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美国政治发展与“历史终结”

那么，美国到底怎么了？特朗普的执政对美国和世界以及中美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他就任以来的种种离经叛道之举？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有没有约束到特立独行的特朗普？美国政治到底有没有“衰败”？

2017年11月19日，在上海钟书阁书店芮欧百货分店举行的“美国怎么了?——《我所发现的美国》新书分享会”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传兴与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一道，向读者贡献了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加藤嘉一，1984年生于日本伊豆市，2003年入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2010年硕士毕业。就读北大期间为中日平面和电子媒体撰写大量专栏文章，被誉为“最懂中国的日本人”。2012年8月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学，历时三年。2017年11月，新著《我所发现的美国》在中国出版。本书记录了加藤嘉一在美国访学三年期间广泛接触美国政治、经济、学术界重要人士以及普通公民后的所思所想。

王传兴教授2001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政治与美国对外战略、权力变化与国际体系变迁、北极政治与安全。王传兴教授是研究美国当代政治的力作《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中信出版社，2014[书名易为《右派美国：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一书的译者。

以下是王传兴教授在本次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实录，由澎湃新闻记者依据现场录音整理，内容涵盖主题发言及与主讲人、主持人和读者交流环节，经本人审阅。

加藤嘉一先生的著作《我所发现的美国》，我拜读了，给我的印象大概有这么两点：

第一点，加藤先生是以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问题，不管是看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还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就带有一种打了引号的“超脱”。这种超脱类似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那本书的两个英国作者正好也带着一种第三方的眼光来看待美国的国内政治。第二点，从这本书里面，我发现加藤先生是一位非常国际化的学者。从他刚才的发言，以及他的那本书中，大家也已经感觉到了，他是一位日本人，但是用中文写作，中文也讲得很好。

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产物

讲到美国政治，尤其是特朗普当政以来，或者涉及特朗普当政本身，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刚才加藤先生讲到，特朗普作为一位当选总统，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造成的影响受到了制约，那么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享的一个观点是，特朗普本身，应该说正是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政治架构的一个具体产物，其实他没有超越大的框架结构。

什么意思？如果你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应该会注意到这样的现象：美国社会或者是美国政治，它有一个钟摆效应。就是说，每当右翼（或者左翼）的力量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会自然回摆，这种回摆，归根结底是与美国政治或者美国社会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变化有密切联系。就以特朗普当选为例，我想大家从各种媒体，从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中都可以看到，也有很多文章进行分析。现在美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有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在过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演变或者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感觉到自己被社会疏离了，成了落后者，或者用希拉里·克林顿的话说，他们成了losers，失败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其实是美国社会基层声音的一种反映。我们观察美国政治的时候会发现，特朗普的出现其实不是个案。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特朗普的那种“特立独行”（这里要打一个引号）、与主流政治有距离的政治人物，虽然不是比比皆是，但还是可以找到的。比如，在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过程中，被共和党主流所接受和认可的是洛克菲勒。但最终结果是什么？是来自南方的戈德华特最终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究其根源，这是当时美国南方政治版图发生变化的结果。（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于1959至1973担任纽约州州长，1974至1977年担任副总统。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于1953至1965、1969至1987年担任国会参议员。——编注）

当然因为那次的竞选，因对手是民主党候选人林登·约翰逊，所以戈德华特大败，大概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拿到选举人团票最少的两大政党候选人之一，我记得只拿到了52票。美国选举人团的票总共有538张，他只拿到52张，所以说输得最惨。但是他却影响了一代人，甚至是影响了美国几代政治家。他写过一本薄书，叫《一名保守派的良知》，因为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一名保守派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初版于1960年。——编注）

把话题拉回来就是说，特朗普是美国体制的一个产物。美国的宪政架构，决定了他这种所谓“特立独行”的人物是可以冒出来的。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

特朗普不可能根本挑战美国的现有制度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特朗普这个现象产生，以及他当成总统以后，必然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影响。

