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陈江丨吕思勉早年的佚诗与结社

吕思勉先生并不以诗名为后世所称，不过其在晚年自述中曾回忆过一生的文学爱好：“予于文学，天分颇佳。生平并无师承，皆读书而自之。文初宗桐城，后颇思突破之，专学先秦两汉，所作亦能偶至其境。少好宋诗，中年后亦好唐诗，但无功力，下笔仍是宋人境界耳。词所造甚浅，亦宗常州而薄浙派。要之，予可谓古典文学之正统派。予于文学，未尝用功，然嗜好颇笃。”（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在《吕思勉全集》最后一卷的《蒿庐诗稿》中，收录诗作近百首，其中早年部分以同诗友结社所作的“社作”数量较多，因此吕氏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

吕先生爱好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与其成长环境极有关系。父母、长姊皆能诗，其在为父亲所撰行述中称：“府君……上自经史词章之学，旁逮医卜星相之属，靡不淹贯。……姊幼承庭训，能传府君之学，工诗词，善绘事，尤熟精掌故。”同时吕氏在少年时期十分留心亲族、师友的诗词创作，喜爱的诗句皆保留在日记中，其中如父亲、姨父管凌云、舅父程均甫、族兄吕景端、表兄管达如等，另有多位常州女诗人（伯祖母袁太夫人、大姑母、长姊吕颂宜等），皆其亲族。吕氏早年诗词的天赋，可以通过舅父程均甫与乃父的通信稍见端倪：“（吕思勉）所填词，前九首笔情郎畅，虽声律欠谐，而颇近苏辛规格；后十六首细腻风光，情深幽折，渐入秦柳周史间，为阳湖时的派。然绵邈易流于甜俗，往往入于元曲，清刚则日进高洁，不难上溯风诗。若得汉魏乐府意境，出之以白石风神，玉田声韵，庶几于梁溪、阳湖、皋邮诸派中，别开生面也。”（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75页）

关于诗作的情况，吕氏晚年回忆称：“予少好为诗，有所作皆书日记中。倭寇入犯，所居成瓦砾，日记存者无几，诗亦所失过半矣。”（吕思勉：《汪叔良〈茹荼室诗〉序》）而在日记中，吕氏自记其走上诗歌创作的起点为：“予作诗钟，始于庚子（1900年）九月二十八日，作人隐社诗钟六联，题为《菊钟分咏》。……案人隐社诗钟，为通伯出题征作，题粘于龙城书院门首左侧墙上，卷交何处，何人为予送往，今均茫不能忆，而其后曾偕至状元第庄宅领奖，得信笺若干纸，则尚方佛能忆，所偕何人，则又不省记矣。予此时尚未识通伯，相识后谈及，乃知题为所命，事亦由其主持也。此为予第一次作诗钟，殊不工切。”（《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63页）这是吕氏自道作诗钟的开端，当时年方十七，乃是应征“通伯”（即同乡庄先识）人隐社诗钟而起。

吕氏晚年在整理诗集时又回忆称：“予与友朋尝两结诗社，第一次在己酉（1909年），立之者雨农，附之者予与冠时、雨农、脊生、叔陵五人而已。半月一集，社友各命一题，以探筹之法取之。”（《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25-126页）另外在《咏史》一诗的自注称：“甲寅（1914年）春夏间，达如、千顷、敬谋、捷臣俱客海上，共结诗社，亦半月一集。敬谋旋北行，里中诸友之与者，通百、雨农、涤云及周君启贤、张君芷亭也。社名心社，其名为通百所拟，凡二十七集而辍。”（《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52页）其中两次结社的社作，尤其是心社的作品，现存诗集中多有保留。不过，据笔者考证，吕氏晚年回忆可能有所遗漏，其参与的诗社应不止上述两次，同时在其早年参与的诗社社集中，尚有不少佚诗未收入《吕思勉全集》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吕氏早年参与常州秋声社的活动，共有三十三联诗句保留在该社的诗钟集中。有关参与秋声社的活动，在《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中未有记录，而据发起人“恫百”的《撮录秋声社诗钟缘起》（《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8期）可知：

