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山动乱”听证会：审判一场未遂的政变

去年年底，路透社、MSNBC等媒体报道了一个匪夷所思且令人愤慨的故事：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正在尽其所能推翻选举结果的特朗普瞄准了佐治亚州，在他的同党为此所编造的阴谋论式“证据”中，有一条来自X郡投票站、记录了一对非裔母女投票点员工点票工作的监控录像，虽然其所记录的并无异样，却被特朗普一行人解读为她们在对选票做手脚，帮助民主党实现选举舞弊，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公布了这对母女的名字，宣称执法部门应该问询她们并搜查她们的住所，特朗普更是在随后一个被公开的电话对话里18次提到了她们的名字。可想而知，母女二人不仅随即收到了巨量的骚扰，更是受到了一场精心设计却又十分荒唐的恐吓：一个称自己受“高层人物”指示的陌生人找上二人中母亲的家门，逼迫她承认参与了选举舞弊，否则便很快就会“被判入狱”，甚至在她报警后在警察面前继续威胁、纠缠。这个“神秘人物”，事实上受雇于特朗普的一名政治同盟。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1日，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就国会山骚乱调查开启系列公开听证会上的谢伊·莫斯在宣誓。

这个故事在当时引起的反响，不仅因为母女二人遭遇的荒唐事，更在于它是一个2020年大选后全国各地基层选举负责人之遭遇的缩影，这一此前大多数情况下默默无闻却对每场选举顺利进行至关重要的职位，也被特朗普拉入了自己与2020年大选结果的纠缠中。就在上周二，母女二人中的女儿谢伊·莫斯（Shaye Moss）来到了美国众议院“1·6国会山动乱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前，面向全国观众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她的证词也成为了“1·6委员会”通过这一系列听证会所讲述的一个完整故事的中心部分。

从“大谎言”到“大诈骗”

曾在奥巴马白宫内担任通讯主管的政治专家丹·菲弗（Dan Pfeiffer）在分析当下右翼媒体的新书《与“大谎言”斗争》（Battling The Big Lie）中写道，从奥巴马的出生证明到引发暴乱的“选举舞弊”，近年里许多极其离谱的阴谋论之所以能盛行于极端保守派选民群体间，主要在于在一套由电视、电台、网络媒介组成的回声谷里，人们早已养成了一套不同的事实判断体系，证据、常理、主流媒体严谨报道流程所带来的可信度等通常指标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效，而特定意识形态意见领袖——保守派主播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福克斯新闻台明星卡尔森（Tucker Carlson）和汉尼迪、特朗普——宣传的那个版本的事实则成了他们做出判断的唯一标准。

因此，“反向编译”并“解码”这种回声谷的几种少数可能之一，就是让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普通人看到，这些发号施令的意识形态领导本身也明知自己所讲的不符合事实，且是专门以蒙骗、操纵身为追随者和受众的自己为目的的——这恰恰是黄金时间的“开场”听证吸引到足够多的公众注意力后，委员会在紧接的第二场中试图证明的。当晚的首位证人是福克斯新闻的前政治主编克里斯·斯蒂尔沃特（Chris Stirewalt），他复盘了福克斯在2020年选举夜当晚出乎许多人意料的表现：福克斯不仅没有像很多人惧怕的一样煽动对选举结果的怀疑，反而领先于美联社和其他电视台率先数日宣告了拜登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这个决定便是斯蒂尔沃特的团队所作出的。在听证会上，他不仅解释了这个决定背后的计票和数学原理，更解释了围绕邮寄选票在每次大选中都会出现的“摇摆”现象：民主党选民更加倾向于用此法投票，而在许多州内这部分选票只允许在当日现场选票清点完毕后被开始处理，这不仅仅是他、更是所有政治人物都心知肚明的常识。即便特朗普因为“外行人”的身份对此不知情，他的竞选团队也将这个现象本身连同邮寄选票的可靠性数次告知过他。在选举夜福克斯宣布拜登在亚利桑那州的胜利后，特朗普团队竞选经理、律师、民调专家、高级顾问等一众成员虽然深感失望，但也都知道这并非来自任何舞弊、作假，也如实将这个事实反馈给了特朗普本人，其女伊万卡也在证词中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整个白宫都清楚这个事实。

