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蓓丨夏承焘与《文汇报》

《夏承焘日记全编》，夏承焘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版，1680.00元

今年3月，《夏承焘日记全编》新书发布会在杭州举行。皇皇十二巨册记载了夏承焘七十年人生的日记，堪称中国二十世纪最漫长、最完整的学人日记，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媒体对此普遍关注，多家记者相继来采访或约稿，其中也有《文汇报》。我总感觉，《日记全编》是一个大大的文化宝藏，可供人多方寻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又像一个万花筒，不同的视角，呈现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景观。于是就想出来一个法子，用“文汇报”三字作检索，看看《日记全编》中会罗列出哪些信息，能从中发现一些什么。这也是这部鸿篇巨制展开的一种有意味的方式。它所展现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些日子……

合为时·合为事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是夏先生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一个高频时段。《文汇报》和《浙江日报》，则是夏先生发表作品最多的两大阵地。这阶段夏先生发表的作品，无论是诗词创作，还是诗词欣赏、评论，多带有鲜明的时代性。

如1958年日记：

《文汇报》载予下乡三诗。（1月17日）

《文汇报》见汤国梨先生和予《下乡》三诗。（1月27日）

原来，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夏先生的《下乡》诗，受到启发。她写给编辑的信中说：“夏先生是个文学家，竟有三事力能胜任；我虽年老力衰，尚有二事（养蚕、采棉花）可为。”于是同题赓和，也写了三首《下乡》诗投给了《文汇报》。

又如同年日记：

发《文汇报》《浣溪沙·下乡访问农村》词四首。（3月5日）

核查《文汇报》实刊发三首，词题是“春节下乡访问农村，笕桥乡七星社模范饲养员陈祖元同志邀作诗，为成小词三首”。其中一首的上片为：“谁为农家注起居？今年新事古来无，家家元旦动犁锄。”

此外，1956年12月13日，夏先生向《文汇报》投了一首《洞仙歌·赠讨饭阿昌》词。1960年11月11日，《文汇报》刊载过夏先生《种菜》诗二首。凡此等等。

总之，五六十年代，夏先生虽然也偶作新体诗，但他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诗词作品，形式上多为旧体格律诗词，但内容多紧随时代，是“旧瓶装新酒”。尤其是用词体来迅速反映时政及现实生活，“为农家注起居”，为乞者作歌词，开历代词体创作题材新境，在当代词史上落下重要的一笔。

新中国后历次运动，在夏先生日记里都有记录。有的当时令他疑惑，比如1957年“反右”：

过天水桥，微昭、云从、操南谈华东师大反右派事，今日见《文汇报》，许杰、戴幼和、施蛰存皆被指为反党人物。（6月28日）

上午古典教研组在予家开反右派讨论会，连日《文汇报》揭发幼和事，此君不知何所为而为此。（7月4日）

戴幼和即戴家祥（1906-1998），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51年受聘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历史系教授。夏先生不解“此君不知何所为而为此”。夏先生的不解，或许也代表着许多人的心头疑惑。“右派”，“反党”，何其重的罪名，一个教授，究竟做了什么就“反党”成“右派”了呢？

有的运动，夏先生一开始就愿意接受，比如“知识分子劳动化”。为了使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之后的三年里，上百万干部下放农村、工厂，参加体力劳动。有部分被打成“右派”的干部，下放成了农民；留在城市的干部则以机关劳动为主，不少学校设有本校农场，供师生从事种菜、种粮、养鸡、养猪等生产劳动。

夏先生二十多岁受到新儒学的感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诫律之一就是“习劳”。解放前夕，他预感到大变革即将到来，五十岁生日那天（1949年2月8日）在日记里写道：“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千年前所未有之新世界。”带着对新世界的憧憬，他跟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真诚愿意“洗心”而“革面”，亲近劳苦大众，关注民生疾苦。他写《下乡》《种菜》《赠讨饭阿昌》等等这些题材的诗词作品，一方面与他一贯的德性内化相吻合，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心理下的思想倾向。

