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写在《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记》出版之时

成立于1960年的上海书画出版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以中国书画艺术为方向的专业出版社之一。无论是出版的系列书画丛书，还是《书法》等专业期刊，均在艺术界有较大影响力。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立翔从事出版工作三十余年，其间经手编辑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近日，记录其编辑出版生涯的随笔集《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记》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既有回忆学思湖畔的求学生活，也有与翁万戈、赵昌平先生等前辈的交往，以及“名品”系列、“朵云”系列以及“袖珍印馆”“艺术史界”等丛书的策划背后。澎湃新闻特选刊其中自序与相关书摘。

2017年11月，历时五年编撰的《吴昌硕全集》 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以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在大学生统分统配的年代，相对于大多数被动接受工作岗位的毕业生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主动选择了编辑工作，而且如愿以偿。主动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出于对图书的热爱；能有一份与读书相伴且可以亲手制作图书的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充满了诱惑和想象的。

源于这份钟爱，1985年我告别大学，跨进了出版社之门。而我的幸运远不止于此。我的兴趣广泛，尤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无比热衷，在出版社这个需要既专又杂的工作岗位上，我的这份“天性”得到了最大满足，并且成为一种“优势”。在此后的编辑生涯里，我的选题触及文学历史、艺术文博、哲学宗教等多种学科，我对知识的广泛获取、更新再现的兴趣，使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不断获得动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产品”，而与此同时，这一工作则不断反哺我对世界的新认知。

《十面灵璧图卷》，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其间经由我手而编辑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我的藏书已经多到家中书柜远远不能贮藏的地步，这其中相当部分与我直接有关。我处理过古籍和艺术范围内的学术、普及、教材、期刊、图录、影印、工具书等各种类型的书稿，也尝试了几乎能变为可能的传统图书制作和装帧形态，最近这几年，还努力推进运行数字出版和新媒体平台建设。我以自己的经历感受着出版传播对人类文明传播和延续的伟大作用，领略着编辑出版绽放的各种魅力。

王立翔书法

我步入出版领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部分出版发展阶段。我从普通编辑做起，在不同岗位上接受着工作给我带来的各种挑战，刷新着对编辑出版的认识；在出版大潮的冲浪中，注意探索出版的一般规律和专业出版的一些特质，完成由普通编辑向出版人的跨越。我先后在两个专业出版社工作，其底蕴都渊源于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使得我能长期涵泳其中并得到滋养，而各自的主攻方向，则锤炼着我的人生态度和专业修为，使我对编辑、出版的认知不断上升到更高层次。两段知名出版社的经历，让我能更接近我的职业理想。我庆幸自己的所学所思都有用武之地，我的潜能可以在出版工作中得到最大激发。是出版工作给了我无以言表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为自己能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名文化传承者、助推者而骄傲。因此，选择编辑出版工作，于我实在是一种幸运。

我的工作当然也经历了许多的困难和波折，尤其是在出版极富挑战和遭遇不利的时刻，是源于内心的执着和诸多的机缘，最终帮助我战胜了迷茫和气馁，时过境迁，我会感受到自己在磨砺中的成长。一方面，这是禀赋和性格使然。禀赋、性格自然源于家族和家庭，我自小内向而体质羸弱，但内心却时时能感受到父母兄长给予我的潜能，承续了许多坚韧的东西。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众多师友、领导和同道的提携和帮助，我与他们因编辑出版而结缘，他们让我在工作的行旅中不惧艰难，勇于向前。能拥有这些，更是我的幸运。

本集收入了我有关出版方面的一些文字，记录了我工作中的一些思索和探索。它们都是在我各个工作阶段积累起来的，有些是工作中的命题之文，零碎不成体系。集内大部分文字都撰写于本世纪之后，但有些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更大，为体现我部分思考和工作轨迹的连续性，因将书名副题冠为“三十年”以系之，以此为自己的出版生涯留个印痕。

