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吴新智：“少数派”的坚持

【编者按】

“老先生”是澎湃人物开设的新专栏。我们将拜访活跃在科学与人文领域的老先生们，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学识、风骨与家国情怀留下历史的存照。

茶几上放着七个“骷髅头”。

秋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得它们泛起一圈儿亮。旁边巨大的书桌上，五六摞书高高低低，几乎铺满整个桌面。书堆中立起的报纸“哗啦”一响，吴新智探出头来：“来啦？”又笑眯眯指指茶几旁的沙发：“你坐。”自个儿起身，迈着细碎的步伐绕过书桌。

年近90，他的背有点驼了，坐在沙发上却没有后靠，侧身大半张脸朝向对谈者的方向。每周二和周四早晨，他都会出现在这间位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7楼的办公室，审阅核心期刊《人类学学报》投稿，接待后辈、媒体乃至民间爱好者。

秘书徐欣的办公室就在对面。“重大期刊杂志发表了什么新的成果，他可关注了，马上第一时间告诉我，下载给他看。”徐欣说。看论文是为学习，为乐趣，也是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依据。

在“现代人起源”这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下，吴新智与主流观点论争了半辈子，曾得志意满，也曾黯然低潮，唯独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唱对台戏时压力最大”

人生三大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从科学角度，吴新智这辈子都在跟第二个问题死磕。早年他学过医，做过教师，直到被古人类学家吴汝康领进门，才开始研究现代人类起源。学科冷门，基础工作一做就是二三十年。事业真正起步，已是一般人都准备退休的天命之年。

现代人类，即“智人”，属于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在距今1-20万年，除了智人，人属内还包括曾活跃于西欧地区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其他人种。20-200万年间，则是直立人，如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北京猿人。

20世纪70年代，分支系统学开始在古人类学研究中流行。简言之，科学家寻找不同动物的相似特征，将紧密相关的几种归结为一个类群，较小的类群包含在更大的类群中。这种分析方法只假设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不直接指明谁是祖先、谁是后裔。

从此主流观点认为，属于直立人的北京猿人没有智人后代。但吴新智认为，生活在中国地区的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有形态上的镶嵌，比如，个别直立人中有少量智人的特征，个别智人中有少量直立人的特征，彼此之间没有截然区分的界限，因此直立人和智人之间应有连续进化的关系，也说明中国古人类是连续进化的。

1984年，他和美国、澳大利亚科学家一起提出“多地区进化假说”，主张现代类型的人类并非源于同一个祖先，而分别起源于中国、非洲等四个地区，各自相对独立，不同程度地连续进化，互相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即“杂交”）。其依据的研究手段，主要是对比分析世界各地区古人类化石的形态异同。

这在当时的学界不啻于一声惊雷，吴新智一时声名大躁。

但三年后，1987年，以威尔逊（A.C.Wilson）为首的美国科学家根据对胎盘细胞mt DNA的分析，提出现代人类来自共同的祖先，是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并命名为“夏娃”。

由于采用了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手段，这种“单一地区起源说”成为主流共识。“夏娃假说”的问世，点燃了吴新智三十年论争的战火硝烟。

那时候，他总是一脸严肃，忙忙碌碌的样子。学生赵凌霞后来回想，觉得与当时的学术论争有很大关系：“感觉（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轻易不敢去打扰他。”赵凌霞1988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拜入吴汝康门下读研，具体工作常由吴新智指导。前后几届师兄弟，即便进了吴新智的办公室，也是大气儿都不敢喘，更别说开玩笑。

88届毕业生高星回忆，有女生一出门，在楼道里远远看见他的身影，回身就往屋里躲，让他帮忙“望风”，等吴先生走了才敢出来。倒也说不上他哪里凶，用“敬而远之”来形容更贴切。以至于十多年后，从国外回来的高星再见到吴新智时，他正面带笑容地在计算机旁与人轻松讨论，高星惊掉下巴：“这是吴先生吗？！”

“夏娃假说”提出后的十年，吴新智愈加潜心科研。他总结了中国地区古人类的一些共同形态特征，是其它地区古人类所少有的，特别是这些特征共聚于一个头骨的情况更不见于其他地区；他还发现另一些化石个别特征，与中国大多化石的共同特征不同，却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多见或仅见的特征一致，显示出基因交流即“杂交”的情况。基于此，1998年，他正式提出中国人类进化的八字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但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不同人种中国的直立人与智人之间无法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就像马和驴杂交可以生下骡子，但骡子不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生活在中国地区的早期人应该是由于极端气候而灭绝，于6万年前被从非洲来的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祖先）替代。

