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阿富汗的现状和可能出路；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的牙齿

阿富汗的现状和可能出路

当地时间6月22日，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世界卫生组织6月26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天，地震已造成1036人死亡，2949人受伤。阿富汗国内的混乱状况再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近日，《外交政策》刊登了一则题为“一项审慎的拯救阿富汗方案——来自其自身（A Modest Proposal to Save Afghanistan——From Itself）”的分析文章，介绍了阿富汗政治家阿明·卡里姆（Amin Karim）提出的一项方案，该方案据称对塔利班和西方官员同时具有吸引力，可以确保在未来几年内推行改革，使阿富汗能够保持独立，避免政治崩溃和内战，并重新加入国际社会的方案。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6日，阿富汗霍斯特省，Spera地区“阿富汗-迪拜”村庄的孩子们坐在一辆满载物的车辆上。

文章指出，随着阿富汗进一步陷入贫困，塔利班领导人之间争夺权力时尚不明显的分析已经成为一枚定时炸弹。战胜了美国的伊斯兰运动正在走向分裂，一些领导人正在利用宗教教条推行抹去进步和保护恐怖分子的政策。与塔利班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该运动由少数几个相信自己在执行上帝赋予的使命的资深人物主导，他们正在阻挠本可以结束阿富汗的苦难及其国际孤立状态的政治改革努力。

在该文作者看来，包括前政府部长和在过去20年间受益于西方慷慨援助的军阀在内的多个流亡团体都提出了重夺权力的计划，但他们并不受欢迎。抵抗组织可能在明年气候温暖的战斗季节获得力量，但它们并不团结。许多分析人士和外交专家认为由艾哈迈德·马苏德领导的全国抵抗阵线有可能将反塔利班团体团结起来，但他的政治理念缺乏深度。

阿明·卡里姆来自民粹主义伊斯兰政党Hizb-i-Islami，他建议塔利班切段和他们的恐怖主义盟友之间的联系，作为对“基于公民意愿的政治制度”的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这一政治制度包括选举、政党、议会、保障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的宪法以及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塔利班还将引入除他们所属的逊尼派普什图族之外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组成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 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将把塔利班人物从美国和联合国的黑名单上剔除，承诺为其提供15年的发展资金，并承诺没有其他国家会入侵阿富汗。卡里姆说改革事关生存，不仅对塔利班，对阿富汗国家也是如此。按照目前形势的走向，广泛的叛乱只是时间问题。卡里姆和西方官员分享了这一计划，其中一些官员表示希望讨论能够超越目前主导议程的妇女权利和其他人道主义问题。

一名喀布尔的消息人士称高层人物不会让步，国家现在是被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狭隘解释挟持的“人质”。与此同时，非普什图族群受到了塔利班专制暴力的冲击。什叶派的哈扎拉人受到的虐待尤甚，因为他们被塔利班视为叛教者。由于潘杰希尔谷底及其附近地区的反塔利班战争仍在继续，塔吉克人也成为了拘留、折磨和杀戮的对象。数千名塔利班枪手被部署在北部的战斗中，争夺利润丰厚的煤炭出口控制权的斗争升级成了种族斗争。曾经摧毁了阿富汗共和国的腐败和管理不善正在卷土重来。联合国对经济拥有巨大的控制权，用包机为塔利班控制的中央银行运来现金，援助则由塔利班控制的慈善部门分发。然而，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在该国的存在，以及即将到来的移民潮——数百万年轻人为寻找工作和安全打算离开阿富汗，却很少受到关注。

德国前驻喀布尔大使马库斯·波策尔（Markus Potzel）被任命为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成员，与此同时该援助团的授权范围扩展为“促进所有相关的阿富汗政治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该地区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之间的对话"，这为塔利班方面的参与创造了空间。卡里姆说他的提案以及得到了几个塔利班政权重要人物的首肯，他们承认需要在人民反对塔利班以及塔利班之间相互反对之前做出改变，否则将导致更广泛的武装抵抗，可能受到外部支持，前军阀也会加入其中——最终爆发内战。