癸丑（1913年）之夏，里居多暇，为消暑计，辄与二三朋好，创秋声社，藉诗钟以遣日，例以一联为一卷，人作一联或数联则不拘，诸卷由一人誊真，阅卷者暗中摸索，评定甲乙，衡鉴一秉己意，固无从通关节于其间，迨揭晓始唱名，取列冠军者为主试，殿军为誊录，盖纯仿科举时代糊名易书之遗制也。有时人数过少，不复诠次，斯为例外，作者限于白战，不许稍翻书籍，虽搜索枯肠，而颇饶乐趣，数载以还，赓续未辍，积稿殆盈尺矣。

该缘起落款人为“南兰陵恫百氏”，南兰陵即常州武进，东晋时曾设侨置兰陵县，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晋大兴初始置南兰陵郡及兰陵县于武进界内，宋因之，亦曰东城，以在武进东也。”而“恫百”即前提庄先识的号，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所附《南社社员姓氏录》称：“庄先识，字通百，一字感孺，号恫百，江苏武进人。”庄氏精古文，工对联，尤擅诗钟，一生作诗甚多，有“钟王”之称。庄氏生于1882年，长吕氏两岁，早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科毕业，是常州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吕氏与其结交，正是由于诗社和办学。

秋声社社集的全帙，笔者未能查得，但据庄先识在1919-1920年《小说新报》上的选载可知（接续前引《缘起》一文），前后共刊登七次社集作品，名曰《秋声社诗钟》，当日刊登时的格式，首先是集号、地点，接着是题号、分咏、格体，最后是每题下选录的联句（附作者名）。前三集均是如此，自第四集开始，于格体后加入评论人名，同时在各联句作者名后加入排名序号。其中选录吕氏作品正是从第四集开始，佚诗共三十二联如下（第四集刊于《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9期，第五集刊于第10期，第六集刊于第12期，第七集刊于1920年第6卷第2期）：

