬的三部作品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其中情感的真挚、真诚，以及这种个体书写所带来的普遍意义。而对于当下的文学写作来说，杨本芬的出现，以一种最基本、最质朴，却也最直接、最有力量的方式，击破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若干问题，比如，女性如何讲述自己，个人如何成为历史，写作是否有“特权”。等等。

在书桌前写作 陈雨璐/摄

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将杨本芬的“看见女性三重奏”与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等量齐观。两位写作者都是无数年长、平凡的女性之中的一员，她们写下的都是女性艰难的成长与漫长的生活，却都具有史诗的视野和意义。这样的写作是从她们各自的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因此自带着一种动人与力量。在她们笔下我们看到，那些最为艰难的日子里，往往是那些看似柔弱的女性，用她们超乎寻常的坚韧与忍耐，支撑着一个家庭、一群子女。当然，女性的坚强其实也是女性的无奈，比如秋园，她曾经也是个不愿裹脚、渴望新式教育的少女，但是成家之后，她便不得不随着丈夫迁徙、安家，她去工作、去劳动、忍受他人的欺辱与嘲笑，甚至丈夫死后的改嫁，始终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丈夫、为了子女、为了家庭，更为了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活下去。

但是，我并不认同用“看见女性”来概括杨本芬的写作，这样的表述包含着太过明显的立场和倾向。我认为，以女性主义来定义杨本芬的写作，多少有些偏颇。她的写作显然不是为了传递任何主义，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流淌的倾诉。这种自然流淌，其实也是杨本芬的文字所传达的生命观。无论狂风骤雨、草木枯荣，你只管活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始终提倡自我修炼、自我完善，所谓“内圣外王”，说的就是以自己内心世界的强大来抵御外界环境的侵扰。杨本芬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无数这样的中国人，无论经受了多少苦难，他们从不怨天尤人，只是拼着一口气，一步步地活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杨本芬显然超越了单一的性别立场，她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站在生命的立场上进行写作的。

杨本芬

作为一个“素人”作者，杨本芬的写作再次将文学还原到它的元点，在那里，书写是为了自我抒发，为了倾诉和交流，而不是一种技术性的生产，“作家”这一身份并不代表任何特权。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的杨本芬，其实也避免了因“专业”而带来的“匠气”，没有技巧、没有规则，甚至没有诉求和目的，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既神圣又简单。读杨本芬的作品，我常常想起杨绛先生晚年的那些文字，那样凝练、素朴，却又那样掷地有声。这应该是生活的“智慧”——只有真正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人，才会如此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才能将满腔情绪化作一声叹息，而这叹息背后，却折射出了万千世界。

若用一句话概括杨本芬的写作，我想，她写的不仅是女性、不仅是家庭、也不仅是历史，她写下的是尊严，是有尊严的生、有尊严的死，而这样的书写，也真正代表着文学的尊严。

原标题：《杨本芬的写作：以“素人”作者的身份，将文学还原至它的元点 | 新批评》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