DNA中一脉相承的遗传信息，是分子生物学的核心堡垒。1999年起，有学者连续三年发表论文，结论为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

高星回忆，那时学界几乎一边倒支持非洲说，吴先生成为“孤家寡人”。吴新智自己也说：“要问一生中最艰难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唱对台戏’，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表情倒是颇为淡然。一生风风雨雨，耄耋之年，已经没有什么是回忆中过不去的坎。

唯一放不下的，还是对学说的坚持。

对手颁给他终身成就奖

1999年，71岁的吴新智被评为院士。别的好处没惦记，最重要就是不用退休，能够继续为学科奋斗。如今说起，他还会咧着嘴笑开来，右手重重往下一压：“为我争取了那么多年！”像是占到了多大便宜。

至今18年。其间，他将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原始材料找来，一篇篇研读。早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时，双螺旋结构才刚被提出，几十年的知识从头学起，辛苦自不必言。

高星感佩于其精神：“他不是盲目排斥，他是要学习你。”吴新智自己倒挺乐呵，眉眼间带点得意：“硬着头皮看他们的文献……71岁再来学DNA，还能够看出点有有利于我的观点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机会吧？”

恶补了几年，他找到对手一些“漏洞”：研究公式中有些重要的参数由人为设定，未尽严谨；对研究结果的解释角度有选择性；研究材料只占总量的千万分之一而以偏概全，忽略了其他可能性……期间常有媒体采访，来一个记者，吴新智就说一点新的。“它不就有趣么？我不是为了乐趣嘛。”他哈哈笑。

这是整场谈话的情绪高潮。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中气十足而言辞和缓，手上拿着一张密密麻麻的A4纸，罗列着对采访提纲中每个问题的回答要点，一条条往下，逻辑清晰而严谨。

唯有当提起，哪年哪个科学家在哪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什么的样的文章，其中哪些是与“夏娃假说”有关的；又哪一年，突然哪个化石发现，支持了自己的观点；再哪一年，自己总结驳斥了对手的哪些问题……这时候，他会把A4纸抛在一边，手势轻松地在空中飞舞，夹杂着术语和贴心的解释侃侃而谈，一开头便几乎毫无中断。

争论归争论。2005年，“学术对手”金力请他去上海做报告，不巧他刚因意外腿部受伤，但答应了人家，坐着轮椅也还是去了。从头到尾，不同观点讲了不少，态度始终平和。

赵凌霞说，这符合他的风格：“拿证据说话……别人批判，他就尽量自我完善，然后就努力，不是会掐架的那种。”20年前的老搭档刘振声也说，吴新智脾气好、有修养，共事5年从没吵过架，发表不同意见时也很温和。想想又补一句：“他能团结人，也没架子，没因为有点学问就给人那个傲气的感觉。”

非洲起源说至今仍是学界主流共识。但吴新智获得了对手尊敬。2013年，在复旦举行的“上海人类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金力为他颁发了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金力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争论中推进的，不同观点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有利于探索科学奥秘和真相。

提起来，吴新智摆摆手，说自己没什么雄心大志，只想混口饭吃，获得成就都是把握住了偶然的机会，连参评院士也是碰巧科学院改变了增选办法，都让他赶上了。“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海阔天空嘛。”

11岁那年正值抗战，吴新智家中房屋被炸，侥幸逃过一劫，又与父母失散。幸运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父亲，也因此常常自问：如果当年任何一步出了差错，自己还能有今天吗？

他惜福。所以惜人，惜物，惜命，也惜时。

2004年，中科院给吴汝康分了房子。彼时吴新智已经76岁，还帮忙做设计，带着老伴一起去建材市场。学生刘武说，这对后辈年轻人做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秘书徐欣在他身边5年，没见他生过什么气，来之前听说吴新智很严格，还挺怕，结果发现是个说话轻柔的和蔼老头儿，她偶尔迟到也不说她，就自己在办公室拿份报纸默默等。