眼前的斗争发生在教条主义的强硬派——由包括代理总理哈桑·阿洪德（Hasan Akhund）在内的、围绕在塔利班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他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世）周围的一个小团体所领导，以及像代理内政部长西拉杰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这样的生存派之间。哈卡尼和基地组织有着密切关系，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1000万美元通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官员表示，“谁能想到，今天阿富汗的理性声音竟然是哈卡尼。”

卡里姆的计划来得正是时候。6月22日毁灭性的地震暴露了塔利班在治理国家以及阻止人才流失方面的无能。这项计划代表了一种解决政治僵局的本土方案，使得国内各方力量都能够主张所有权，而不是为了反对指手画脚的外人而固执己见。例如正在喀布尔举行的全国宗教学者会议，尽管近一年来一直恳请让女性和其他族裔群体参加，3500名与会者仍然主要是普世图男性。会议的安保措施和前政府举行的类似活动如出一辙，设有检查站，对与会者进行搜查，并有直升机在空中巡逻。同样和前政府时期一样，该会议受到了自称为“自由战士阵线（Freedom Fighters Front）”的反对派团体的攻击。展示的辞令不出意料得极端。代理总理阿洪德告诫与会者接受当前伊斯兰教的做事方式；他的副手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Abdul Salam Hanafi）说女性将由男性代表；一名来自赫拉特的神职人员说任何反对塔利班的人都应该被斩首。

一名匿名的西方外交官说：“我们要么和共和国、和腐败的总统站在一起，要么转向当下的现实主义认为我们必须与塔利班共存。我们或是关注军队，或是关注一些军阀。但这个地方的现实政治从未引起我们的兴趣。”要在事后影响领导层本就非常困难。随着乌克兰战争占据大量关注，目前关注阿富汗的几乎只有人道主义者和人权人士，而他们的判断通常非常悲观。

卡里姆提案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他本人和Hizb-i-Islami的联系，这个党派有着深厚的基层支持。西方集团不喜欢它基本上只是因为其领导人吉勒布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的名声，他是一名前军阀，在1992-1996年内战期间因暴虐而臭名昭著。对卡里姆提案进行过评估的西方官员称，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尽管它呼应了很多在塔利班巩固权力前的要求，这些要求来自西方，被视为是强加给阿富汗的。卡里姆表示，如果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最好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塔利班有望在两三年内获得外交承认。

考虑到塔利班自去年八月以来的所作所为，这可能是一种幻想。例如一些外交官对选举持怀疑态度，塔利班可能会输掉全国性的选举，因为他们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而共和国有败选者屡次上台的不良记录。

虽然欧盟对卡里姆的方案没有做出官方回应，但欧盟驻阿富汗大使安德烈亚斯·冯·勃兰特（Andreas von Brandt）曾公开评论说，他支持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府，让所有族群、政治团体和女性都得到代表。作为八月以来唯一返回喀布尔的西方实体，欧盟对塔利班确实有一些影响力。而且塔利班对战场上的老对手有着勉强的尊重，其中就包括欧盟成员国。

另一位不具名的外交人士也表示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北部局势的恶化会分散塔利班对付‘伊斯兰国-呼罗珊’的精力，看涨的武装抵抗力量如果再有一个冬天凝聚在马苏德周围，势头将会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卡里姆这样的提案提供了前进的道路。

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的牙齿

刚果民主共和国被谋杀的独立英雄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家人，近日在首都金沙萨埋葬了他唯一已知的遗体——一颗牙齿。这发生在他死于比利时支持的分离主义叛军之手61年之后。

据《卫报》报道，数百人聚集在一个巨大的广场上，挥舞着旗帜，看着一张卢蒙巴的大照片，他戴着标志性的眼镜，头发侧向一边，被白色的花朵衬托着。

1960年7月，帕特里斯·卢蒙巴（右）与刚果军队新任总司令约瑟夫·蒙博托（左）谈话。

卢蒙巴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于1961年1月17日在东南部的加丹加（Katanga）省被行刑队杀害，此前一年他被赶出了总理职位，这一切都发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从比利时独立出来的几个月内。

