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安的“大陆二十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

那是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

但她又感到些许焦灼。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

她像爱爸爸妈妈一样，深爱着台湾和大陆。她也在身体力行，希望有更多岛内乡亲放下成见，来认识大陆的制度与前景，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这样的卢丽安，算是爱国吗？

很多年前，她就思考过这一问题。她说“爱国”两个字，听起来有些抽象，有些冰清玉洁，又有些让人面红羞赧。

在卢丽安看来，自己和丈夫都是平凡幸运的大学老师，不同的是，他们选择回到祖国大陆，而非偏安东南岛屿。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寓意鼓励人要有理想抱负，更要有一股不畏困难俗见的执著。

至于他们自己，充其量只是许许多多的愚公和精卫之一，要移的，是那沉重塞滞、不利社会发展的反智大山，要填的，是那一湾把亲情、乡情阻断的海。

小镇姑娘

卢丽安和丈夫抵达上海是在1997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同事们都很客气，点点头，“喔，你就是那个台湾人。”

没错，台湾，海峡对岸那座宝岛，那里也是卢丽安的家乡。

1968年，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旗山地区。

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种植有大量香蕉、椰子和槟榔。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童年的卢丽安，喜欢玩远远胜过学习。天气好时，她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外面“疯”，煨鸡蛋、烤地瓜、捉鱼虾，再沿着一望无际的长堤不停向前走。

一直向前会抵达哪里？小小的卢丽安从未想过。她只知道，自己野归野，但不能太“造次”。因为父亲是医生，母亲当过中学老师，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卢家，这也是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

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开始重视卢丽安的教育。他们请来家教，为女儿补课，卢丽安也好像开窍一般，甚至在初中升高中时考上了大名鼎鼎的高雄女中。

“全家都为此跌破眼镜。”卢丽安说，高雄女中是整个高雄、甚至南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她报考那年，全镇只有3人考进。所谓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算其一，连镇长都带着人敲锣打鼓、登门道贺。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亲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镇姑娘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

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本省人，外省人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古老院校，建校历史超过400年。

1991年，当卢丽安来到这里，学校的台湾留学生还不是很多，西方人对亚洲的了解也远不如现在。总有人分不清英语中的“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她也因此常被误解是泰国来的学生。

远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主要通过同乡联谊互通有无、彼此照顾。

这时卢丽安才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1949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介绍，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有四个族群，即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少数民族。

1949年前后，大约有200万人随国民党迁台，他们被安迁在台湾各地，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地点——也就是后来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

廖信忠还称，“本省人”和“外省人”也有各自有趣的昵称，比如“番薯”是说“本省人”，“芋仔”则是指“外省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和本地人相比，“外省人”没有土地可依附，要在一个没有根基的地方安家落户，奋斗过程也更加艰辛不易。

“那时我还小，谈不上悲悯，就是觉得他们克服颠沛流离、重新开始，很勇敢。”卢丽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过去没当回事的问题，到了大洋彼岸反而“被放大”。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学长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

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她自认无法接受狭隘的乡土地域主义，“大家都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别人的屋檐下，同胞之间还不团结，分这个那个。”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

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卢丽安的公公，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卢丽安大学毕业留影。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翻拍

转换跑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卢丽安的丈夫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既然对现状不是很满意，是不是可以考虑“转换跑道”？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再加上公公是上海人。老人亦有所鼓励，“你们在英国，不是也认识大陆的留学生，觉得他们怎么样？”

“好像也不是什么‘猛虎野兽’。”卢丽安想了想，决定迈出第一步。他们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取得联系，毛遂自荐，表明希望回国服务、进入高校任教的意愿。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

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1995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大陆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当飞机舱门打开，他们首先领教的，就是上海冬天的寒冷。这种冷，比接近北极圈的苏格兰还要厉害，也让两个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从虹桥机场到复旦大学，接机的车子开了将近3个小时，一路上坑坑洼洼，又把卢丽安晕得够呛。

学校环境也没好到哪里去，无论教学楼还是实验室，条件都比预期差一点。走在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一些看似“协管”的人员，穿着军大衣、带着红袖标，让卢丽安心生紧张。

“其实是有一点被吓到。”卢丽安说，出发前，他们原本有心理准备，料到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转念一想，毕竟是去上海，就算不是来享福的，又能苦到哪里？

短短四天的考察，让卢丽安和丈夫对大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直到飞机起飞离开，两人紧绷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他们同时也陷入思考，申请是否还要继续？

经过一番考虑，两人决定计划照常。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

文中提到，当年，丈夫已经学成并在台湾有教学与科研成绩，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她却还挣扎于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

直到1996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的新领导想和她电子邮件“访谈”。那个人，正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询问了卢丽安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修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

两人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终于，在1996年年尾，回国任教的申请程序基本完成。

