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盛典虎丘曲会——昆曲与苏州的百年绮梦

原作者：汉瓦青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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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袖丹衣舞清风，一声昆曲惊醉游人梦。白先勇先生曾说过，“昆曲无它，唯一美字”。昆曲之美，是极致之美。宛若孕育它的江南水乡，因为生长浸润在江南的氤氲水汽和吴侬软语中，使它从皮相至骨相都是满当当的江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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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石上，牡丹亭下是明眸流转，裙裾飞扬恍若穿越千年的爱恋；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是良辰美景也是赏心乐事；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曳春如线吹来的是杜丽娘如丝线般的少女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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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之美在于曲牌工整，词章典雅，意韵深远；昆曲之美也在唱念坐打，艺术家们用曼妙柔软的身段于毫厘之间极致演绎；昆曲之美更在于腔调软糯细腻，于细流软磨、绮丽婉转之间勾魂摄魄，就像徐渭在《南调叙录》里说的，“昆山腔流丽悠远，听之最足荡人”。昆曲之美在于情真，在于意切，在于词的绮丽，在于曲的婉转，在于妆的华美，在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仿佛一场隔世的幻梦。

一、如花美眷—昆曲与苏州

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昆曲丰富的性格和多重面貌，是苏州赋予的。苏州孕育了昆曲，见证了昆曲的鼎盛时代，也同样陪伴了它的如花美眷与似水流年。昆曲的命运与苏州的命运彷佛三生注定，高低起伏，都合在节拍上。

宋元时期中国戏剧的格局，北方有杂剧，是被纳入官方系统的正声雅乐；发源于现今温州的永嘉南戏在传播时与当地方言民乐结合，形成四大声腔——弋阳、海盐、余姚和昆山，昆山腔出现时间最晚，准确时间不可考，大约在元明之间。直到明嘉靖年间徐渭撰《南词叙录》时，昆山腔还“止行于吴中”。

然而自明魏良辅等人的改造后，昆曲于明中期以后成为流行全国的曲种。万历年间进入宫廷，并逐渐取代了北杂剧的地位。通过吸纳北杂剧曲牌，重新编配伴奏器乐，采用中原音韵，细致打磨声腔以及一流文士撰写剧本等。昆曲便脱胎换骨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旋律，而这一过程基本都是在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地区发生的。

明清苏州，从剧本创作、伶人表演，乃至服饰、乐器生产，都居于昆曲行业的核心。社会各阶层以不同形式与昆曲发生关联，苏州民众热衷戏曲，而文化精英则通过堂会、家班和曲社等方式影响昆曲审美，推动了昆曲的“雅化”。

昆曲戏台 苏州戏曲博物馆

明代嘉靖年间，梁辰鱼将传奇《浣纱记》以昆曲形式搬上舞台，使原来主要用于清唱的昆曲正式进入戏剧表演领域，第一部昆曲诞生。到万历年间，昆曲出现爆发式发展，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剧本，演出也非常繁荣。据记载，当时仅苏州一地，昆曲的专业演员就有好几千人。那时候，演出的场合也各式各样：家里、别墅里、草台乡间，甚至江南水乡的楼船上也能演昆曲。

苏州戏曲博物馆藏昆曲戏服

《叶天寥自撰年谱》中有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年）苏州演剧场景的记载：“壬申五月，正青苗插种之时，城市竞相媚五方贤圣，各处设台演戏。郡中最有名之梨园毕集吾邑，北则外场书院前，南则垂虹亭、华严寺，西则西门门外，东则荡上。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费三四十金不止，总计诸处一日百五六十金矣。”明末江南，正是中国经济最繁盛、文化最昌明、消费欲望最强烈的地区。繁华风流总是与歌舞升平、冶游享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唐寅诗《阊门即事》在描述苏州的繁华时说：“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戏曲在奢侈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江南世风奢靡与昆曲流行同时发生，并非巧合。

二、天时地利—虎丘与昆曲

昆曲于明清之际盛行，不仅按定例出现在官方庆典、游神赛会、家族祭祀、婚庆寿诞等仪式性场合，更在于它出现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酒馆、茶肆、饭馆、厅堂都可变作舞台，最別致的舞台是游船，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写道：“苏郡向年款神宴客，每于虎丘山塘卷梢大船头上演戏。船中为戏房，船尾备菜。观戏者另唤沙飞、牛舌等船列其旁。”演员与观众都在水上，一众小船簇拥大船，晚到的来客可叫“荡河船送至山塘”。