一面写有“万分感谢，民族英雄”（Many thanks, national hero）样的横幅悬挂在人群上方，人群中包括邻国刚果共和国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比利时外长和几位非洲大使。

刚果民主共和国现任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说：“刚果人民终于可以有幸为他们杰出的总理送葬了”。葬礼是在这个中部非洲国家独立62周年之际举行的。在独立那一天，卢蒙巴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抨击比利时对刚果75年的殖民统治。

作为刚果第一位民选总理，卢蒙巴在冷战高峰期向莫斯科表示友好，令西方震惊。他的政府只持续了三个月就被推翻和暗杀。支持者和一些历史学家指责中情局参与其中。2002年，比利时议会对卢蒙巴被杀事件的调查得出结论，比利时对他的死亡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尸体从未被发现。据报道，他仅剩的一颗牙齿被一个比利时警察索艾特（Gerard Soete）拿走了，他声称用酸液溶解了大部分尸体，并烧掉了其余部分。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本月首次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于6月20日将牙齿交给了卢蒙巴的家人。他的一个孙女在葬礼上宣读给卢蒙巴的信：“你的回国，你在这里获得的荣誉是你继续书写的历史的一页。今天，非洲和你一起书写自己的历史”。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结了卢蒙巴的生平。卢蒙巴1925年7月2日出于比属刚果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当选为非洲雇员联合会东方省主席。1958年协助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卢蒙巴致力于不同族群的团结，使得刚果民族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1959年，卢蒙巴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60年1月，卢蒙巴出席了关于刚果独立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6月，刚果举行首次议会选举，刚果民族运动党获得了下议院137席中的40席，成为最大党。6月23日，卢蒙巴当选为总理，主导了首届政府的组阁。6月30日，刚果共和国成立，一周后，卢蒙巴要求比利时军队即时撤出刚果，遭到了当地比利时殖民军指挥官的拒绝。不愿回国的比利时官兵发动叛乱，攻击首相官邸，占领金沙萨机场，导致刚果首都的局势陷入一片混乱。刚果西南部铜矿储量丰厚的加丹加省趁机在军阀冲伯的领导下宣布独立，并组建了“加丹加部族联盟”军，同刚果中央政府军进行对抗，著名的“刚果危机”随即爆发。

面对混乱的局势，卢蒙巴请求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帮助刚果政府军平息首都和加丹加的动乱。 同年7月15日，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刚果。但是由美国主导的这支维和部队抵达后，拒绝与刚果中央政府合作镇压加丹加的叛军，始终按兵不动，卢蒙巴政府在当时东西冷战的大背景下被美国视为亲苏政权。

同年9月14日，刚果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政变成功夺权，联合国维和部队以保护为名随即软禁了卢蒙巴。11月27日，卢蒙巴在试图潜逃途中被蒙博托的手下绑架。经过一番幕后交易之后，蒙博托决定将卢蒙巴交给他的死对头，加丹加省的叛军首领冲伯。 卢蒙巴到达的当天，就在冲伯的别墅里遭受酷刑折磨，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被执行枪决，死时年仅35岁。

卢蒙巴遇刺后，遗体最初被草草掩埋，后又被挖出来毁尸灭迹。负责监督毁尸的是军阀冲伯的比利时顾问，原殖民警察局局长索艾特。根据著作《暗杀卢蒙巴》中引用的证词，索艾特意识到卢蒙巴的尸体可能被发现，因此决定“让它一劳永逸地消失，绝不能留下任何痕迹”。他带领一个团队，先肢解了卢蒙巴的遗体，然后用硫酸溶解。他后来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下地狱的旅程”。索艾特留下了卢蒙巴体内的弹头和他的两颗牙齿作为纪念品，直到四十年后的2000年，他才向一家德国电视台承认了当年的所作所为。

《数字民主，模拟政治》一书的作者Nanjala Nyabola在半岛新闻发文评论道，卢蒙巴的牙齿回来了，但殖民的种族主义逻辑持续存在着。

这件可怕的遗物最终被归还，但没有正式道歉，只是承认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此前几周，比利时国王参加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巡视，只是承认在该国的殖民时代对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没有提出道歉。欧洲的掌权者越来越多地承认以欧洲帝国主义权力的名义对非洲人犯下的野蛮行为，这花了60多年的时间。