关门弟子崔娅铭来得晚，没机会体验师兄师姐们对他的敬畏感，只觉得他完全没架子，就像个普通的老爷爷，整天背个不知哪次开会发的布兜子，好多年都不换。铝饭盒这种如今主要用来怀旧的物件儿，至今还在吴新智家的冰箱里勤勤恳恳工作。

身边所有人都知道他从不吃腌制食品。出门开会吃自助餐，他特别注意，按崔娅铭的话说：“自律到我无法想象的程度。”高星回忆，早年大家请吴新智吃饭，他很少参加，说你们不要以为赚了便宜，其实是吃进毒素。偶尔参加时大家就开他玩笑：“哎呀，今天您也要中毒了。”他也笑，幽默回应：“我有理论新发现，偶尔中毒有助于提升免疫力。”

那还是年轻时。现在吴新智每天要吃一斤蔬菜，七八种坚果，十来种药和保健品。还要减肥：“体重得控制在65公斤之内，肚子不能太大了，腰围不超过90厘米。”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顺便举举小哑铃，伸伸胳膊踢踢腿，锻炼肌肉不萎缩。黄金档只看一集，八点半要准时上床睡觉。

他常劝后辈，科学研究是个长远的事，熬夜伤身体不划算，不如顾好身体多干几年。“活久一点嘛，就能工作更久一点，说不定还能看到更多新的研究成果。”提起来，吴新智呵呵一乐。

“业余爱好就是这个”

2017年3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称，中国境内发现的“许昌人”化石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和早期现代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古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

这至少支持了吴新智的理论中“有基因交流”的部分。作为“少数派”在国际领域长期缺乏话语权的郁郁之情，只在这一点扬眉吐气的时刻，冒出微妙的火花。他满怀喜悦地喟叹：“作者Trinkaus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也算是主流学界有人承认了吧。”

交流中，他提到的每一篇文献，都能准确地复述出具体年份、作者、期刊乃至关键词。有一份学术会议上的报告，讲到报告人的机构时突然卡壳，吴新智想了半天没回忆起来，神情倏地有些落寞：“哎呀，真是年纪大了，脑子现在不行了……”

他还有一本“大荔人”头骨化石的研究专著，拖了好多年。办公室里，秘书徐欣提醒他差不多可以出版了，他点点头，颇认同地应着：“是该赶紧弄出来，万一哪天血栓堵了干不成了，整我的遗稿那更麻烦。”

从办公室回到家，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直奔书房打开电脑。电脑旁和办公室的书桌上一样，堆满了各种材料。四周就更夸张：门口，窗台上，书柜里，七七八八码着一摞摞书籍。还有一个普通人只有在图书馆才能看见的平板手推车，不仔细看也埋没在书堆里。

收件箱里躺着四五封标有未读记号的。字体太小看不清，他就眯着眼，拿放大镜一行行扫过去。去年受牛津大学出版社委托，吴新智正在整理一份人类学研究的系统文献梳理，他自我要求高，准备发表的东西每次都写好几稿。

“今天没想到的，过几天想到什么要修改，咔咔又改几个地儿。”徐欣说。邮件的回复效率惊人，徐欣常常“有苦难言”——每次刚发过去，觉得自己能歇两天了，刷，当天回邮就来了，第二天又得继续干活儿。

赵凌霞曾劝吴新智放松些：“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有些业余爱好，可以捡起来啊。但他说，我现在业余爱好就是这个。”吴新智自己也说：“我这个人，有余力的话不想放在玩儿上，总想做点事情，搞科研。”

其实他最初并不喜欢人类学。小时候他想学医，考了三次大学才终于如愿以偿，进了上海医学院。毕业后遵从统一分配，到大连医学院教解剖学。医生梦破灭，却在那里遇见了从美国回来的吴汝康教授，从此被带进了人类学的大门。

可那时他甚至都不怎么了解人类学，只不想虚耗时间，便跟着埋头苦干。“反正什么事情都是，你好好干就能干出一点小小的成绩，一有点成绩就有点乐趣，乐趣多了慢慢就喜欢了，时不时还有点小happy，这就越陷越深了。”吴新智说着乐。

出野外考察时，他和同事住老乡家的谷仓下面，谷仓里爬着老鼠，床板上全是跳蚤，衣服脱光了洗澡都洗不干净，只好跑去集市上买DDT（注：一种农药杀虫剂，可引起中毒），往身上抹。他还有心思逗趣儿：“我说以后我要是因为这个死了的话，可是工伤啊。”