但当自己注定胜利的幻想无法被这些人所提供的事实所满足时，特朗普立刻开始寻找新的“信任”对象——以他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尼（Rudy Guiliani）为首的一小波对使用阴谋论没有任何顾忌的人。朱利安尼的疯狂程度，甚至是被其他特朗普团队的成员所厌恶的，其核心人物、竞选经理斯蒂皮恩（Bill Stepien）将他和几名志同道合者形容为和其他人组成的“Team Normal”相对的“Team Crazy”，并回忆他的酗酒习惯严重到在选举夜当晚也是在醉酒状态中的；而恰恰是他成为了大选结束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特朗普“政变”计划的中心作者，在当晚不顾包括伊万卡在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推动特朗普做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单方面胜利的演讲，并在随后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选举舞弊阴谋论。不止一个白宫、选战中心人物的证词显示，针对每一条朱利安尼和特朗普提出的阴谋论，选战律师甚至司法部都进行了详尽调查，并向特朗普反馈了实情：所谓“塞满行李箱的（被偷运进投票站的假）选票（suitcase full of ballots）”，实际上是工作人员将储存在安全箱内的选票取出；费城区域所谓“8000张永逝者身份投下的票”也由联邦检察官调查后发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谎言中最“著名”的“多米尼安投票机（Dominion voting system）”更是经多方检查发现没有任何异样。但这些事实显然没能让特朗普改变主意，许多证人都在证词中回忆到，面对自己摆出的调查结果与证据，特朗普甚至并不会正面反驳，而是立刻将注意力转移至下一条同样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上，从而继续坚持“选举舞弊”的说法。

在上文提到的听证会两个“任务”中，这一段已经足够清晰地证明了特朗普有多么自知自己所扩散的一切完全不符合事实，而紧接下来的一组数据更是证明了他们甚至从未真诚对待过自己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和大多数募款行动随选举一同收尾的选战不同，特朗普用成立一个“保卫选举基金”的名义继续向支持者募集了高达两亿五千万美元的捐款，但由于他们所有的司法尝试都因为太过荒唐而终止在程序初期，这个基金自然也并不存在，无数支持者从日常开销中节省下来的捐款则流向了由他政治同盟日后分享的竞选资金库、举办集会的公司等等，甚至有二十万被支付给了他的酒店。用委员会成员的话说，在这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大谎言”，更是一场对他最忠诚支持者的“大诈骗（The Big Rip-off）”。

特朗普的政变企图

在委员会播放的证词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时任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的。他可以说是对特朗普最为“忠诚”的内阁部长之一，因本身就长期相信扩大总统行政权力、削弱其他分支的监督功能而与特朗普一拍即合，并帮助当时面临“通俄门”调查的特朗普阻挠甚至歪曲特别检察官穆勒的工作。在2020年大选结束、特朗普败局已定后，他也并非没有动摇结果的心思，希望特朗普有针对性地挑战几个摇摆州内最为脆弱的选区，复制类似2000年“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的结果：在当时，布什的团队成功通过诉讼叫停了佛罗里达州的计票，从而在得票低于戈尔的情况下依然赢得了佛州选举人并随后赢得了大选。但当特朗普开始全盘听信“Team Crazy”的提议以后，情况也很快超出了巴尔的控制，特朗普不仅不信服他手下联邦检察官和FBI的调查结果，更向他施压、希望他代表司法部为选举舞弊的谎言公开表态背书。在“1·6委员会”前的证词中，巴尔近十次地重复了“疯狂”、“胡扯（Bullsh*t）”等表述来形容特朗普的要求和心理状态。

