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朗·佐金：从纽约的阁楼生活到众创空间崛起

近期，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院教授沙朗·佐金（Sharon Zukin）在上海展开了短期的学术访问，在上海纽约大学、同济大学、半层书店等地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最新观察。

从纽约的阁楼生活到对城市空间“原真性”的批判，从城市文化再生产的观察到对全球各地商街的扫描……作为一名城市社会学者，佐金始终保持着对城市发展和生活形态变迁的高度关注。如今，她的研究兴趣又聚焦于近些年全球各地兴起的共享办公空间（WeWork），相关研究也将出版专著。在半层书店，佐金以纽约为例，分享了从阁楼生活（Loft Living）到众创空间过程中纽约城市空间的历史演变，并寻找变迁背后的动因。

SoHo区：从工业棕地到艺术家街区

佐金一开始的学术训练是在政治社会学领域。来到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任教后，因受到大卫·哈维等人的影响，她的学术旨趣开始转向城市社会学。1970年代某一天，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新闻，讲到SoHo区里的小工厂主和工人们被业主赶出街区的阁楼，决定将这些厂房改造为公寓。作为一名城市社会学者，她觉得可以帮助这些人。于是佐金开始接触这些人，并代表他们在当地的社区委员会里积极发声，以保护他们免于被驱逐。

这一过程中，她也开始系统地研究自二战后，SoHo区的阁楼生活和背后整个空间生产和消费机制的变迁。1982年《阁楼生活》（Loft Living）出版，在学术界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当代城市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通过该书，这片街区回到了公众的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于后工业社会中象征经济、文化资本、空间再生产、绅士化等问题的思考，该书告诉人们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佐金和家人目前仍住在SoHo区的阁楼里，以保持对街区的持续观察。

SoHo区位于下曼哈顿地区，因在休斯顿街（Houston Street）以南（South）而合拼得名。19世纪以来，SoHo区由原来的独立战争时期防御工事区转型为具有特色的社区，建筑功能和邻里关系也随时间不断改变。到19世纪中叶，早期联邦和希腊复兴风格的房屋被更坚实的砖石和铸铁结构所取代，这种建筑风格奠定了此后阁楼生活空间的格局，并延续至今。同时期，沿百老汇大街，一些奢侈品牌店、豪华酒店、剧院等陆续开放，同时许多小业主也进入街区，包括瓷器商、玻璃品商、出版商、木匠、锁匠等。

1860-70年代，经历了美国内战和金融恐慌后，SoHo区的人口和商业活动锐减。到19世纪末，大型纺织业开始进入该街区，SoHo区成为纽约纺织品的批发交易中心。二战之后，纺织业大部分转移到了美国南部，许多建筑空置出来，被仓库、印刷厂等取代，有些建筑被拆除，变成加油站、汽车修理厂、停车场和车库，此外还有数不清的小工厂小作坊，工作和生活都在铸铁阁楼里。

到1960年代，SoHo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工业棕地：缺乏管理，闲置荒芜，但仍在使用，有强大的再生潜力。也是在这一时期，纽约从市政府、银行家到业主和市民们开始注意到文化和符号对于城市发展和营销的重要性，开始推动文化战略，在市中心打造文化艺术空间，树立纽约作为文化之都的形象，代表如1960年代建成的林肯文化中心。

文化机构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1970年代以后，文化作为象征经济开始主导城市的空间生产。与此同时，纽约和世界各地的移民和艺术家们也逐渐进入SoHo区，开设各种画廊、设计师商店，改造原来的工人餐厅，建立起充满艺术氛围的生态系统。

1950-60年代，也是纽约经历大拆大建的年代。以罗伯特·摩西、洛克菲勒家族为代表的市政当局和资本集团 ，与简·雅各布斯为代表的文化学者、艺术家和社会人士，在纽约城市空间规划上产生了激烈对峙。对于SoHo区，一方计划修建快速干道，穿过街区来连接前往布鲁克林的大桥和隧道；另一方则合力反对该计划，因为这会破坏街区铸铁建筑群的完整性。

最终雅各布斯一方成功挫败了该项目，这一过程中也加强了SoHo区的艺术家群体和居民的的身份认同。1973年，SoHo区被划定为铸铁建筑历史街区，成为美国第一个被指定为历史街区的地方。这不仅保留了SoHo区作为文化街区的形态，也为之后其商业价值的攀升奠定了基础。