第四集  在李涤云处

第二题  生  直  蜂腰格（陈雨农评）

曲院凉生疑雨过，篆炉烟直觉风微。（吕诚之四）

第三题  川  别  鸢肩格（赵敬谋评）

逝者川流浑不舍，故人别后定何如。（吕诚之六）

每对川流伤往日，更无别梦到家园。（吕诚之十五）

第五集  在李涤云处

第一题  巾  魄  燕颔格（陈雨农评）

儒巾苦负龙泉啸，毅魄应随马革还。（吕诚之三）

幅巾栗里思元亮，毅魄椒山祀子胥。（吕诚之八）

第二题  世  秋  蝉联格（李涤云评）

兔葵燕麦知何世，秋月春花忆故宫。（吕诚之四）

春去人间疑隔世，秋来诗思落谁家。（吕诚之九）

春明小住宁忘世，秋士能悲合有诗。（吕诚之十一）

白云苍狗知何世，秋雨吟蛩愁煞人。（吕诚之十二）

第三题  系  山  魁斗格（陆绳卿评）

系舟心自随流水，出岫云仍忆故山。（吕诚之一）

系颈名王归北阙，载孥奇士入南山。（吕诚之五）

系足燕还归旧院，脱韝鹰欲下空山。（吕诚之七）

系马垂杨交绮陌，留人丛桂满秋山。（吕诚之九）

系春情短怜垂柳，向晚云开见远山。（吕诚之十二）

第四题  行  夜  鹤膝格（吕诚之评）

瞬息百年行乐耳，千金一刻夜谈心。（吕诚之拟作）

鸣鸟诏人行不得，征夫问我夜何其。（吕诚之拟作）

惘惘出门行且止，沈沈垂幕夜如年。（吕诚之拟作）

第五题  香  平  凤顶格（汪千顷评）

香雪四围知坐久，平芜千里使人愁。（吕诚之十）

第六集  在李涤云处

第一题  木  舟  魁斗格（赵敬谋评）

木以不材多阅世，心无所系似虚舟。（吕诚之一）

木落寒山秋策杖，月明浅渚夜行舟。（吕诚之三）

木屐生能著几两，故园心一系扁舟。（吕诚之五）

木落千山重著屐，瓠浮五石虑为舟。（吕诚之八）

第二题  鼇  逈  鹤膝格（吕诚之评）

蒙叟寓言鼇钓六，淮阴国士逈无双。（吕诚之拟作）

第三题  松  思  鸢肩格（李涤非评）

小园松老风疑雨，绝域思归夜似年。（吕诚之九）

第四题  诛  赤  鳬脛格（赵敬谋评）

董狐良史传诛盾，铜马兴王兆赤符。（吕诚之三）

史官不隐能诛佞，廉吏难为叹赤贫。（吕诚之四）

第七集  在吕诚之处

第一题  碧纱厨  鸿爪格（管达如代陈雨农评）

越水浣纱逢碧玉，仙厨炊饭熟黄粱。（吕诚之一）

诗题僧寺纱笼碧，馔进仙厨酒泛红。（吕诚之五）

第二题  不  临  魁斗格（管达如代吕诚之评）

不因人热高风在，长用相存旧雨临。（吕诚之四）

第三题  欲  望  凤顶格（吕诚之评）

欲迎新月移垂柳，望断行云忆故林。（吕诚之拟作）

第四题  间  苦  鹤膝格（汪千顷评）

存亡绝续间容发，风雨关河苦二毛。（吕诚之七）

清谈魏晋间难又，高咏唐虞苦不逢。（吕诚之九）

恫百撮录：《秋声社诗钟》之第七集在吕诚之处，《小说新报》1920年第6卷第2期

另外在1920年第1期的《游戏新报》中，庄先识又撮录《秋声社折枝集》加以刊登，其中还有吕思勉一联诗句，且列于诗钟之首：

出  多  雁足（千顷评）

宋灾史自传嘻出，楚语人谁辨夥多。（诚之）

据连载的七集《秋声社诗钟》可知，吕氏联句首次出现于第四集的第二题，故笔者推测吕氏首次参与秋声社的活动，很可能也是始于第四集。以下是笔者整理的自第四集第一题至第七集第四题，庄先识撮录《秋声社诗钟》中作者诗句数目和社集题目的对应情况：

表注：由于《游戏新报》所载《秋声社折枝集》，未指明社集次序，与《小说新报》的《秋声社诗钟》格式略有不同，且未能确定时间是否即是秋声社直接延续，故此处关于诗钟数量的统计仅限于《秋声社诗钟》。

由吕氏佚诗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大体可以看出其在秋声社中的表现：第一，吕氏自第四集开始参与秋声社活动，期间三次担任评论一职（分别为第五集第四题、第六集第二题、第七集第三题），并曾于住所主持社集一次。从《秋声社诗钟》撮录作品来看，吕氏自加入后，每次社集均有作品且被选录刊登，表现极为活跃，可说是秋声社的核心成员。第二，吕氏诗才敏捷，入选联句数量最多。诗钟考验的多是当下的捷才，故从刊载联句的数量上看，吕氏的作品仅少于撮录者和组织者庄先识。不过庄氏绝大部分均为后作即非当场所作（五十六首中仅有四首为社集当场创作），因此就当场作品数而言，则吕氏为第一，可见创作力之强。第三，吕氏诗作获得同侪较高的评价，一方面，庄先识在介绍秋声社诗钟的规则时称“诸卷由一人誊真，阅卷者暗中摸索，评定甲乙，衡鉴一秉己意，固无从通关节于其间”（恫百：《撮录秋声社始终缘起》，《小说新报》1919年第5卷第8期），故从前提每一次社集的每一题均有作品入选，以及入选总数居首便可以看出。另一方面，就每次社集的排名而言，吕氏多次名列前茅，共有三次排名第一。当然各社友排名首位的次数相对平均，从第四集到第七集共四集十六题，即十六次排名，其中陈雨农四次居首（一次是以排名第三而居首），赵敬谋、汪千顷（一次是以排名第二而居首）与吕思勉均为三次，李涤云两次，管达如一次。另外《秋声社折枝集》吕氏入选联句也是居首，因此至少可说吕氏的诗才获得社友的高度认可。第四，从吕氏诗句内容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擅用史事，因而腹笥极丰，联句也就层出不穷了。如第五集第一题限“巾、魄”二字，显然以人物或史事较为便利，如“幅巾栗里思元亮，毅魄椒山祀子胥”，便是借用陶渊明（栗里为陶氏故乡，而元亮其字）、杨继盛（号椒山）和伍子胥的典故。另如第六集第二题限“鳌、逈”二字，较为生僻，故庄氏选录的也仅四句而已，由于这次是吕氏点评，故未将己诗参加排名，不过所作“蒙叟寓言鳌钓六，淮阴国士逈无双”仍然入选刊登，也是用了庄子、韩信的典故，不过鳌钓的寓言出自《列子·汤问》而非庄子（蒙叟）之作，恐是吕氏误记（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152-153页）。而如第六集第四题限“诛、赤”二字，正可发挥吕氏所长，虽然其他作者也以史入诗，但吕氏连撰两联“董狐良史传诛盾，铜马兴王兆赤符”“史官不隐能诛佞，廉吏难为叹赤贫”，分居该题三、四两名，其中第一句便用了董狐和刘秀的典故，且两句皆是就秉笔直书的史家品格而言。