王立翔书法

小集寡识谫陋，但却迎来两位重量级人物赐序，这是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李国章先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是我在古籍社的老领导，他对我的成长给予了长期的鼓励和提携，我则从他对古籍社的贡献中，学到了做好出版工作所需要的胆识、担当和赤忱之心。徐俊先生是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并任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掌门人，在出版界和学界都有着卓越的威望；他年长我一岁余，长期关注、呵护我这个后进，是我尊敬的兄长。他们两位慨然赐文，不仅令这本小书大增光彩，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以各自的视

线，为我们几乎同步的出版工作历程，留下了时代的辙痕。

《中国十大楷书》，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本集中对出版工作的有关探索和思考，得出的一些归纳和总结，如有可取之处，当感谢与我共同努力作为的师友和作者，尤其是与我长期相伴的出版同道；出版是集体共同作为的事业，我的记录自然也是他们辛勤工作的结晶。当然，任何不当之处，则在于我水平有限、见识浅薄，仅仅以此作为向同好抛砖引玉、诚意求教的一次机会。

三十多年弹指而过，我对出版事业是既充满了爱戴，也保有着敬畏；是既遵从了内心理想的召唤，又鞭策着自己勿忘职业所需要的不懈进取。我虽资质驽钝，但仍愿感念时代，忠于职责，与时俱进。我将保持这份不变的衷情，完成我的职业旅程，圆满我的编辑出版之梦。

（2022年4月15日撰于鼎秀园，时沪上新冠疫情正紧）

王立翔近影

《柔翰集——出版三十年手记》   中华书局    2022年6月出版。

附：学思湖畔任韶华，柔翰镌椠托平生

我的大学

1981年的夏日，顶着炎炎的阳光，我兴奋地踏入了桂林路上海师范大学（当时还是上海师范学院）的大门，从此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我知道，我将会获得我内心向往的东西。高考的恢复，对我来说并没有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机会的上几届人那样感受强烈，但渴望进入知识殿堂，学习自己喜欢的学科，进而凭借知识改变命运，我却是与所有初入高校的学子一样，充满了憧憬。

我高考填报的志愿是中文系，这是我最钟情的专业，也是那个年代文学青年的“梦想天堂”。我从小喜爱文学，在高中阶段更是有些痴迷，热衷阅读和写作，这直接导致了我矢志要报考中文系。我就是这样怀揣着幸福踏入了中文系81级2班，置身于四十多位同学之中。我用心倾听开设的每一门课，诸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每门课我都学得津津有味。中文系拥有着马茂元、张斌等一批知名学者教授，虽然他们并未亲自施教我们这些本科生，但他们的学识和名望则令我仰望，并成为我学好古典诗歌和汉语知识的动力之一。

在中文系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我的阅读面大加开阔，文字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同时对学科的专业化系统化有了更多认识，因此学习更加努力。就在二年级期末，学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并设立古典文献专业，发出通告，在中文和历史二系招收首届学生。虽然自己兴趣很广，但基于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基于对未来专业方向的选择，我决心投报这个专业，考试结果，居然被录取为了首届文献班二十人之一。