所以，在身为司法部长的最后一次公开表态中，巴尔在未与白宫提前沟通的情况下肯定了选举结果的公正并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存在舞弊”，并在随后抢在特朗普将他解雇前选择了辞职。但特朗普并没有由此放弃“政变”的第一步——对联邦司法部施压，希望其能成为自己政变行动的司法牙齿。在完全违反了司法部工作程序的情况下，特朗普在几名极右翼众议员的连线下见到了一名司法部中级部门主管杰弗里·克拉克（Jeffrey Clark），并被他所酝酿的一系列疯狂理论所吸引：以司法部的名义向佐治亚州选举负责人员撰写一封称“已经定位到可观的可疑情况”的信，从而逼后者宣布作废全州范围内的合法选举结果；宣布任命一名“调查选举舞弊”、从而可以捏造“可疑情况”的特别检察官；扣押投票机器并销毁合法选票……当一众司法部领导和白宫法律顾问都表示这些方案不仅毫无可行性甚至已经涉及违法犯罪、因此拒绝执行时，特朗普一度计划将克拉克任命为临时部长，并在整个司法部高层集体辞职的威胁下才作罢，避免了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执法机关成为政变执行者的危险结局。

与向司法部施压“平行”进行的政变的另一步，是向几个拜登取胜的摇摆州内各级别的选举负责官员施压。由于美国历史的特殊性，选举结果从投票日当晚的统计数字到在华府尘埃落定，中间会经历一系列如被地方级选举委员会认证、州议会与政府指派本州选举人等程序，虽然它们向来更多是仪式性的，但还是被特朗普不遗余力地试图用来从地方级别作废选举结果。

当地时间2022年6月21日，美国华盛顿，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公布调查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的调查结果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照片显示在大屏幕上。

在“1·6委员会”前作证的，就有许多遭到各种形式施压的当事人，其中不乏有数十年履历的资深保守派。亚利桑那州时任议长保维尔斯（Rusty Bowers）回忆道，特朗普的律师要求自己宣布在众议院内举办围绕选举舞弊的听证会，并用支持特朗普的候选人取代民意选出的候选人，他多次询问对方所说的“舞弊”是否有实际证据，却并未收到分毫，他在因此拒绝了白宫方面的要求以后，子女和妻子随即便遭到了大量的威胁，州议会更是被特朗普支持者在年底时非法闯入，其中不乏参加了不久后“1·6”暴乱的成员；佐治亚州务卿布莱恩·坎普（Brian Kamp）也作证谈及了自己被特朗普亲自以被起诉作为后果威胁找出他所需要的选票数的电话。

而如果说这些人的地位、声望和收入还能赋予他们足够的保护，让他们得以寻求充分的司法支持，那么更为基层的选举运营者就是这些谎言最脆弱的受害者。佐治亚州务卿办公室内的首席选举运营官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虽然已经身为共和党人长达数十年，但当看到自己手下一名年轻技术员的工作被阴谋论者扩散并受到人身威胁时，终于开始脱离共和党的官方立场，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公开批评了共和党领导甚至总统本人纵容谎言的行为。

整个系列听证会给人最强烈情绪的证词，来自开头所提到的投票点工作人员莫斯和她的母亲露比·弗里曼（Ruby Freeman）。每逢大选在投票站工作，是莫斯坚持了多年的习惯，因2020年大选时疫情正在肆虐而人手缺乏，她还叫上了母亲一起。她们均是本地社区经营小生意的业主，没有任何民选职位和显赫的背景，因此，当自己正常工作的视频被曲解，毫无事实依据的指控和私人信息更是突如其来地被朱利安尼扩散到全国时，她们可想而知地迎来了让自己生活天翻地覆的灾难。除去开头提到的荒唐经历以外，母女二人的家都被多次破坏、闯入，她们和莫斯年少的儿子都收到了无数威胁，其中不乏诸如“你应该为如今是2020年而不是（非裔美国人会被私刑的）1920年庆幸”等带有严重种族主义色彩的语言。

不幸中的万幸是，到此为止，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尝试几乎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因此，他找到了另一位完全属于“Team Crazy”的律师约翰·伊斯特曼（John Eastman），并听取了后者一个更加离谱的计划：逼迫时任副总统彭斯在1月6日的选举结果正式认证仪式上，单方面拒绝各州提交的合法选举结果，将它们“退回”各州重新认证。在听证会上作证来讲述这一部分的，是几名彭斯接到这个要求时咨询自己可行选择的保守派法律专家，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示这绝对不可行，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更会让美国直接陷入宪法危机。面对彭斯的拒绝，特朗普的回应除了对话中的语言侮辱，还有在1月6日来临前和当天的多次号召支持者向彭斯施压，也从而直接导致了暴乱的发生，甚至当许多新闻媒体已经报道国会山被非法闯入、彭斯和两院成员身处险境时，特朗普还发出了不止一条暗示彭斯的处境是“自找”的推文。换句话说，被呈现在全世界公众面前的暴乱，其实也是蔓延了数月的一系列相对隐蔽却同样危险的夺权尝试的一个分支。