绅士化：文化资本与象征经济的胜利

1970-80年代，当佐金开始介入到SoHo区的调查研究时，正是该地区的人群和空间生产发生剧烈变动和冲突的时期。一方面，20世纪以来形成的工业区传统关系已走到尽头，艺术家和移民则因为大量空置房屋得以进入。

尽管从区划法（zoning law）上这里还是工业用地，他们的工作居住处于非法状态。1970年代纽约遭到石油危机和财政危机的连番打击，市政府已经无力阻止艺术家的占领运动，最终放弃严格的土地划分，默认了艺术家社区的存在。在一段时期，因为各方力量的角力、制度的弹性空间，加上租金压力较轻，SoHo区作为艺术家社区在短期内得到了发展和稳定。

另一方面，因为SoHo历史文化街区的确定，官方和利益集团开始从街区现有的文化和符号价值上挖掘商业升值空间，并开始有计划地推动该地区的绅士化进程。1975年财政危机后，纽约市政府已无力主导各街区的管理和发展规划，工业迅速萎缩，城市陷入失控。

正如佐金所说，振兴经济的文化战略通常在遭受经济下滑的地区获得大力支持。这段时期，公众的注意力也从工人、教师和工程师等蓝领群体转向了象征经济的设想者和生产者，包括媒体、明星、地产金融大亨、文化名流等。在向后工业城市的过渡中，建立在文化和符号上的象征经济和商业进一步崛起。这一系列工作逐渐交给私人中产阶级和地产、金融、文化产业集团。

1980年代，纽约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的各街区纷纷成立了“商业促进区”（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简称BID），成为实际上管理各街区的组织。从1970年代公私合营的方式到1980年代变为私营控制，BID的出现代表了对纽约公共空间的控制逐渐私有化的过程。地方街区不仅是维持社区和身份的空间，也成为大卫·哈维所强调的企业型城市和新自由主义的微型孵化器。

随着BID的建立，被组织起来的业主们想通过改变街区风貌，打造新的业态来吸引更多的消费和投资。1980年代后，SoHo区的租金开始上涨，ABC类型店（艺术画廊、精品店、咖啡馆）、时尚餐厅、高档公寓、博物馆等逐渐铺展开来，以适应不断增长的游客、郊区返城的中产阶级和文化艺术投资者。

虽然1982年的阁楼法（Loft Law）规定了业主不得随意改造空间以控制租金，但法律抵不过租金上涨的规律。许多艺术家和文化从业者也开始面临生存压力，有些开始搬出，有些则出售部分阁楼给有钱人，有些还在坚守，但艺术家的社区属性已经被打散。这一过程被佐金概括为：艺术家群体被自己建立起来的文化街区搞垮了。

文化街区此时已经不再服务于这些群体，佐金认为，它被地方精英当成控制城市空间和内部人群的一种权力手段，城市文化和象征经济成为确保其统治地位的一种主要工具。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文化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谁又应该被驱逐。这些都显示纽约最终达到了一种“艺术化生产方式”。

在佐金看来，1980年代的这一转向奠定了此后纽约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权力基础，甚至威胁到现代城市的外表和感觉（也许还威胁到城市生存），并生产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控制，视觉再现和权力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的定义和使用。

1990年代中期，随着租金的进一步上涨，大多数画廊也不得不搬离SoHo区来到切尔西区，虽然那里租金也不便宜。SoHo区的绅士化进程并未停下脚步，奢侈品连锁店、精品店、旗舰店，餐馆、酒吧、咖啡厅仍占据着街区业态的主流。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看到街区内有建筑立面上写着“EXCLUSIVE”（高档的，排他的）的字样，下面还标着一系列代表高品质空间的字样： duplex（复式住宅），penthouse（楼顶套间），featuring（特别的），private（私人的），roof terrace（屋顶阳台）……

创意与创新：众创空间打开新的可能性

但变化并没有停止。进入21世纪，一套新的话语开始出现，佐金将其概括为从艺术生产到创意经济（Creativity Economy）的转变。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出版《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系统研究了创意经济和生产者，这一套概念和理论开始进入主流视野，不仅在学界引起讨论，更成为城市决策者的重要参考。

一般来说，创意经济包括视觉艺术、表演、建筑、设计等。但佛罗里达认为，创意经济不只是创意从业者，还包括广大中产阶层，比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像医生、律师、会计师、咨询师、媒体人等。佛罗里达的建议是，城市可以把所有空间都资本化，来吸引这些拥有较高教育和文化资本的人，城市空间建立在他们的需求之上，迎合他们的口味和偏好，这样最终能惠及所有市民。