卢丽安早年在威尼斯留影。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翻拍

白手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多以经商为主，像卢丽安和丈夫这样以“海外引进人才”身份进入高校任教的，少之又少。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学校分给夫妻俩一套公租房，纯毛坯的。靠一个借来的煤油炉，再加一口新买的锅，两人白天上课、晚上收拾屋子，撑了两个星期，生活才算步入正轨。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收入也一度难以启齿。刚开始，卢丽安每月工资只有600元，打个电话回台湾都要心疼钱，和同期在岛内高校任教的老师相比，收入更是相差十倍有余。

不过，卢丽安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如果一定要说“困难”，卢丽安认为，应该是两岸政治形势不容乐见情况下，难免会有的孤独。

毕竟，她是从台湾跨海来到大陆的，家人虽然支持，还是有牵挂和担心，旁人也会不理解。因为不想承受太多社会压力，卢丽安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太多人，和一些旧时朋友也渐渐少了联络。

在悼念陆谷孙那篇文章中，卢丽安回忆，2001年，是她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繁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

回家看父母，还要单位批准？想到两岸分隔的压力，她有些莫名的担心。

拿着那几张表格，卢丽安抖着手、敲开陆谷孙的“系主任办公室”，提出回台探亲的请求，可是话还没说完，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

陆谷孙一惊，连问怎么啦，家里可好？

卢丽安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台湾南岛上的父母，这是她作为女儿身在异乡的烦恼。

即便如此，卢丽安和丈夫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他们觉得，既然来大陆，就是打定主意要定居的。与其考虑太多，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下后路，反而会断了发展的前路。

保持着这份笃定，日子一天天向前。

先是小家庭增添了新成员，之后不久，格拉斯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也顺利拿到。教师这份职业带给卢丽安的荣誉和满足越来越多。

她尤其认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那句院训“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对卢丽安而言，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分享彼此对于生命的想象、计划和实践。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有理想信仰，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歧视和伤害。

2017年11月，卢丽安在复旦大学给博士生上课。澎湃新闻记者 张呈君 摄

我不怕大陆

在复旦大学的卢丽安很难不引起关注。

尽管从来不会在课堂上刻意介绍自己，但好像一个公开的秘密——外文学院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卢老师，是从台湾来的。

在大家印象中，卢老师爱笑，讲一口软软糯糯的普通话，遇到许久不见的朋友，还会热情送上一个拥抱。

熟悉她的学生，私下叫她“安姐”。大家对她又爱又怕，原因是这位老师非常严厉，还曾经把一个研究生班所有人的作业全部打回去要求重写。

关注之余，许多人也会暗暗好奇，她什么从台湾来到大陆？甚至还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我不怕大陆。”谈起缘由，卢丽安先用一个“怕”字形容岛内乡亲的复杂心理。

她进一步解释，在台湾，早年的战争创伤加上多年来的“去中国化”教育，使得一些人对大陆持有偏见。

特别是近20年，两岸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曾经高高在上的“亚洲四小龙”卡在原地踏步的困境中，大陆这边却在不断崛起。

对于两岸关系，岛内很多人不知该如何定位，谈起未来走向，他们更不知如何面对，心里难免有隐隐约约的焦虑。

卢丽安却不同，她对大陆一直没有陌生感。

小时候，她就从书本上看到介绍，说祖国山川壮丽、民族多元。为此，卢丽安写下作文，畅想长大后去江南看小桥流水，去塞北感受大漠苍凉，再去东北体验白雪覆盖下的凛冽。

1987年，随着两岸关系解冻，大量台湾老兵回乡探亲，更多有关大陆的讯息从海峡另一头传来。

这一时期，由台湾艺人凌峰制作的电视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岛内播出。这也是台湾第一部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纪录片，可谓轰动一时，也让还在读大学的卢丽安为之着迷。

另一个有关大陆的印象来自外公。

卢丽安的外公，是在台湾出生的闽南人。他成长于“日据时代”，早年求学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担任政府公职人员。外公很疼爱孩子，却又沉默寡言，总是戴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镜，还特别喜欢听京戏。

“阿公讲闽南语，怎么会喜欢听京戏？”这个疑问，在卢丽安心里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母亲拿给她一本薄薄的自传。

那是外公70岁时写的，两年后他便去世。自传中，老人回顾了自己奋斗的一生，并在末尾写到，想起战争的残酷，内心就很不忍，“祖国啊祖国，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强盛起来？”

这些文字，卢丽安第一次读到，还有些不知所措。

她有些不懂，外公写下这本自传时，台湾正处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得还不错。可是为什么，他却如此忧虑，说但愿不再有战争，又说希望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外公到底想讲什么呢？

能不能入党？

很多年后，作为十九大代表的卢丽安站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向外界分享了外公的故事。

她终于明白，外公为后代、为子孙们许下的那个心愿，其实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同时也相信，外公一定是意识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两岸分治并非正确选择。

此时的卢丽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刚刚两年。

对于自己的入党心路，她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曾介绍，由于从小在台湾生长的背景，身上难免有一点“时代的烙印”。