不割席的共和党

总结一下人们从这一系列听证会中得知的事情发展：一个身居全世界拥有最大权力职位的人，在输掉一场民主选举后，依次试图动用联邦政府机器、执法机关和支持者组成的暴力团体来作废民意、分权制衡系统和整个国家的民主根基，这怎么看也更像是即便发生在一个常年动乱的国家也会引起足够多国际关切的事件。

更可怕的一点是，特朗普政变尝试的失败远非是必然的，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也并非制度性的监督与制衡机制，而是一些个体——摇摆州州务卿，司法部官员，副总统彭斯——在最后一刻作出的坚持原则的选择；一旦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屈服于压力做出了相反的决定，今天的美国与世界所面对的极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黑暗情景。

在这些人的证词中谈及当时行事动机的部分，除了看到身边其他人成为这些阴谋论的受害者以外，自己的“就职宣誓”（oath of office）——对法律、宪法和民主具有最高忠诚——同样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回答。换句话说，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在过去的四年里已经容忍甚至协助了许多特朗普的威权、破坏法制的行为，作为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通过投票结果所体现出的民意依然是一个足够神圣的红线，让他们选择止步于此。但“1·6暴乱”一个最危险的影响，就是很大程度上擦去了选票不可逾越的神圣性：承认选举结果、和平权力交接不仅不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共识，许多共和党选民在初选中选择候选人的唯一标准甚至已经只有表态质疑选举结果、并承诺会推翻民主党未来胜利，这也自然会让上文中这些在最后一刻不愿逾越红线的共和党人不再具备在2020年大选后决定了美国民主生死的权力和筹码。

美国民主上一次遭到如此严重的威胁，还是在“水门事件”中的一系列丑闻。在当时让尼克松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除辞职以外别无选择的，是共和党“不会容忍、包庇‘自己人’”的立场，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时刻，是尼克松直接下令妨碍司法的录音带被公布后，两院共和党领导来到白宫，向尼克松表明自己所代表的共和党不会在弹劾程序中支持他，在做出最终决定的参议院中他甚至只有十名左右成员的支持。但今天的共和党作出的选择则完全相反：许多在“1·6暴乱”前坚持了原则的共和党人，也因惧怕丢掉特朗普忠实支持者的选票从而失去党内初选，而在之后多多少少地拥抱了选举谎言，以州长和州务卿顶住了特朗普施压的佐治亚州为例，州共和党人虽然在当时的表态中都反复强调了当次选举的顺利，却还是在随后的2021年通过了全国最为臭名昭著的一部压制投票权立法，其中的措施包括了裁撤投票箱、投票点，缩短提前投票时期，提高投票门槛，给予党派官员更大的认证选举权力，甚至禁止给投票站队伍中选民发放饮用水等；在听证会前作证的福克斯新闻编辑斯蒂尔沃特，也因为选举夜上坚持原则的行为在随后被福克斯解雇。《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分析了已经举行的共和党初选，发现有157名不同形式参与了推翻选举甚至暴乱的共和党人正在横跨四个摇摆州的州议会竞选，在州务卿、郡书记员（county clerk）等直接涉及选举运营的职位上，有许多胜利潜能极大的候选人都在宣称自己将会调查或“取消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拒绝认证未来民主党的胜利等，有些人甚至有围绕“1·6暴乱”相关的公诉在身。这些人在中期选举中取胜的后果，从近日发生在新墨西哥州的一起事件就已经可见一斑：在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在一场本地选举中取胜以后，当地由共和党成员控制的选举委员会拒绝认证她的胜利，并拒绝为此给出任何实质性证据，仅仅因为投票系统是由处于阴谋论中心的多米尼安公司提供，后在法院的要求下才作罢。