夏承焘1922年、1923年日记稿本

夏承焘1929年日记稿本

为大众普及诗词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十余年中，《文汇报》向夏先生约过许多稿。稿子发得多了，影响也大了，就开始约写专栏。如1960年约“为工农兵说唐诗”：

得《文汇报》复函，属写“为工农兵说唐诗”，每期千字左右。（9月29日）

上午写红专规划，与驾吾、宛春、伦清合写决心书，请求下放农业第一线。午后小组阅文件。傍晚与平慧善种菜。得《文汇报》笔会函，属寄“为工农兵说唐诗”。（10月13日）

上午阅文代会文件。午后洗扫教研组及厕所，捉秋菜虫。午后汝杰来，夕为其说宋词。发《文汇报》复，告“为工农兵说唐诗”十一月底可交稿，寄去昨成一诗。（10月15日）

夕宋书记作支援农业第一线报告，下月六日第二批同志下乡。……《文汇报》来催“与工农兵说唐诗”稿，先寄去《古典诗歌小札·说东坡杨花词》一篇。（11月29日）

发《文汇报》函，告撰“与工农兵论杜诗”，寄去《临江仙·和唐弢、郭绍虞、刘大杰、李俊民》一首。（1961年1月3日）

影响大的还有“月轮楼说词”和“唐宋词欣赏”两个专栏。

接《文汇报》函，属写《月轮楼说词》及论宋词文章。（1961年1月21日）

《文汇报·笔会》昨日开始载予《月轮楼说词·说高登好事近》一篇。午后寄去《说陈其年反映阶级矛盾》一篇，与约以后每周或隔周寄一篇，并问应加小注否。（2月6日）

得《文汇报》编辑朱近予复，谓《月轮楼说词》第一篇发表后，反映都甚好。昨日举行古典文学座谈会，刘大杰、陈向平、马茂元皆极称道，认为材料新、观点明确，对读者甚有帮助。（2月11日）

《文汇报》刊登的一组“月轮楼说词”，欣赏的有宋代词人高登的《好事近》、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以及陈亮、辛弃疾的“鹅湖之会”词，还有清代词人陈维崧的《南乡子·江南杂咏》《贺新郎·纤夫词》。从中可见夏先生对于豪放派作品的偏好，以及“知识分子劳动化”“人民性”等思想引导下的选词趣味。

“月轮楼说词”反响颇佳，《文汇报》随后又辟出“唐宋词欣赏”专栏。除约稿外，也商量刊登夏先生在浙江广播电台播放过的诗词欣赏稿。

《文汇报》徐开垒来函，欲载予说词广播稿。（1961年12月1日）

发《文汇报》复，允其载广播稿。（12月2日）

得《文汇报》寄来《唐宋词欣赏》小样，即改一过复之。（12月14日）

《文汇报》载予《唐宋词欣赏》广播稿，与怀霜同署名。（12月20日）

《文汇报》刊登的夏先生有关诗词欣赏的文章，1962年最多，有二十多篇。但由于当年4月24日以后日记遗佚，这一年与《文汇报》有关的信息只留三条。

发表在《文汇报》“唐宋词欣赏”专栏下的文章，后来与发表在《浙江日报》、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的“湖畔词谈”“西溪词话”专栏文章一起，结集为《唐宋词欣赏》，1980年出版。这本书，散篇发表时即反响很大，结集出版后也成名著，一再重版。