因此，刚到大陆时，卢丽安比较刻意地远离政治活动，直到后来加入上海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这是一个台湾同胞在上海的同乡会组织，时常开展一些推动两岸民间交流的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卢丽安逐渐意识到，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政治。政治看似一个宏大议题，但它又关系到个人生存、职业发展以及道路选择。

于是，她开始以一个“党外诤友”的身份，带着些“挑剔的眼光”去观察中国共产党。看它如何建设上海社会？如何建设祖国大陆？

“我观察了很久，最后‘考核’的结果不仅仅是及格，而且成绩非常好。”卢丽安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魄力的党。它很清楚自己面临什么问题，也不避讳党内要改革的问题，会制定很详细的目标、路线图。

入党机会在2013年到来。

这一年，卢丽安当选上海台湾同胞联谊会的会长，同年年底，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沙海林要去台湾访问，邀请卢丽安同行。

访台路上，卢丽安和沙海林在车里聊天，她试探性地问到，“我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沙海林马上看了看她，很严肃地说，是吗？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吗？那你回去仔细考虑考虑，你愿意的话，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卢丽安吓了一跳。在那之前，她和丈夫都有过入党的念头，但因为有台湾背景，两人被泼了冷水。

回到上海后，卢丽安开始着手准备入党申请书。她的这一举动，也让身边许多人颇为惊讶。

“确实没想到。”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郑咏滟与卢丽安相识多年。在她印象中，卢丽安就是一位大学老师，对待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很少在学校公开谈论政治性议题。

卢丽安的学生、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在读博士生董益也表示，她认识的卢老师，上课很生动，私下很亲切，两人聊过专业，聊过人生体验，就是从没聊过有关政治的话题。

然而这一次，是卢丽安主动提出要入党。

郑咏滟清楚记得，那是2014年的一次党支部会议，卢丽安带来了她的入党申请书，有厚厚一叠，全部都是手写。

宣读过程中，卢丽安说起前不久跟随上海市有关领导访台，又提到近年来两岸发展变化，忍不住掉下眼泪。

“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她对家乡，对大陆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郑咏滟说，那次支部会议，在场有其他老师跟着落泪。连她自己也深受触动，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入党？

2017年10月，卢丽安在人民大会堂“党代表通道”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网 资料图

“卢丽安效应”

2015年，卢丽安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对比入党前后，她不认为自己有多大变化，该上课上课，该加班加班，反倒心里沉甸甸的，感觉责任更加重大。

作为一名党员，我还能做些什么？就在卢丽安反复思考时，一份光荣使命交给了她。

2017年6月，卢丽安当选为十九大代表，成为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的一员。4个月后，她走进人民大会堂，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中华儿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

卢丽安说，大会开幕当天，总书记3个半小时的报告，掌声最密集之处，就是关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表述。这足以说明广大同胞对两岸和平发展有着坚定共识。

她还注意到，报告还有不少进一步释放善意、诚意的内容，例如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等等。

作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卢丽安在十九大期间的一举一动也被海峡两岸高度关注。

“我以台湾的女儿为荣，我以生为中国人为傲。”“我爱台湾，也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历史无法选择，但是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

“没有台湾梦的中国梦肯定是不完整的，同时，没有融入祖国的台湾梦，像打个盹儿，黄粱一梦。”

七天会期，无论是公开在“党代表通道”亮相，还是私下接受媒体采访，卢丽安的话总是令人心潮澎湃。

很快，在媒体竞相报道下，“卢丽安效应”“卢丽安热度”“卢丽安旋风”凸显发酵，两位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台湾籍博士生王裕庆和张立齐也公开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他们的举动，卢丽安坦言，过去几年，在台湾“去中国化”的影响下，很多岛内乡亲对大陆的情感只能被压抑，没办法得到抒发。

现如今，她很欣慰，自己的出现能够为两岸同胞，尤其是给青年们来带来某种可行的启发。

事实上，自从十九大结束回到上海，卢丽安接到很多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大多是表达对十九大报告的认可以及对她本人的支持。

这些人中，有海外台胞，也有岛内乡亲。他们告诉卢丽安，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更多人受到鼓励，也可以自信地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还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电话的乡亲，说想要入党，问卢丽安如何加入。

“我倒觉得，不必太拘泥于程序，可以先读党史，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解新中国发展过程，心跟思想先入党。”卢丽安这样回答。

支持的另一面，也有谩骂、诋毁以及一些超出她能力的诉求。特别是10月下旬，台湾当局对外证实，已撤销卢丽安和她儿子的台湾户籍，此举在两岸掀起轩然大波。

处在风暴中心，卢丽安忙碌而平静。

她有每周6节课的教学任务，还有连续多场的十九大精神传达活动。至于外界喧嚣，卢丽安说，希望大家不要再过于纠结历史问题。

她坦言，今天发生的事情，早在20年前决定来大陆时就预料到了。

她也很清楚，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台湾方面制定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那么，一个执政当局‘立法’的本意是什么？”在卢丽安心里，这个“本意”，应该是保障民众的发展空间，让个体发展得到最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