结婚那天，他上午还在带学生做实验。结束后跟教授说要结婚，拉着妻子把铺盖卷儿从集体宿舍搬到新分的房子，一起吃了顿饭，坐车进城买了一罐糖回来交给工会小组长，让分给大家，就算完事儿了。

孩子出生后几年，每周只有星期天休息。他们“分三场”：上午他洗衣服，爱人买菜做饭；下午各干各的专业，孩子也自己去玩和看书；晚上是第三场——安排和第二场一样。

生活条件好一点之后，别人都买电视机，他第一个买冰箱，第二就买洗衣机。为什么呢？省买菜和洗衣服的时间。省下来干嘛呢？“学习和工作啊！”特别实在。

“你要是不让他工作，就是对他最大的打击。”高星总结说。

老伴过世后，如今家里只剩他一人。不去办公室的日子，吴新智每天上午、下午各工作两三个小时，间或浇浇花、看看报，劳逸结合。

他说，自己和人类学是“先结婚，后恋爱”。起初是职业，为养家糊口。50岁以后是事业，孩子也大了不需要再考虑钱，动力就是做科研，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对社会有所裨益。75岁以后，事业心也淡化了：“科学这东西日新月异的，多重要的成果，说不行就不行了。牛顿那么伟大，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出来，是吧？我这个事业算什么呐。”

话绕一圈回来，如今还是为了乐趣。吴新智说，前半生坎坷，现在过得越来越好，总要多享受几年工作乐趣，才比较值得。

“说违心的话，我做不到的”

1958年，“反右”之风传到中科院。正在读研究生的吴新智，被人翻出了“大鸣大放”时小组讨论记录中的一句话：“教授治校，可以试试。”这可严重了，不让党委治校，不是反党么？一顶大帽子压下来，每天晚上开会批斗。

吴新智反反复复辩解。上海解放时，他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学生，住在亲戚家，头天夜里听到枪响，第二天一早就往学校跑。经过重庆南路时看到解放军睡在人行道上，那瞬间的心理震动，他记了一辈子：“真是人民军队。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个压抑，你很难想象，看到他们马上想法不同了。”

就冲这，“反党”这一条，他死活都不肯认：“当时不知道会给我怎么处分，压力很大。但是你要让我争取‘态度好’、处分轻，去说违心的话，我做不到的。”那时爱人不在身边，他一个人走在路上，看着来往的汽车，一度想撞上去。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最终忍耐下来。

“这以后我就夹着尾巴啊。”他笑笑。文革期间，尽管也挨了两张大字报，但没出什么大事，吴新智觉得自己挺幸运：“要不是之前挨整的经历，按照我原来的个性，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了。”

岁月磨去了他的锋芒，只留下骨子里的倔强。

2010年，《科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现代人基因里有1% - 4% 来自尼安德特人。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与智人有过杂交。2012年，对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测序实验结果显示，部分现代人基因组中有多至5%来自丹尼索瓦人。

这些都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起源非洲说”，却让吴新智更有信心，越战越勇。在他看来，新理论和技术手段出现了，却有未尽严谨、值得商榷之处，也无法解决他既有的疑问，自己的理论就一定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高星有考古学背景，吴新智常去找他讨论，一来二去，他开始思考：人类学化石很少，考古学的材料更多，东亚地区的人类文化遗存（石器）显示出恒定、缓慢发展的特征，没有像非洲或欧洲西部一样经历阶段性甚至更替性发展。“从这个角度梳理证据是有完整体系的，即使你不喜欢也不能忽略。”高星说。尽管没有师承关系，他却在学术上逐渐靠拢，成为吴新智理论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作为吴新智的院士推荐人，古脊椎动物学家张弥曼对吴新智的工作保持绝对肯定：“无论是否存在不同意见，或者未来人类起源的研究结论是什么，都没关系，这不影响他做了大量的、好的实际工作，值得所有人参考。”张弥曼与吴新智相识逾50载，曾于80年代与他共同出任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副所长。

人类学尤其是起源问题的特殊性，使吴新智一度被嘲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果壳网关于“许昌人”研究的文章下，有网友留言，群嘲似的反讽：“华夏文明又可以向前提了”“有人，和有文明是两回事”“关键是广大忠于华夏文明的网友们不知道啊”