于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了苏州独有的文化奇观——万人齐唱昆曲的“虎丘曲会”，出现了“万余人齐声呐喊”的盛况，就如同现在的巨星演唱会一样。在虎丘曲会中，除了粉墨演出之外，不分年龄、职业、阶层，人人都可以参与昆曲清唱，构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

明 仇英《虎丘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虎丘位于苏州城西北隅，泉石幽奇，名胜古迹众多，虎丘素有“吴中第一名胜”的美称，“山林而在尘市，非有弯谷高岩、深林幽涧而名遍寰区者，吾郡虎丘山而已”（褚逢椿《桐桥倚棹录》）。虎丘距苏州府城较近，所以向来是苏州市民休闲娱乐活动的绝佳场所。

而吴人好游的传统也是渊源已久的。《吴县志》载：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也。游地，则山水园亭多于他郡；游具，则旨酒嘉肴，画船萧鼓，咄嗟而办；游伴，则选伎声歌，尽态极妍。也就是说吴人游玩不仅要山水园林、画船萧鼓，更要声歌艳姬相伴。江盈科的《游虎丘记》，“甲午之秋，七月既望，郡守卢公、别驾黄公行部虎丘。……画船鳞次，管弦如沸，都人士女，靓妆丽服，各持酒肴，弹棋博陆。”

清 焦秉贞《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虎丘曲会之所以成为市民游乐的核心内容，与吴人悠久的歌舞传统及昆山腔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虞乡志略》卷八“风俗”载：“吴侬善讴，竞艳新声，竹肉相间，怡人观听。”昆山腔兴起以后，苏州人更是把唱昆曲看作是普通百姓的寻常本领。《姑苏竹枝词》记：“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昆曲艺术作为一种凝聚吴地文化传统，带有浓郁乡土色彩，能够令苏州百姓备感亲切的艺术，足令当地人利用得天独厚的乡语方音优势，以婉转缠绵、悦耳动听的歌声唱出内心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昆曲艺术是联结吴地文化和苏州百姓的血缘脐带。

虎丘山上千人石位置优越，面积宽广，境界开阔，气势雄伟，最适于人群聚集。于是虎丘千人石理所当然的成为苏州市民狂欢唱曲的天然大舞台，由此也成就了百年来虎丘曲会的宏大盛事。一年一度的虎丘中秋曲会主要就是在千人石上举行的。袁宏道写有《虎丘二首》：“一片千人石，莹晶若有神。剑光销不尽，留与醉花人。”“问此石上歌，何如生公说？石若解点头，闻歌亦当彻。”生公石的美丽传说，以及虎丘醉人的自然风光所营造的气氛与环境，使吴地百姓能够将浓厚的兴趣和深切的情感尽情挥洒在属于自己的文化盛典中。

三、万人空巷——虎丘曲会

每到中秋节前后，当地民众自发地聚集在“吴中第一名胜”虎丘赏月，竟夜在音乐伴奏下欢唱，《吴郡志》记载：“中秋，倾城士女游虎丘看月，笙歌彻夜。”虎丘曲会参加人员之众，唱曲水平之高，气氛之热烈，场面之火爆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

虎丘曲会是以何种方式展开？明末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书中有明确的记载。“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无不鲜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在张岱文中，虎丘的千人石上，不分贵贱高低，土著流寓还是老少青壮，人山人海，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景象壮观，盛况空前。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属难得一见的文化盛宴。

在大会开始后，在多种乐器的伴奏下，人们开始同声合唱。《浣纱记·打围》中【普天乐】是每年虎丘中秋曲会的必唱之曲：“锦帆开，牙旗动；百花洲，清波涌。兰舟渡，万紫千红；闹花枝，浪蝶狂蜂。”《浣纱记》是吴人梁辰鱼，选取吴地题材，以吴地新声昆山腔谱写的最成功的传奇作品，也是苏州市民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鎐钵，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此时万人齐唱，声如潮涌，山为雷动，场面蔚为壮观。

