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四六）︱内战，冷战，热战

经由二战，美国全面介入了东亚事务。战后东亚，成为西方政治学界所谓“美国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美国治下和平”这个词汇对不同人有不同的含义。

如果说，西半球大体上在美苏争霸格局下维持着“冷”战的状况，那么同一时代的东亚世界既没有和平，其战争也绝非“冷”的。相反，冷战东亚是由一系列残酷的“热”战型塑的。这其中最具决定性、影响至今的几场战争，是中国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这三场看似在不同时空下发生的冲突，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和一以贯之的脉络。只不过不同立场的人对脉络的理解大相径庭。

美国的主流论述，是把二战后到苏联解体的历史演进，看作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对抗。东亚的战争，就是这种两极对抗的局部表现，因此有不少人认为它们不过是美苏阵营在东亚进行的“代理人战争”。

但从东亚视角出发，这三场战争是20世纪全球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组成部分，是东亚各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特别是，从1960年代起，中国就不再是苏联阵营的一份子，反而视苏联为霸权国家，完全超出了简单的两极框架。

不同历史认知混杂于地缘角逐的表象下，就出现了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所说的“视差”：冷战时代美国当政者从来没有理解东亚热战的真正意义。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内战，把国民党逐出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料到，在二战结束仅仅4年后，曾经获得世界所有大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会败给一支主要由农民组成的革命武装。中国在二战中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美国正是以此为前提，来安排战后东亚秩序的。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而言是极大的挫败。1949年后“谁丢失中国”（Who Lost China）的指责声浪高涨，成为很长时间内讨论中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在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中，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跳出来，大肆宣扬美国政府系统已经被共产党渗透，并利用众议院非美委员会等机构，在政府、学界、媒体以及文艺界大搞“忠诚”调查。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场猎巫行动，一场打着爱国旗号，对左翼人士、社会主义同情者、甚至同性恋人士的公开迫害。

在寻找“谁丢失中国”责任人时，许多中国研究者成了替罪羊。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是战时曾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麦卡锡宣称这位著名的中国边疆学家、蒙古学家是“苏联安插在美国的头号间谍”，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对他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调查，试图证明他在中国为苏联利益服务。尽管这些莫须有罪名几年后都被推翻，但造成美国东亚学界普遍的紧张和恐慌。1960年代，拉铁摩尔离开他工作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远赴英国。

调查中给拉铁摩尔最大打击的，是好友卡尔•魏特夫的背叛。魏特夫是德国前共产党员，他在遭纳粹迫害后流亡美国，成了积极的反共人士。根据费正清的猜测，揭发检举拉铁摩尔，是魏特夫不想再次忤逆当权者的意图。

讽刺的是，魏特夫最著名的观点，却是将整个东方的历史概括为“专制”。冷战时代，他的“东方专制主义”学说在美国和日本影响巨大。该学说把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曲解并极端化，认为农业帝国出于大面积水利灌溉的需要，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造成“东方”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无可避免的专制性和停滞性。这个打着“社会科学”旗号，把种族主义与冷战意识形态巧妙结合的理论，就像李约瑟所言，是“只能与冷战时期具体情况相联系才能理解的政治读物”。

“谁丢失中国”与将日本“拉回文明”的思维是一致的，其前提即中国和日本都应该是（殖民现代）“文明”的一份子，只不过lost（“丢失”或者“迷失”）了。可是，“只有你曾经拥有过这个东西，才可能谈什么丢失”（乔姆斯基语）。“丢失论”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延续了18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界对东方的偏见。美国把太平洋战争仅看作是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主义，却并未认识到，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百年来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个阶段。

也因此，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自然视之为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进攻。朝鲜战争在美国常称为“被遗忘的战争”。遗忘，并不是真的忘记了，而毋宁说，对于那场至今没有结束的惨烈冲突，美国从来没有理解它的起因，所以更不清楚要如何表述。既然从未了解，又何谈记忆？

1945年8月8日，广岛原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红军击溃盘踞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兵锋直指朝鲜半岛。10日，日本通过中立国表示愿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在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当天，美军迅速拟定了受降方案并提交苏联批准。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来不及进军朝鲜的美国，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定苏美在半岛的受降区。

负责划分工作的迪恩•腊斯克后来回忆说，他和查尔斯•邦尼斯蒂尔在14日深夜接到任务，当时手上只有《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张地图。找不出半岛上有什么天然界限，他们便随手把汉城以北的38度线拿出来作为分割方案。16日，在接到美军提交的受降方案后仅一天，苏联就批准了提议。一般认为，苏联之所以在攻势正猛的情况下同意勒马三八线，是想换取美国同意由苏联接管北海道。但共占日本的提议当时并未行诸文字，后被美国拒绝。

