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新闻采访特色

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新闻采访特色

捕蛇者说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文章第一部分永州之蛇的特点。开头写蛇的毒性异常“无御之者”，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写蛇的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的功用。因能“当其租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而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这是作者采访的捕蛇者世家传人自述的悲惨遭遇。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的传承。好心的作者准备想帮他走出困境。但出人意料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从悲痛到大哭，说自己一家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第三部分文章结尾，作者听完蒋氏的话后，引用孔子的话可谓恰到好处，由“苛政猛于虎”类推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乎”这一结论，并且用“蛇毒”衬托“赋毒”。“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则是作者写作此文的根本目的。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无奈：自己如今位卑权轻，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那些视察民风的封建官员。 

今读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仍被柳宗元的写作所折服。柳宗元、韩愈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出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上要求反映现实，“不平则鸣”，“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捕蛇者说》正是他这种思想最好的体现。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笔锋犀利，论说性强。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进士，曾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相当于国家的监察、宣传一类)的文官。他参加了主张政治革新的王叔文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王叔文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任柳州刺史，病逝于任所。 永州司马、柳州刺史已是地方官。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大量地接触下层人民生活，目睹当地百姓的现状，写下了许多关注民生的社会现实的文章，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借此体察民情，推行善政。

柳宗元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后，中央政权与藩镇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对人民加重赋税。史书载：中唐赋多而重，除法定的夏、秋两税外，加征种种苛税。繁重的苛捐杂税，使劳动百姓苦不堪言，如再遇天灾，无疑雪上加霜，他们纷纷逃亡、流浪，以至十室九空，《捕蛇者说》就是再这样背景下写出的文章。

柳宗元看到“永州之野产异蛇”，听到有蒋氏者“专其利有三世”的事例，他以新闻记者的眼光，通过与扑蛇者的对话，有点像现场采访的特写，写出了《捕蛇者说》。捕蛇人的苦衷源自捕蛇者说，记述永州蒋某以捕蛇为业，虽有生命危险，但因捕蛇无赋税征收之苦，仍自愿继续下去，以蛇毒与赋敛之毒相对举而成文。揭露了封建社会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真实反应了当时“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的社会现实，这才是柳宗元《捕蛇者说》的精神所在，也才是本文的文脉魂魄。说真话，关注社会现实，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文风，才是中华文化值得后世作家敬仰传承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