有什么理由让一个家庭等待60多年才与亲人的遗体团聚？而且在公众完全知情的情况下这样做，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明知一颗牙齿是通过酷刑和谋杀获得的，却要把它保留61年，唯一的理由是残酷性才是重点。殖民化毕竟是通过残忍来投射权力，并通过关于种族优越性和差异性的伪知识论证加以合理化。卢蒙巴牙齿的命运表明，欧洲帝国主义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或社会方面的，而是为不受约束的残酷行为提供一个出口，而这种残酷行为在欧洲的政治变革中越来越受到限制。可以说，将残酷投射到其他地方的能力使人们有可能在几个世纪的激烈冲突之后，思考和追求欧洲政治生活的不同组织方式。

在尖锐的《殖民主义论》中，艾梅·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法国殖民地马提尼克出身的黑人诗人、作家、政治家）认为，殖民主义的野蛮行为完全是由蔑视驱动的，这种对“原住民”的蔑视和仇恨改变了实施蔑视行为的人。塞泽尔认为，殖民者只有在自己变得不人道的情况下，才能与他施加在他人身上的野蛮行为和平相处——这就是殖民化的回旋镖。

无论为保留这些可怕的战利品提供什么理由，都只能强调一个事实，即殖民化行为已经改变了殖民国家的道德计算（moral calculations），试图为保留这些物品作为战利品辩护是道德堕落的一个症状，它继续发酵并毒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

事实上，卢蒙巴的牙齿案件是一个高调的例子，说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在20世纪上半叶都在进行这种做法。

欧洲和北美的博物馆里到处都是被杀害并作为战利品保存的人的身体部位的可怕展品，其中一些博物馆拒绝将其还原给家人或允许其有尊严地埋葬。例如，1905年，当英国殖民政府在现在的肯尼亚领土上巩固其统治时，一名英国士兵要求与南迪（Nandi）酋长Koitalel Arap Samoei会面，表面上是为了讨论和平。然而，这名士兵在近距离射杀了Samoei，将其斩首，并将其头颅作为战利品送回伦敦。尽管南迪族长老多次要求将头颅送回肯尼亚进行适当安葬，但头颅仍被扣留在英国。

同时，2011年对德国博物馆的审计发现，德国博物馆中至少有50个毛利人的头颅和骨架。而最近，哈佛大学拒绝了美国原住民社区提出的要求，即归还该大学收藏的他们祖先的遗骸。对非白人的非人性化处理和收集他们的尸体作为战利品，在帝国主义国家几乎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这在现代社会是没有道理的，尽管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继续为保留这些人类遗骸辩护，认为这是保护人类历史的努力。这很可能是，但值得拷问的是，他们在保存人类历史的哪一方面。通过掩盖这些物品的可怕出处，博物馆保留了对人类的可怕看法，肯定了其在殖民化的残酷中的共犯（complicity）；作为最终的场所，对殖民化的种族主义逻辑进行消毒（sanitisation）和传播。

这些作为战利品被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物品，是殖民化持久的种族主义逻辑的实物证明——而有意义的去殖民化是迫切和必要的。它们继续存在于这些空间，只能引起全世界非白人的持续蔑视。无论为保留这些可怕的战利品提供什么样的理由，都只能强调塞泽尔的论点：“没有人的殖民行为是无辜的……一个殖民或为殖民行为辩护的国家已经是一个病态的文明。博物馆毫无意义……当对他人的秘密蔑视使人心生厌恶时”。

没有任何教育学价值可以为收集和展示人类遗骸的做法开脱。其唯一的理由是将他人的身体作为种族主义的武器，以刺激和娱乐白人观众。

卢蒙巴的妻子Pauline Opango本身也是一名活动家，她在2014年才去世，提醒我们他被谋杀时有多年轻（只有35岁），以及这些机构正在为之辩护的残酷行为是如何在最近发生的。仅仅承认这一点是不够的。复原和归还只是一个开始。没有道歉，毒药就会留在系统中，继续在肇事者和受害者身上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