当地时间2021年1月6日，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发生骚乱。

不过，最新的迹象表明，“1·6委员会”的工作似乎真的开始对现实政治产生足够实际的影响。Ipsos的一项相关民调显示，高达58%的美国人已经相信特朗普应该因为围绕2020大选的一系列行为被起诉，更是有60%的美国人认为“1·6委员会”的调查工作是公正客观、不带偏私的。作为听证会中最为有力量的部分，已经有越来越多共和党倾向的选民表示自己被两名佐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的证词所打动，并为她们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愤慨。更关键的是，尽管搭建起保守派回声谷的媒体已经尽全力忽视、抹黑委员会的工作，但许多平日里只接触这个回声谷内信息的选民依然有被无处不在的相关报道、讨论所影响到。民调专家萨拉·朗威尔（Sarah Longwell）近期所组织的一系列由特朗普支持者选民组成的座谈小组（focus group），发现他们虽然依旧不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却也能多多少少意识到听证会所揭露信息的严重性，因此也开始为特朗普的行为需要多少的额外辩护感到疲惫甚至厌烦。同时，在第四、第五场听证会所进行的过去一周里，最高法院先后作出了两个爆炸性的判决，推翻了纽约州要求隐蔽持枪者持证的法律，并废除了近五十年来保障了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判例，而这几乎完全是特朗普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的结果。结合听证会所公布的信息，共和党如何极端地敌视民主和民权的形象第一次开始较为轮廓清晰地呈现于公众面前，也因此，在民调网站538的追踪中，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全国总体民调值（generic ballot）终于在近一年的低迷后以三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领先了共和党。

委员会工作的长远意义

事实上，除了为2022、2024年大选带来潜在影响以外，“1·6委员会”的工作还有另一个更为长远时间尺度上的意义：当下高度政治极化的一个实际后果，就是“求同存异”这一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形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每个方向坐标深处的人们都开始愈发将可以探讨和妥协的议题和观点上升至原则性，并视意见不同者具有道德层面上的缺陷；与之相反，“1·6委员会”的工作则展示了一众观念、政策取向完全不同的人何以定位真正不容妥协的原则，并为此在与上述不同共存的情况下紧密合作。

委员会九名成员可以说遍布整个政治光谱：主席汤普森是在民权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深南部非裔政治人物，众议员杰米·拉斯金（Jamie Raskin）属于“国会进步党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第一位越南裔民主党众议员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则属于以不在意识形态上死板、而以实用主义政策著名的“新民主党人团（New Democrats）”，当然还有在委员会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两位共和党人利兹·切尼（Liz Cheney）和亚当·金辛格（Adam Kinzinger）。甚至就在委员会成立以来，这些成员在其他事项上还有并不算不激烈的争执，切尼依然在诸如反恐政策等方面激烈批评过民主党的政策，墨菲更是围绕拜登政府的国内支出政策最著名的党内异见者之一。所及，即便在这些显著分歧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在极其顺利的合作下完成着调查工作，这也体现在这一系列听证会中，所有熟悉华府国会听证会的人都谈到自己清晰感觉到的区别：即便许多听证会所关注的议题并不具有过强的党派性，它们的常态也往往是轮流发言的两党议员互相打断甚至削弱对方的质询思路，导致观众很难在事后对围绕所涉主题接收到一个完整的叙事；而在1·6听证会上，不仅交替质询者的提问都是互补的，四场听证会过去，1·6暴乱前整两个月内特朗普在各级别推翻选举的政变尝试以及它们如何与暴乱本身相关这个原本只被对华府政治专注超长的关注者所碎片化熟悉的故事，已经被分层次、时间地清晰串起并讲给全美民众。这种合作精神甚至已经一定程度上蔓延至了其他领域：对于在尤尔瓦迪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在国会酝酿的控枪法案，在众议院中为其投票的14名共和党人中就有切尼和金辛格二人。

所以，虽然今天看来这个情景还希望渺茫，但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当“1·6委员会”的调查真的击败了这股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国家根基的威胁以后，他们的工作还能为寻找良性政治模版的人们提供一个最为方便、直接可用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