就这样，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基本保全了传统领土的完整；作为受害国的朝鲜，却被莫名其妙地分割了。9月，美军登陆半岛，开始了在南方的统治。从一开始，占领军就没有把“朝鲜人希望什么”放在考虑范围内。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是在东亚制衡苏联。因此和苏联在北方的做法相反，美军政府拒绝承认朝鲜人自发组织的、主张自决的人民委员会，甚至为了镇压（在美国看来）有左翼倾向的人民委员会，大量任用曾为日本殖民机构效力的朝鲜人，并扶植长期在美居住、反共独裁的李承晚。此举在南方造成持续内乱。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在战后的法国任用纳粹扶植的维希政府官员来遏制抵抗组织，或者在中国任用原汪精卫政府的军警镇压抗日一方，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就这样，三八线这条临时划定的受降分界线，在战后四五年里，成了聚合朝鲜两种敌对力量的政治分水岭。北方由曾在满洲从事武装抗日的民族主义者领导，南方则充斥了曾参与绞杀他们的前日帝鹰犬。两边都认定只能以军事手段统一全国。在朝鲜半岛，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没有随着日本投降而结束，反而随着分治而内化、激化。这种对立必然走向内战，至于是谁开第一枪，根本不是评判是非的关键。

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发动攻势，迅速攻克南方大部分地区。美国宣称北方“侵略”，率联合国军介入朝鲜内战，将战线推到鸭绿江畔。在此后三年中，美军在朝鲜投下比二战中更多的炸弹，对平民使用了比二战杀伤力更大的常规性武器。也是在朝鲜，美军与中国军队正面交战，却陷入胶着。1953年，交战双方宣布停火（韩国并未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三八线这条日本受降线，逐渐演变成将朝韩正式分裂的国境线，以及朝鲜一方与美韩一方的军事对峙线。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但它刺激美国军费猛增，促使国内军工复合体系成型，成为日后影响美国政治的最大利益集团。

从1950年代后期直到1990年代初，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朝鲜人在核阴影下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们当然应该反对今天朝鲜的核实验，但正如卡明斯所说，这个国家的行为并非毫无理性、不可理解。世界上很少有地方像朝鲜半岛那样，被一层叠一层早该解决却并未解决的历史问题纠结缠绕，同时展示着殖民、冷战、后冷战三个时代遗留的困境。直到今天，这场“被遗忘的战争”仍然被“遗忘”，甚至不仅仅是被美国人遗忘。

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刺激了美国担忧东亚“赤化”的神经。美国从此改变对日政策，将日本由敌人改造成东亚冷战的排头兵。华盛顿与东京签署安保条约，建立了维持至今的区域安全机制；同时扶植在台湾和东南亚的反共势力，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也正是为防范共产主义南下，美国的越南政策发生变化：尽管罗斯福总统曾表示不支持法国继续殖民印度支那，但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美国积极干涉越南的反殖抗争，最终给越南（以及自己）带来深重的创痛。

1945年，在二战中曾受美国支持的越南独立同盟发动八月革命，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撰写的《独立宣言》，开篇即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宣告越南人民和所有人一样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法、美却似乎不认为越南人有权实践法、美创制的公理，他们扶植日占时期的傀儡保大皇帝，先后军事干涉越南的独立运动。法国战败后，美国又复制在朝鲜的做法，在南越支持腐败独裁的天主教极端主义者吴庭琰，激化了南北矛盾。在苏联和中国的全力支援下，越盟在北方进行艰苦卓绝的抵抗，越盟支持的南方游击队也在农村展开人民战争，不断打击美军和南越军。

南越政府屡遭政变、虚弱不堪，于是美国亲自上阵，逐步升级越战，将自己拖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沼。美军在南越开展“反叛乱作战”，几乎是在借鉴日寇对付华北游击队的战术，为切断游击队与地方的联系，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屠杀。为了破坏作为南北运输线的“胡志明小道”，美军将战火燃烧到毗邻的柬埔寨和老挝。美军还使用化学武器，在丛林和农田中撒下落叶剂（橙剂），其对人体和土壤的毒害至今难以消除。

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名的帝国扩张，最终让美国在国内外的道义形象破产。1960年代后期，反战运动全球涌动，在美国国内更与民权运动相呼应，促使越战一代年轻人重新检视美国20世纪以来的对外政策，强烈抨击本国政府对亚洲人民的漠视。借由民权和反越战运动，美国战后进步主义力量取得长足发展。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越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次军事和政治双重失败。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尼克松政府最终选择了对华接触。

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由同盟走向分裂，以及中美走向和解，大致勾勒出东亚介入冷战的方式。中国内战促发美国将遏制战略引入东亚，中美在朝鲜直接交战，在越南间接对抗。中美与中苏的博弈、而非美苏间博弈，恐怕才是东亚冷战的主线。中国与美苏的博弈并不纯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纯是国家利益的争夺，而是19世纪以来的殖民与反殖民、霸权与反霸抗争的深化。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设的艰难和曲折、日韩台经济的借势起飞，也只有放置在长期热战的背景下，才能被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