就对美国的国内政治而言，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他刚上台后做的几件事，一个是下令修墙，另一个是通过总统的行政命令来禁止穆斯林和移民，我们会发现，他这样的做法是违背美国传统立国精神的，因为美国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说实话，美国发展到今天，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一直是一代一代外来的移民补充到美国的人口中。这些漂洋过海到美国的人们，其实是在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这些人能够走出自己的藩篱，走出自己的乡土，本身不管是精英还是草根阶层，都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勇于闯世界的一群人。他们是带有开拓精神的。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移民和修墙问题会这么突出呢？我觉得与1965年美国的一项移民法有密切关联。我们知道，1924年美国出了一部移民法，用配额限制非欧洲裔外来移民进入美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5年的时候，欧洲自身的人口已经在下降，再要有移民前往美国，基本上不可能，所以1965年移民法通过后，等于是移民的来源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1965年以后，大概有九成以上的外来移民是来自亚洲、拉美或者是非洲。这一次，为什么蓝领白人成为处在被遗弃边缘的群体，与这个人口形势的大背景有关。否则我们很难理解，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为什么有限制移民这种事情出现。

特朗普本身是属于精英阶层的，他打着反精英的旗帜，但他自身就是精英。我们说民粹主义，实际上不见得一位民粹主义者本身是属于草根阶层，而是说他能够抓住草根的力量。为自己上位，就是说当总统，他可以提出一些很激进的主张和观点，那其实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这是对美国国内政治一方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美国两百多年的制度本身来讲，我觉得特朗普要根本性地挑战美国的现有制度是很难的，因为美国建国时设定的分权制衡结构难以撼动。但同时我也认为（与加藤先生观点小有不同），美国的宪政架构设计在当代的运行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就是出现所谓的disfunction，功能障碍。我们讲的善治，除了要有所谓民主，有参与，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efficiency，就是有效性、效率。这实际上是弗朗西斯·福山先生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中强调的核心观点之一。

特朗普今后的对华政策会更注重美国的国家利益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是特朗普新政府上台以后的对外战略。对外战略这个面太宽了，我只想聚焦一点，就是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对东亚，或者更具体一点，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传统美国的一些价值和理念并不是说不重视，而是说现在有个特点：特朗普是打着民粹主义的旗号上台，而民粹主义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其实与美国长期以来所坚持的主流价值是相背的。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大概可以通过特朗普这次访问中国作出这样的判断：美国这一届政府以后的对华政策，在有关价值观的问题上，具体来讲就是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施压程度会降低。但是相应的，反过来讲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会更加重视national interest，就是国家利益，对实利的东西变得重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特朗普当政的这几年，中美关系还是会基本维持稳定。

尽管有学者认为，未来的中美之争实际上是制度竞争，但是就特朗普当政这几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会想办法作交易，这是特朗普这一届政府更愿意与中国做的。至于说价值层面的争议和制度层面的竞争，不是他不重视，但是要排位的话，他还是首先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订单能够拿到多少，是2300亿美元还是2500亿美元？这是这届政府最关心的。

美国最初的制度设计在现实政治运作中有脱节

说到美国有哪些方面的制度正在失效，我想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谈。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类型的制度。从最宏观的层面上讲，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更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比较微观的层面，在比如资本主义内部，某一阶段会发生一些改革或者变化，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现象。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源于当时的人们应对现实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

问题在于什么？我们说生活是常新的，基于逻辑，过去的观念、过去的制度与现实总是存在一些不匹配的地方。尤其是，在政治世界里，我们发现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当初制度的设计者，它的关注点可能在这个方面，但是未来的社会生活会有新的内容出来。这样，可能原先不重要的某方面，成为未来社会需要人们重点关注的方面。也就是说，最初针对当时的生活设计的制度有当时的关注和聚焦点，可能与当代有脱节的地方。

具体到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熟悉美国政治的人对美国政治进行大力赞扬的时候，会说美国实行了分权制衡的制度，这是它好的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美国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本来是要防止出现“多数的暴政”或者“少数的暴政”的机制，在现当代美国政治中存在失效的情形，因为在美国政治里还有利益集团。随着利益集团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有时候我们发现，美国原先的政治设计，恰恰成为利益集团绑架美国政治的切入口。这就是美国政治的所谓“灰色地带”。更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不必展开，这里只讲一个大的框架。