古典文献专业的学习，铸下了我人生道路走向最重要的基石。在这期间，我们在老师的要求下开始直接阅读原典，并获得了极为重要的学习路径，我的视野开始跳开教科书和别人的编选本，尝试用自己的体验去了解、领会前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记忆。我的知识积累、专业框架、思维方式、世界认知、人格思考、审美培养等等，都在这个阶段得以熏陶和完善，它们推动着我向着肩负文化和社会责任的知识人发展，并成为我之后踏入社会的基本思想和行为的要求。因此，文献班的二年，应是我上师大学习生涯最为重要的时刻。其中对我影响最大，也让我最为感激的，是古籍所的首任所长、文献班的开创者程应镠先生。程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是上师大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我们入学后，程先生像带研究生一样为我们上课，亲自讲《国学概论》和《诸子概论》。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来跟我们交流，言语之中，常深深忧虑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匮乏，满含深情地嘱咐我们要以“板凳坐冷”的精神接续好祖国优秀的千年文化传统。结合其他老师给我们做的介绍，我方知，程先生的这些思想，均与其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生体悟大有关联，改革开放所带来全新局面，令他万分珍惜时间，并不顾病体全身心投入育人和学术研究之中（1983年程先生已六十七岁，且已罹患鼻咽癌）。程先生思想独立、处事坚毅、治学严谨，其言语举止，常闪现眼前，我在心中视其为精神导师。我们所有的课程都是程先生亲自设计的，他总结传统治学的经验和学习方法，为我们开设了《诗经》《论语》《孟子》《左传》《楚辞》《史记》等课程，要求熟读至完整或部分能背诵。这一要求开始时颇令我们恐惧，但逼迫我们花下大量时间去逐一诵读，不久就收获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的益处和妙处，让我们得以从容地探访古圣贤们思想的堂奥。

程应镠先生

苏渊雷先生

除程先生亲自讲授《国学概论》《诸子概论》外，他集各方力量，为我们配置了堪称阵容“豪华”的老师队伍和精品课程，如胡道静先生讲《目录学》、郭若愚先生讲《文字学》、林艾园先生讲《校勘学》、苏渊雷先生讲《老子》《庄子》、金德建先生讲《论语》、辛品莲先生讲《孟子》、李家骥先生讲《左传》、徐光烈先生讲《史记》、江辛眉先生讲《唐诗》等等。他还邀请到邓广铭、陈鼓应等著名学者来给我们做讲座。有这些名师为我们仅二十人的小班上课，堪称“小灶”特供，令其他中文、历史系的同学羡慕不已。而正是因法乳极正，我们得以一窥古代典籍的精华和传统治学的门径；先生们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为我们探访博大浩瀚的中华历史文化，筑下了收益无穷的厚实根基。今天看来，这些老师都堪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一批继往圣之绝学者，如今他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经他们辛勤播散的种子，则深深埋入了我们的心田，在此后的岁月中，这些种子已生发出无数枝蔓，融入了我们的经脉，强劲着我们的骨骼，撑开了我们头脑里的世界。在程先生等一众老师的辛勤耕作下，上师大古典文献专业成为当时全国最早的三个本科专业之一，被列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而我们则成为了首批获益的学生。

四年大学，除了幸运地进入了钟情的专业，接受了名师的悉心教导外，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有上师大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幽静舒适的环境。三十多年前，上师大的硬件自然没有现在的这么好，但处在改革开放开始起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已经觉得非常优越了：紧邻桂林公园的校址，一条小河把她分为东西两部，教学楼和图书馆掩映在高大树木之中，东西部各有一个标准操场；更为其他学校同学羡慕的是西部有室内体育馆，东部有音乐厅，我们时常能在体育馆观看体育系师生的球赛，听到音乐系师生在音乐厅里的演出。当然，除了清晨和课后的活动外，我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附近找一块有树荫的空地，完成每日诵读的功课。高大成排的梧桐与连接东西部的主道平行，我则常常穿行其中，往返于宿舍和学思湖之间。而没课的时候，尤其到了晚上，我更多的是来到图书馆或教学主楼两侧的阶梯教室，找一个角落，打开要看的书，完成该做的功课和自己的阅读。在学校小小的书店里，我用每月省下的餐金，淘来钟爱的书籍。学思湖畔的岁月陶冶着我的性情，培养着我的学习习惯。我开始学会用思索的方式外观察世界、内反省自身。我就是这样“刻板”地走完了我的大学生涯，但这“刻板”并不让人沉闷，更不觉寂寞，而是身心充满了愉悦。这期间所学所遇的一切，都令我终生咀嚼回味。