《文汇报》的故事说明，五六十年代，夏先生写大批诗词欣赏文章，很多是由报刊约稿催生出来的。而报刊约稿，反映的正是形势与社会的需求。

诗词普及，为夏先生赢得大批的读者，也与他教书育人、培植后学一般，同为普化众生、沾溉后世的文化事业。

夏承焘1954年日记稿本

外事活动·学术活动

五六十年代，夏先生作为一名诗词专家，曾参加过不少外事接待活动。比如1957年2月27日日记载：

昨晚文化局来电，邀予今晨往接苏联专家，予以伤风未往。晚六时半专家来访，乃知是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艾德林教授，即吴闻在《文汇报》所作报导之诗友艾德林。其人风度谈吐甚似中国人。与驾吾、南扬、宛春共座谈至八时辞去，以六年前所译白居易诗一册见示，予以《唐宋词论丛》为赠。谈吴闻、王起皆如亲友，谓在广州惜不及见陈寅恪。（君在广州时与予同时。）其导师某君译司空图《诗品》，且为作分析，成博士论文一厚本。予问学中文几年，云已二十年，说中国话颇流利，写中国字能作草。予问能作中国诗否，云不敢不敢。又云以俄文译中国古诗，比以中国白话译文言较容易，以白话译文言诗乃危险事。（艾君任苏联文学文化部长。）闻予后日往北京，坚约在北京饭店晤谈。

这是夏先生与苏联专家艾德林的第一次见面。这位外国友人不仅汉学造诣不凡，也有着自来熟的高情商，诚如吴闻在《文汇报》上刊文《诗友——艾德林》中所说，“他是那样富有风趣，决不容许初见面时的陌生感觉片刻存在”。

隔日，夏先生动身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师资培养座谈会，在火车上又遇艾君，两人相谈甚欢。夏先生以所著《唐宋词人年谱》赠予。艾德林说在苏联就已拜读过，很喜欢书中的两幅诗人行迹图，可以考虑译制成俄文版。又约夏先生遴选李清照词，由他来译成俄文。

3月5日，夏先生下午翘会，去北京饭店再晤艾君，随后同访北海图书馆左恭副院长：

晴。大组会。三师大发言（钟敬文、孙陶林、智建中）。十二时半散。敬文邀予往北师大作报告，以事忙不敢应。下午谈助教大组会，予未出席。午后二时晤艾德林教授于北京饭店，同车往北海图书馆访左恭副院长，遇杨殿珣，予问苏联送还之《永乐大典》有无李清照集，一女同志检卡片云无此目。四时与艾君别于大栅栏口，约与予他日同游青岛、成都。

别后，夏先生填了一首《醉花阴》、两首《清平乐》词送给艾君，感叹其“诗囊酒袂，得得西来意”，发表在5月10日的《文汇报》上。我查看了报纸，其中一首词的词题是“艾德林教授枉顾谈艺，谓读宋词最爱李清照，嘱予助其译述，因作醉花阴一阕为赠之，并送其归国”。另两首的词题是“重晤艾君于北京，闻其尝登龙门访白香山墓，又冒台风乘江船往栗里寻陶渊明墓，再作清平乐二首题其手册”。从词题中亦可见，艾德林是一个对中华诗词文化有真爱的汉学家。

《文汇报》还曾登过夏先生《西江月》词“寄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君，并邀吉川幸次郎教授同游杭州”，又曾刊登其寄日本学者林谦三、平冈武夫的诗词作品，皆可见夏先生与外国学者交往之一斑。

1961年的日记还载有这样四则消息：

朱近予来，邀下星期三往《文汇报》作文学报告。（6月5日）

《文汇报》来电，催座谈会稿。（8月2日）

《文汇报》送来讲演费十五元，并约再讲一次。（8月14日）

午后二时上海电影局局长瞿白音嘉定人、田念萱夫妇来迓，往电影局作宋词报告。先在庭院请吴蔚云（摄影研究所所长）与瞿君夫妇拍照片四张。约黄宗英同志来谈，谓昨新自杭州归，九月初即往温州拍《高机吴三春》片。宗英是黄述西先生之女，予廿余岁在北京时述西亦在京，宗英尚未出生。二时半报告开始，五时半毕，各厂长、书记、名演员在座甚多，予只识白杨一人。在沪共作报告八次（《文汇报》、上海师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协诗歌组、戏剧学院），此为最后矣。（8月23日）