总的来说，从先后顺序来看，心社很可能就是接续秋声社而起，庄先识称秋声社是“癸丑（1913年）之夏，里居多暇，为消暑计”而创，而心社是“甲寅（1914年）春夏间”所结。且心社“半月一集”，笔者推测秋声社的活动频次很可能与之相似，故以现存秋声社七次社集推断，至少在1913年秋冬之交仍在延续。秋声社的地点在常州，心社则是在上海，故心社很可能是秋声社在上海的延续。 

吕思勉心社诗作《纸币》手稿，感谢张耕华教授授权。

而且从社友情况来看，虽然其中个别人物生平颇不清晰，无法一一考证，但仍可以大体看出核心人物的交往关系。同时两次社集人员的重合度也极高。从秋声社现存社集信息可知，庄先识是发起人，参加人员有陈研因（陈协恭）、赵敬谋（赵元成）、陈雨农（陈汝霖）、张志定、屠友梅、许子年、蒋尉仙、李涤云、陆绳卿（陆继昌）、汪千顷、吕思勉、管达如，共十三人（同“《秋声社诗钟》撮录联句数目表”，不计入《秋声社折枝集》社员）。而心社人员有：吕思勉、管达如、汪千顷、赵敬谋、丁捷臣、庄先识、陈雨农、李涤云、周启贤、张芷亭，共十人。其中有七人重合。

秋声社    心社

庄先识    庄先识

陈汝霖    陈汝霖

赵元成    赵元成

汪千顷    汪千顷

李涤云    李涤云

吕思勉    吕思勉

管达如    管达如

张志定    张芷亭

陈协恭    丁捷臣

屠友梅    周启贤

许子年    

蒋尉仙    

陆继昌    

秋声社和心社这两个诗社群体的重合度高，同时还有不少特点：首先，人员主要来自常州当地，地缘是结社的首要因素，《秋声社诗钟》得以刊载，也是因为《小说新报》主编许指严的邀请，许氏同样是武进人，还参与秋声社后续的社集，有诗句收于《秋声社折枝集》。第二，业缘也是重要因素，其中多位核心成员皆从事教育事业，志趣相投。以庄先识和吕思勉为例，二人结交便是由于常州地方自晚清开始的教育事业，早在1905年，共同任教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当日友朋之间，“文酒之会几无虚日”（《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03页）。1906年，吕思勉曾就粹化女校教员情况，向两江学务处发起禀告，该校便是庄先识创办的，而据《时报》报道可知，吕氏可能还一度主持校务。该校后来改为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据其民国时期的纪念刊可知，吕思勉与庄先识、陆绳卿、陈协恭等人均在此任教。1907年9月28日，吕思勉又与庄先识、陈协恭等八人共同发起创办武进教育会。吕氏后来为庄氏祖母、父母均撰写传记，另外为庄氏族中长辈庄子宣作传时，也专门提到其族子庄先识，称“若君族子通伯讳先识”受其提携，“尤表表者也”（《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163页）。凡此均可见二人交往之深，而兴教、诗会是其共同志向。

其实上述从事教育事业已不止吕、庄二人，陆绳卿、陈协恭等均在其中，而吕氏与赵元成的交往也是如此。1912年，吕思勉与赵元成同为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同事，诗文酬唱甚多。赵元成的诗集中保留了当时唱和相知的记录，赵氏有致吕氏《次诚之丈重九沪上公园雅集韵》诗，其中称二人交情乃是“贫交气谊几人同”。在吕氏去世后，更有《哭诚之丈》长诗，其中回忆道：“里中数交旧，往者推庄（通百丈）陈（研因丈）。岁寒备三友，厥后又得君。予时方弃繻，君已冠而婚。（识丈始癸卯，予十八，丈年二十。）……越在岁癸丑，共事歇浦滨。讲习雷何并，经义服郑邻。”对于二人从结识到上海共事的经过有着动情的追忆。而吕氏与陈协恭、赵元成二人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晚年，交谊笃深。1950年代，陈、赵二人还参与了吕氏诗稿的审订出版，将这份以诗结缘的情谊延续近半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