王立翔书法

出版生涯

上师大的四年，奠定了我的基本知识和兴趣范围，教会了我进一步学习的方法，培养了我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些为我踏入社会后能胜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毕业前夕，我对自己将从事何种工作有过重重顾虑，因为当时毕业后的就业，都是学校统一分配的，工作去向都不由自己选择。对自己即将到来的职业生涯，同学们都各有所思，也充满遐想。同学们在一起交换着打听到的有关分配的信息，说起有两个去出版社的名额，这让我怦然心动。自己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对书籍的热爱，对编辑职业的崇敬，都一直深藏于心中；另外，我自己兴趣广泛，还有书法绘画基础，每次逛书店，对琳琅满目的图书，从内容到形态一直都有自己的判断，这个信息让我认真思考。仔细思考之后，感觉自己特别适合做编辑，我便把这个心中意愿忐忑地告诉了我们的班主任王松龄老师。分配结果公布，我竟然如愿以偿，与另一位同学一起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录用。命运之神如此眷顾于我，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要像样地做出一番成绩，以报答老师们对我的培养和信任。

1985年的7月，又一个炎炎夏日，我跨入了坐落在瑞金二路上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桩小洋楼里开启了我的编辑出版生涯。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如以中华书局的渊源算起，其历史则与近现代中国出版业的源头相连接；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主要以中国历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为出版方向。当时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因汇聚了一批学养深厚的老编辑和出版了大量广受读者推崇的好书而享誉海内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版界也百废待兴，因要补上浩劫留下的人才断层，古籍出版社从高校和社会上引入了一批人才，而我则与其他四人，作为最为年轻的一代，被幸运地选入到编辑队伍之中。之所以称“最为年轻”，不仅是年龄最小之故，还因都是应届毕业，初出茅庐，一切从最基本的开始。非常幸运的是，我从事出版工作是从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质品牌的平台上起步的，它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众多优越的条件。在上古社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我相遇了不少对我个人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的人，这其中有同事、有领导，有作者、有老师，有朋友、有挚交，正是他们的帮助，我才得以渐渐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在上古社最初的几年里，我们经过从校对科到编辑部的轮转，接受了严格的基础训练，在具体实战中培养起认真的工作作风。我担任责任编辑的第一部古籍整理书稿是《郡斋读书志校证》。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一部在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藏书目录，整理者孙猛先生费时十余年，校以十余种善本，并从浩瀚史志中钩稽出相关文献，与晁氏著录一一印证，极大提升了原书的史料价值。编辑这样一部近百万言、涉及文献极广的著作，对于初入编辑之道的我来说，压力是巨大的。这部书稿我整整审读了一年多。每当心生烦躁或手足无措之时，程应镠先生“板凳坐冷”的训导就会闪现在我的脑际，并成为我工作的定海之针。程先生博采众长、溯源求证的治学要求，则更是指引着我走上了严谨正确的工作路径。我除了逐字审稿之外，最大的功夫，就是查核了大量的引文，保证了书稿的质量。最后，在作者的要求下，还编制了索引，为书稿的使用提供了方便。《郡斋读书志校证》出版后，被学界评价为现存各种版本和前人研究成果之集大成者。2013年8月，在“学术出版上海论坛”上发布了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评选、被视为代表了我国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最高水平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郡斋读书志校证》名列九十一种图书之中。《校证》出版前后，我与孙猛先生并未谋面（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国，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仅有信函有往来，但就此建立起了信任。具有传奇性的是，在书稿出版十余年后，我和作者竟在吉林大学相遇，并再度获得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一稿。此时我已是上古社副总编，经讨论，书稿很快便被列入上古社出版计划。此书是孙猛先生费二十余年心力的又一部巨作，著名文献学家陈尚君先生评其为“发明之丰富，举证之坚确，论述之精密，评骘之平实，可叹为观止”，2015年出版后一举获得出版界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我的第一次独立出差组稿，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那是1987年的冬天，我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艺海》书稿质量，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边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历博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我与历博一众作者见面，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第一次跨入这座雄伟的建筑，并且受到这样的礼遇，这令我对自己选择的职业倍感自豪。不过这部书稿因参与人多，在选目、撰稿和统稿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要让作者们理解、认同我的一些意见，这对我这样一位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堪称是大大的挑战。所幸的是历博的作者们给予我极大的理解，并给予了巨大帮助。一个上午的“大场面”交流对话，犹如一次“考试”，不仅检验了我的专业知识，更大大提升了我的工作自信心。这次出差之后，真正让我认识到要做好一名编辑，不仅要有良好的书稿处理能力，还要能智慧地与作者打好交道，而要做到这点，则要不断克服自身性格上的弱点，开掘自己的潜能。随着工作项目的不断增加，我由一个内向寡言的案头“书生”，逐渐成长为乐于交流、注重沟通的人，而这恰恰是编辑这个职业所需要的重要素质。此时的“我”，已渐渐告别了学生时代的“我”。