讲的是夏先生在上海为《文汇报》、各高校及电影局作文学报告的事。

夏先生此时为什么在上海呢？这牵涉到另一场重要的学术活动。

1958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展教育革命。革什么命？革原有教育秩序的命，革旧教材的命。1960年9、10月间，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尽快编写一套好的文科教材，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负责此项工作，分配各高校分头完成。上海复旦大学分配到的任务是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等几种教材。1961年3月29日，夏先生收到复旦大学郭绍虞邀请参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的信，4月赴京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编选计划会议，回来后即到上海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从5月中下旬持续到8月底，历时三个多月。

由《文汇报》领起的八场巡回演讲，正发生于此际。这八场巡回演讲，从某种程度上，也透露出夏先生声名日隆的讯息。

文字改革·任心叔

1950年8月13日日记：

云从夫妇来，借《新文字拼法》去，想其有意向新学矣。昨夕心叔示钟山来函，在《文汇报》见心叔《学习斯大林言语学》一文，诋心叔主废汉字为断人慧命，瞎人眼目。谓方块字有何难学，谓方块字难学乃欧美人之见。心叔谓此饱人不知饿人饥。

这则记录，有关汉字改革。

早在二十世纪初，一部分新文化思想的启蒙者即认为，要想拯救腐败、落后的中国，必须扫除旧文化；而要扫除旧文化，就必须先废除汉字。于是，掀起了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废除汉字的狂潮。拉丁化新文字就是其中一种替代汉字的改革方案。

中国汉字历史如此悠久，改革必会引起多方争论。日记中的钟山即钟泰（1888-1979），曾经是夏先生之江大学的同事，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等。钟泰认为废除汉字如同“断人慧命，瞎人眼目”。他的意见代表了很多反对派的心声。

心叔即任铭善，夏先生最喜爱的学生之一，语言学家。对于汉字拉丁化，他也不是没有疑虑，见夏先生1943年7月2日日记：

夕听声越、心叔谈拉丁化文字。心谓有拉丁化，将无历史。声谓世界上文字，亘久不变，今日读八九百年前书无困难者，惟有中国；用拉丁化，则百年必变。

但当时，推行文字改革，是既定的国策，是时代的潮流。任铭善是一位语言学家，推行新文字，似乎是他当仁不让的职责。没想到后来“反右”，任先生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0年，任先生忙于新文字运动工作。夏先生从旁看见，“自视闲散过日，惟有惭愧”，便也努力学起了拉丁化文字。这年2月12日，他还用新学的文字给心叔写过一封信。

拉丁化文字试行了几年之后，证明行不通，便在1955年停止了使用。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不知道有这样一段历史。但是繁体字与简化字之争，现在也依然在延续。

雁荡女儿慨以慷

《文汇报》与夏先生的特殊缘分，还与一个人有关。

夏先生1959年3月23日日记：

《文汇报》记者钟锡知来，约杭大中文系讨论北大《文学史》，知无闻调来上海已半年。

无闻，即吴无闻，早名吴闻。夏先生在无锡国专任教时的学生，四十年的莫逆之交，也是浙江乐清名耆、夏先生挚交吴鹭山之妹。曾任《文汇报》驻京记者，此时调往上海本部已半年。有文才、有胆识。

1960年7月，夏先生赴京参加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与吴无闻相逢，说距上次见面已三年。8月8日下午在会场又相遇，无闻“告《文汇报》昨日登予赠文代会百龄老人诗，是用电报发往上海者”。此次一为别，音讯十年后。

1972年初，因夏先生在“文革”中受到的各种冲击，本就体弱多病的游夫人饱受惊吓，患脑血栓而百药无救，在夏先生护送其回温州后不久，即抛下陪伴了四十七年的丈夫离世了。4月12日，寂寞无助的夏先生给上海的吴无闻发了一信，“问珍、古诸同学消息”。5月3日，收到吴无闻回信，夏先生心绪不禁破防：

得吴闻四月廿九北京函，谓近以常云病传染性肝炎回京，五月初返上海《文汇报》，嘱予失耦后一人在外，须多加保重。阅后不禁呜咽，与吴闻将十年不通信矣。

次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踩着兰亭岁序，身着一袭白袷的吴无闻专程赴杭探望夏先生。此时夫子虽已从“牛棚”解禁，但年老体衰，门前冷落，孤苦无依。