生活常新，“历史终结论”殊难成立

关于亨廷顿与福山师徒，第一点，福山与亨廷顿作为一对师徒关系，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共性。第二点，当然他们也是有差异。

就共性而言，我们先说亨廷顿。关注政治学领域的读者应该知道，亨廷顿在西方政治学界可以说纵横三四十年，留下许多传世之作，不管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是谁？》（这是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还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部书洛阳纸贵），更早有研究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还有最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军人与国家》。他的著作中，几乎每一本都可以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传世之作，尤其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亨廷顿与福山相似的地方首先在于，他们本身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还有一点相同的地方是，不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在全世界范围引发了争议和批判，这比较有意思。中国也专门出版过讨论“文明冲突论”的论文集。

两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立论。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角度可以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立论本身是不成立的，但是到今天，又有人说这个理论符合今天的现实。

关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生活是常青的。因为生活是常青的，所以，如果从逻辑上去推论，历史就是永远不会终结的。所谓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意思是，政治的东西、价值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等等，随着时代都在变化。不能说我们现在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的价值、信念，与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时代还是一模一样的。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内容，两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福山是一位思想家，一位研究国际政治的思想家，他所写的东西，所说的话，是对现当代生活的一个回应。这就注定了他立论的基础即“历史终结论”是不成立的。作为学者的福山其实隐隐约约承认了这种挑战，这体现在他后来写作的有关政治秩序的两部著作中。当然我上面也说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信念是没有变的，但是不是说，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就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阶段？恐怕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定论。

就像我刚才讲的，假如我生活在秦始皇时代（当时是战国乱世，七国纷争，民不聊生，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起码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政治架构），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当时说，这样的政治挺好的，帝国建立了，从此人们可以过上太平生活了，所以历史就在这里终结了。这样说似乎有道理，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如果我讲的是两千年前的福山，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因为生活是常新的，所以永远会有新的思想出来，永远会有新的理念和新的价值出来，还有新的制度出来。

福山提供的教训

亨廷顿与福山相同的地方，还有一点是，“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都是在冷战结束、西方的“自由主义”（这里要加一个引号）大获全胜这样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当时除了“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还有“民主和平论”等各种理论。

这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提出了一个警示。什么样的警示呢？就是依据历史上的短时段来作出涉及整个人类历史的判断，要慎之又慎。福山这个案例值得给大家提供。这是第一点。第二，福山，我也确实佩服这位学者，起码从勇于修正自己观点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修改幅度有限），他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刚才加藤先生也讲到，中国这个案例迫使福山要修正之前的提法。我还想把加藤先生的说法往前推一下，什么意思呢？假定没有中国的案例，也会有其他的案例让福山必须修改他的观点。为什么？刚才说了，我的观点是，他立论的起点就有问题。因为历史终结这个判断本身，从思想发展的源流来讲，就是有问题的。

中西方社会有不同的韧性

刚才加藤先生说到日本和美国社会的“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任何一个社会当中都有一种韧性在里面。像中国这种社会，持续几千年，它的韧性让人不由得思考，维系这种韧性的东西是什么呢？

加藤先生中文这么好，不知你有没有读过一位中国著名政治学者在1988年写的一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文章？

这位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有一种文化结构在维系中国的韧性，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可能更多是制度结构在起作用。就中国传统社会来讲，传统主要是一种文化结构，那么其中有没有一个制度结构的演进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文化结构主导也好，制度结构作为支撑也罢，基本上不存在优劣好坏之分，但必须考虑你所在社会的适应性，才能判断出哪一种结构更加适合。

中国仍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别国学习

上面这篇文章的作者实际上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实际上是文化结构和制度结构的统一。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我觉得，向美国学习（我们不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强调政治制度的完善吗？）不是说我们要对自身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而是说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具体操作层面更制度化，这可能会对我们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有意义。

这其实可以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要按制度办事，而不是过于人情化。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当然不是说美国人不讲人情。关键是，在制度建立后，该依据制度处理的事情还得需要依据制度。不能以人情代替制度，否则一切都会乱套。在这一方面，美国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在美国违规，是有诚信代价的；而诚信问题是一个人的终身污点。

（邢英莉女士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