随着工作的开展和经验的积累，在社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由一名以接受工作安排为主的新人，逐渐成长为能够独立策划、组织运作选题的成熟编辑。上古社是一家专业出版社，对图书内容的审核和把关，有着极高的要求。在那里我工作了二十三年，最初在工具书编辑室，后因工作需要转到了历史编辑室，最后任副总编辑，因此面对不同编辑室的选题方向，其专业内容对我来说都具有挑战。但因大学期间打下的古典文献学基础以及自己十分广泛的学习兴趣，每遇新选题、新方向，我都提前做功课，并加强专业内必读书的阅读，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这些都帮助了自己能从容地与作者进行对话，对选题作出价值判断。二十多年里，我责编和主持运作的图书，从类型上分，涵盖文献整理、古籍影印、工具书、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等不同门类；从内容上来分，则涉及文学、历史、艺术、文博、宗教、哲学等多种科目。我所编辑出版的图书，大多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些还获得了各种奖项。在编辑工作的道路上，借重上古社的出版平台，我得以拜识一批著名学者和前辈编辑，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卓然成家，在向他们讨教的过程中，我得以不断补上学识的不足，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信息，学会了思考如何做好一名为人做嫁衣的编辑。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物色并组织了一批作者，携手了一批编辑同仁，开掘了一系列内容资源，为推进出版社不断发展，付出了绵薄之力。一批我认为很有价值的图书，成为我成长的见证。

从事了编辑工作之后，我对书更加热爱，对书店更加感兴趣了。休息日、出差途中，有空就奔书店（后来还包括了网上书店），除了跟自己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许多相关学科、可借鉴的书籍，我依然会收入囊中，以至家中藏书越来越多。当然，更多地还是关注自己责编的书，以及与本社出版范围有关的书。能在书店看到自己责编的书籍被读者挑选，心中自有一番难以抑制的喜悦。我逐渐认识到，出版其实与我们生活、与我们的时代紧紧相连，一个时代需要新的思想、新的内容，通过新的传播方式来实现。同时，身为从事古籍出版工作的编辑，承担着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而自己每天都在从事着将文字和图像固化在书籍上，化身千万、留存后世的工作，这种责任何其重大！只有对得起古人、今人和后人，我们才算是没有辜负出版人这个职业。

2008年8月，我来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起开始负责全面工作。上海书画出版社也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业出版社，它以中国书画为主要出版方向，在艺术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我从小喜欢书法和绘画，在大学和工作期间，许多书画技艺和知识的获得，都得益于书画社的出版物。因此，移职书画社也可以说是圆了我一个与艺术有关的梦想。但是毕竟更换了一个环境，许多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极具挑战。好在有前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又处于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平台上，我决心竭尽所能，为书画社的发展贡献出我的力量。在前辈和同事的帮助下，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我们使得书画社的核心内容愈加丰厚，与传统文化的关联更加融通，选题结构更加完整，产品线更加清晰，针对不同层次读者的内容设计更加精准。多年以来，出版社的特色更加鲜明，出版主业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有力的发展。同时，人才队伍得到补充和培育，人员结构和部门设置更加合理科学，出版社内外的资源联动更加有力，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书画社一直处于向上发展态势，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在美术出版同行中名列前茅。十多年以来，书画社连续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2017年，全社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