因为这一策略不需要花很多钱，所以对很多政府有吸引力。通过佛罗里达的观点，创意经济开始在全球各大小城市扩张。发展文化和创意经济已经变成应付后工业时代城市衰落问题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解决方案，如今很难找到一个主要城市的规划不包括一个创意经济的规划设计。后工业时代城市的未来越来越依靠对城市的象征性再现，也依赖对这种观念的夸张投入。

但问题在于，正如佐金指出的，很多城市是迫不得已才决定加入后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主流愿景之中的，它们没有考虑好自己能够真正向外部世界提供什么，仅仅因为这似乎是适合它们的唯一方式。为了获得某种甚至是不确定的竞争力，这些城市似乎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奔向一个根本不平等的竞技场。

佐金反驳说，创意经济的开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具有排他性（exclusive）的事业，那些自认为是中产阶级化的人群会踊跃来到这里，但更多人可能不知去向了，这本身就制造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紧张。佐金认为，一个城市只有建立在多样性和不同阶层人群的基础上才能维持下来，政府需要为所有人提供他们需要的空间。

到2010年代，城市发展的话语又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硅谷所代表的创新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共同推动了“创新经济”（Innovation Economy）话语的崛起，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但在佐金看来，“创意”和“创新”两者的关系仍不确定，有时创意被归到创新里，但常常“创新”会取代“创意”。很多时候企业家和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和创新走得更近。而伴随这套话语一同出现的，则是共享办公这一形式的出现。2010年，WeWork的首个办公空间在SoHo区成立。

2008年金融危机后，纽约作为最先受到冲击的城市，再次出现了一大批建筑空间空置的情形，这也给了从大型跨国企业到小微初创公司巨大的机会。IBM这样的巨头需要更灵活的办公场所，涌现的新兴创业公司（startup）更需要安身之地。用佐金的话说，“WeWork emerges company like WeWork”（共享办公的需求催生了WeWork这类公司）。

对于纽约市政当局来说，金融危机后城市如何发展也成为紧要议题。时任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认识到，纽约不能过于依赖金融业，许多人建议数字信息类产业应该大力扶持。虽然Facebook在纽约开了新分部，纽约也有几所理工学院，但这一切还远不够。纽约需要更多的人才，来支持创新创业的整体发展。

于是在2013年底，纽约市政府批准在东河（East River）上的罗斯福岛建设新的政产学研合作园区，引进康奈尔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合作办学，布隆博格带头捐赠一亿美元。

目前，在WeWork诞生的SoHo区和其他拥有众创空间的街区，创新创业的群体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社区认同，为区别于硅谷（Silicon Valley），佐金把这些称为“硅巷”（Silicon Alley），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些社区的特征。

WeWork等众创公司的出现也助长了中间人的角色，在楼宇业主和中小企业间游走。有意思的是，WeWork从起初的以租易租的众创方式，也开始走向不动产的基础。近期，WeWork就斥资买下了第五大道上超过百年历史的精品百货公司Lord & Taylor旗舰店大楼，后者因为百货公司业绩在电商冲击下不断下滑，为缓解债务压力而将大楼让出。

历史演进到此似乎有了风水轮流转的感觉。佐金注意到，以WeWork为代表的众创空间不仅自身打入了绅士化、高端化街区的核心，也顺势让许多在绅士化进程中受到排挤的创业青年、城市闲逛者等“屌丝”们重新占领了市中心的空间，生产、办公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归。佐金观察到，这一趋势也在布鲁克林的中心区得到发展。佐金承认，这些情况是她当初写《阁楼生活》未曾预料到的。

最后，佐金提出了几个问题供讨论观察。

首先，租金是否还会上涨？其次，这些科创空间是否又会因为与业主及大资本的角力，又被改造为住宅？再次，从“艺术化生产方式”到“企业家和创业精神”的路径，是否能给年轻人提供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和稳定的未来？

人们越来被鼓励、被教育成为创业者，但这并不能都保证一个有保障的生活。最后，政府在这一系列问题中又将怎么做？纽约市政府和议会能否在BID的控制下，恢复让更多人受惠的公共空间？

这些问题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了像从纽约到上海这样的全球城市，究竟是包容性的全球化，还是只服务于特定人群、排他性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