吴新智没想过那么复杂。真正被问起为何坚持“多地区进化假说”时，他偏偏头，神情坦然而天真：“因为我研究这个，有责任让大家了解、澄清。”

“他一直想要搞明白，为什么同一件事搞出两个观点。但他没有自大的想法，说我提出来的就一定是对的”，崔娅铭说。她眼中的老师是个“毫无包袱”的人：“我觉得如果以后出现了无可辩驳的新材料（能证明非洲起源说），他也很愿意承认自己以前的想法是错的。”

吴新智自己则几番强调，他并不反对基因研究的手段，但觉得对手的逻辑推论存在问题。现代人起源问题复杂，化石证据虽有，但始终稀缺，解释思路也各有不同。他相信未来化石研究会越来越多，DNA的研究也会越来越多，原则上应该越来越接近真相。

“但也有可能观点越来越多，更没法互相说服。我希望中间能有些协调，视角不一样、证据不一样，但是总有一天我们都看到同样的东西吧。”他说。

“对普罗大众，要满足这个好奇心”

办公室有两个书柜，一个里面摆满头骨化石模型，另一个塞满了书。吴新智从书堆里抽出一本《探秘远古人类》：“喏，这本就是科普书。”

这是他2002年应邀主编的科普读物“解读生命丛书”中，自己撰写的一本《人类进化足迹》，于2008年改版，2014年再版，2015年增补内容并改名为《探秘远古人类》。家里还放着这套丛书所获的奖状。

做科普，他是有求必应。每逢有各种古生物爱好者发来邮件，吴新智都一一回复。若是平信，还要自己写好倒贴邮票给寄回去。有一次，有人拿“蛇蛋化石”过来，非要让他给鉴定一下。徐欣忍不住吐槽：“看照片就不是蛇蛋，我都知道！就是个鹅卵石。”但吴新智说，非要来就来吧，还让徐欣带去找所里研究蛇的同事，给对方吃个定心丸。

他的逻辑很简单：古生物是冷门学科，更多人关心，学科才更容易发展。

钱是一方面。他调侃自己的专业：不能供人吃饭穿衣，只是增添生活色彩的“胡椒面”。资金是国家拨的，国家的钱是纳税人交的，自己有这部分知识，满足人家的好奇心是本分。

也有“私心”。20世纪50年代，他去野外考察，都要先问老乡哪里有山洞，或去药材公司找龙骨。“（化石）都挖了当龙骨，好多都给吃掉了。你能怪农民吗？他也要挣钱呢。问题就是他们都不了解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知识，不知道‘龙骨’在科学上的价值。”吴新智絮叨着。他说，科研是未知的东西，搭上多少时间都不一定有用；科普却是立竿见影的事儿，那能搭的时间就都尽量搭进去。

后辈们能看到他的拳拳之心。学科小，资源上不可避免受到挤压，吴新智常劝后辈，看开一些，看长远一些，尽量把精力投入在学术上，不要在别的地方分心；遇事要隐忍，不要人为制造不愉快，尽量使学科发展顺遂一些。

“我们这个学科缺人，出国了都不回来，这是他的心病。”高星说。当年他在国外读完博士，犹豫要不要回国。吴新智知道了，找到他导师聊，拐着弯鼓励他回来。“这个领域真正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你的认可和寄予的希望，还是很重要的。”高星说。

最近他去吴新智办公室，总被“扣住”出不来，一聊起学术就是大半天。说起来高星笑，却又很快肃正了脸色：“你能感受到他的危机感，就想在有生之年给我们多讲一点，想推动学科发展，希望后来者能够挑起大梁。”

争了大半辈子，归根结底，除了对错输赢，吴新智眼中还有这门学科存在的更大意义：

“地球起源、山川变化，生命怎么发展，还有人这个很特别的东西啊，是从哪儿来的，这就是好奇心。对普罗大众，你要满足这个好奇心。

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人的起源是其中一部分。我们这代人是受唯物主义教育的，古人类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的一部分。它有哲学的意义。

当然，还有对我自己。每当觉得自己有点学术感悟的时候就高兴，一高兴就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那就对身体有好处啊，自己能长寿。”他笑眯眯又把话绕回来，表情诚恳，目光却透着点狡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