上午无闻自上海来，云昨日《文汇报》开欢送会。午后与闻同过玉泉，谈别后多年情况。（1973年4月29日）

两人这次会晤，无闻做了陪伴夏老余生的决定。

于是，半月之后，杭州火车站，白髯飘飘的夏老夫子，在潇潇春雨中迎来了迟暮之年与他休戚与共的又一位人生伴侣：

下午雨。昨得无闻电，今日上午九时半乘沪车到杭。上午八时，与静聪往杭站迎迓。雇得轻快三轮候半小时，果翩然戾止。十时抵道古桥寓。银钗煮汤团。……听闻谈钦、顾夫妇事，承钦、顾赠银耳等。闻以予《减兰》词示顾等，顾谓予得闻亦不易矣。（5月17日）

前一晚夏先生为无闻所作的五首绝句《无冕王》也记在这天的日记里，起首第一句是“雁宕女儿慨以慷”。诚然，没有“慨以慷”的侠义肝胆和爽利性格，怎能在那样的时局做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生决断。

这则日记，是一本新的塑料皮笔记本的开篇。笔记本扉页题：“爱晚亭记事（小岚以此册赠无闻，首页有爱晚亭画页，即以为名。）”首页钤有朱文印“无闻”“瞿髯”“瞿禅七十以后所作”，白文印“吴闻”“月轮楼藏”“夏承焘印”“能邑公年少”“携手西湖圆绿中”“声家一老”。这么多印记，昭示着这本日记的特殊性。它果然不同于夏先生以往的诸多日记本。自这本日记起，夏先生晚年的日记，就多由吴无闻代笔（夏先生亦有落笔，如一些诗词作品的改动等。越往后，夏先生落笔越少）。

夏承焘1984年日记稿本（吴无闻代记）

我第一次读这则日记，看到“翩然戾止”四字，不觉移神。《日记全编》出版前夕，曾有人好奇：吴蓓与吴无闻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吴先生非亲非故，且缘悭一面。为整理《夏承焘全集》，从他的遗箧中，触摸到了她留下的诸多文案旧迹；梳理夏著出版轨迹，从时间节点知其为夏先生晚年名山事业的第一大功臣。总之，了解愈多，感慨愈深，敬佩愈切。

1973年5月底，两位先生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隔日领取了结婚证：

晨王惠春医生送我二人体检证明信来。九时偕闻至西溪居委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下星期一可取。（5月31日）

上午写纪念簿诗词。下午闻往西溪区革委会取得西字〇四九号结婚证二纸，买糖数斤归。（6月2日）

此后的十六年，无闻夫人想来是异常忙碌的。一要照料夫子的身体、饮食起居、就医；二要负责其往来酬答、信件回复（夏先生患阿尔兹海默症后，许多信件、墨迹都出自她之手）；三每天坚持为夏先生代写日记，直到其去世前一年；四以助成夏先生名山事业为己任，担负起整理全集并联系出版的一干事宜。虽然计划中的《月轮楼词学丛书》的出版经多番努力而未果，但整比旧稿、抄录残帙、为诗词作注等工作一直未曾间断。从结果来看，1979年至1985年，夏承焘著作的出版达到了一个井喷期，《瞿髯论词绝句》（1979）、《月轮山词论集》（1979）、《唐宋词人年谱》再版（1979）、《域外词》（1981）、《夏承焘词集》（1981）、《天风阁诗集》（1982）、《姜白石词校注》（1983）、《天风阁词集》（1984）、《天风阁学词日记》初编（1985）等一批著作密集出版、再版。夏先生去世后，无闻夫人又编辑出版了《夏承焘教授纪念集》（1988）。

夕阳无限好，为霞红满天。夏先生的暮年，可谓圆满。

1989年，为夏先生辛劳了十七年的吴无闻夫人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不及见她亲手摘录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二编的出版。

而夏承焘著作的整理，还在继续。

夏承焘与吴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