就个人而言，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已有三十三年，编辑、策划或主持的图书逾千种，前后主持的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达四十余项，获得国家级的重要奖项达十余项，其中有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图书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中国好书”“中国最美的书”等各种奖项。在上级的关怀和同事帮助下，2011年我获上海市宣传系统优秀领军人才，2014年获“上海出版人奖”，2016年获全国出版领军人才。这些荣誉都让我倍感激励。

《中国碑帖名品（典藏合集）》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在工作历程中，我要特别感谢一位对我的成长帮助极大且与母校有关的人，他就是孙逊先生。孙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在我大学时代，他就因发表多篇红学论文而蜚声学界。但孙先生并未给我上过课，我认识先生是源于他的夫人、我们的另一位班主任孙菊园老师。孙逊先生高高的身材，热情而又儒雅，眼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同学们都十分敬慕他。我任上古社副总编后，前去拜访孙先生，同时盼望此时已是上师大人文传播学院院长、E都市研究院院长的孙先生，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给予支持。孙先生就以他领衔整理的重大项目“域外汉文小说大系”交上古社出版。先生做事果断，办事极有效率，很快，大系中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先行交稿出版。我来书画社工作，孙先生也是极为支持，他不仅悉心指点我的工作方法，还整合学校和研究院的资源，组织专家编撰《上海城市地图集成》这一重大项目，交书画社出版。该书为目前收集海内外上海古旧地图最为系统、著录最为详尽、印制最为精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不仅为拓宽书画社的出版内涵作出开创性贡献，更因为上海城市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而极受政府的重视和学界的欢迎。

回顾三十余年的出版生涯，我真切地体会到我是幸运的。我的成长与国家的改革开放相同步，我的一切成绩得益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其次，是我的大学给予了我太多的恩惠。在那风华正茂的年代，我受到了严格且正脉的教育，受到了诸多老师的悉心栽培和导引。我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我的观念和行为要求，可以说学校不仅给予了我知识，更给予了我内心的精神支撑，使我能够坚信、坚守自己的人生选择。我的幸运，更体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经历了出版业的不同发展时期，身处于不同的出版环境之中，虽然三十多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国家总的出版政策规划和引导下，出版业仍然获得了巨大发展，这是所有出版人得以乘风破浪的大势。同时，就我个人而言，更是得到多位前辈和同仁的帮助，方得以获得更大的舞台。我个人一点点的成长，离不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要感恩时代，感恩所有支持过我的人。

《张珩文集•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出版工作虽然意义重大，但内中自有甜酸苦辣，不过我以为这都是对一个人成长的磨炼。而回忆过往，自我感觉出版还是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了。当手捧一本经自己之手诞生、可以触摸翻阅的实体书籍时，所有付出的智力、精力和体力，都让我感到是值得的。

作为肩负文化传承使命的内容生产者来说，现代出版业对从业出版人的综合素养要求越来越高。而在专业出版社里，它的要求更堪称苛刻。我也很早就意识到这点，因此努力要求自己向复合型方向发展。事实证明，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必须具备较为深厚的专业知识，同时又要有广博的涉猎和宽阔的视野；既要有非常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又要具备独立攻克难题的本领；既要承荷文化教育、传播之重任，又要以创新思维将图书行销到读者手中……面对传统图书业正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出版人需要与时俱进。作为一家知名艺术专业出版机构的管理者，我倍感责任重大，也无比自豪。我将不忘初心，继续以我所能，为给海内外读者奉献更多有意义、有价值、有品质的图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