大会的合唱要一直进行到深夜二更时分，参加者在体力不济，而减少到三四名左右。到了三更，多数听众散去，只剩百余位听众，气量最佳的唱者较量唱技。

昆曲曲谱 苏州戏曲博物馆藏

唱曲水平最高者纯以清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高坐石上，不萧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充分展现自己高超的歌唱技艺，使得“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昆山腔对人体器官发声要求相当高，讲究字清、腔纯，尤其注重发音、吐字、行腔、收声、归韵的各种字音处理技巧，还充分利用装饰音润腔，使之柔美娴静、流丽悠远、宛转缠绵。再加上清唱本身难度较大，所以虎丘曲会上最后的胜者乃是一无凭借，纯粹依靠高超的唱腔技巧脱颖而出的。水平最高者足以啸傲群雄，令人叹为观止，心仪神往。

沈宠绥《度曲须知》记载：皤然老翁，危坐启调，其排腔则古朴而无媚巧，其运喉则颓涩而少清脆，然出口精确、良为绝胜。复有女郎唱“瑶琴镇日”之曲，见其发调高华，出口雅丽，吐字归音，各各绝顶。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之中，就有诸多像老翁女子这样“吐字归音，各各绝顶”的业余曲家。他们与那些清唱水平一般的市民一同构成了虎丘曲会的主体。

从演唱氛围来看，虎丘曲会清唱活动不是一人台上主唱，而是歌者与观者互动，或众口同声，或一唱众随，人人平等且忘我地投入其中，有时难以分辨谁是歌者，谁是观者。这种所有人平等共享昆曲动人魅力的艺术活动实为古今中外艺术史之奇观。

虎丘曲会 苏州园林局

虎丘曲会作为当时的曲坛盛事，不仅直接提高群众整体性的唱曲水平，同时也为业余和专业唱曲家角逐唱曲伎艺、迅速扬名提供了平台。如马佶人《荷花荡》载：如今虎丘石上看看得数，那些在行的人，颇颇闻名，年来生意竟不得空。也就是说，能够在虎丘曲会上成名的串客，之后串戏的机会就很多，“年来生意竟不得空”。

就算是已经成名的清曲家，一般也需先到虎丘曲会打打擂台，为观众普遍认可之后，才可以在曲界扬名立足。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记载了明清之际的著名清曲大师苏昆生在虎丘曲会的演出情况。“苏生则于阴阳抗坠，分刌比度，如昆刀之切玉，扣之栗然，非时世所为工也。”形容苏昆生曲声仿若陆子刚昆吾刀切玉，清厉高亢，正所谓“凤凰玉碎昆山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虎丘曲会不仅是市民阶层的盛会，士大夫阶层同样热心参与。明末清初，士大夫蓄养家班成风，比如申时行、张岱等都有自己的家班。著名的有阮大铖家班、长洲尤桐家班等。众多家班前来表演献技，以剧会友，显示出虎丘曲会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吕天成评《冬青记》：“擒李屠宪副于中秋夕帅家优于虎丘千人石上演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描绘了当时士大夫家班在虎丘曲会表演的情形。

作为一项群众自发性的唱曲活动，虎丘曲会自嘉靖年间有记载，到晚明勃发，一发而不可收，前后持续三百年。

三百年间，无论风云变幻、朝代更迭，虎丘曲会从未间断，其焕发出的强盛生命力长久地滋润慰藉着苏州市民的精神家园，并已在代代相传的集体无意识中接脉生根，化为苏州市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幻化为滋养他们灵魂的春雨与芬芳。

昆曲与苏州，仿佛三生之约，６００余年的辗转流传，一次次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变迁。时至今日，万人齐唱的虎丘曲会早已成为历史的遗响，然那婉转软糯的腔调依然隐约回荡，只要人们愿意走进它，就会惊呼：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参考文献

1. 郑锦燕，《昆曲与明清江南文人生活》，苏州大学，2010年

2. [韩]郑元祉，《明清时期苏州“虎丘曲会”演剧史的考察》，《中华戏曲》第21辑

3. 刘召明，《晚明虎丘曲会摭谈》，《中华戏曲》第3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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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文化盛典虎丘曲会——昆曲与苏州的百年绮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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