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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魏思孝:我写作是因为不爱上班

2022-06-28 16:0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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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剧照。

魏思孝说,在写作之外,其实他自己和万千中年人一样,都在过着极为正常的世俗生活。柴米油盐,一家老小的起居日用,都是他必须考量的问题。

✎作者 | L

王能好,山东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

他自幼多话,学历高小。他种过地,打过工,会盖房,干过装修,能熟练使用各类农具,不擅用与电有关的器械……王能好死于非命,没有遗言,只留亲人无限感慨。”

这是一块墓志铭上的文字,连带标点符号,不超过300字。

对观者来说,这不过是陌生个体生命终结的一个纪念;但对于墓主而言,这是他一生的概括与总结。

或许路过的人可以通过只言片语了解一个人的部分经历,但人们却永远无法知悉,文字所承载的那些岁月,对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重量与意义。

这也是小说《王能好》的结局。故事的主角是个农村光棍,名字就叫王能好。在外打工的他,因为三弟的意外死亡回到了村里。在置办丧事的几天之内,王能好与村中的各色人物产生了诸多交集。

给弟弟下葬、处理弟弟的遗物、卖掉细犬……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努力尝试与同村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系,可不论怎样,王能好似乎始终都是那个被嫌弃的人。

《王能好》

魏思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3

王能好,乡村浮世绘中的向导

王能好在现实生活里有着一位可以对应的人物,正是作者魏思孝姑姑家的表哥。在魏思孝眼里,这位表哥很有特点。一直以来,魏思孝都希望能够写一篇小说,来讲讲这个男人的故事。按照魏思孝的写作计划,他可能会在很多年之后再落笔。但表哥突然而至的死亡,让魏思孝意识到,是时候写出那个故事了。

虽然这个人物有原型可以依托,但在此之前,魏思孝并没有和表哥进行过太多交谈。因为“没有人走进过表哥的内心”。魏思孝说:“我主要通过对他的观察,以及对所见所闻的还原,来塑造虚构人物的形象,王能好身上,其实融合了很多乡村人的特点。”

在动笔时,魏思孝就知道,这个人物的结局只有一种可能——死亡。

起初,魏思孝在设计结尾时,想要写一些王能好死后身边人的反应和状态。但考虑到叙述视角与结构,魏思孝决定放弃这个想法,转而留下那块墓志铭。

魏思孝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宣告了王能好一生的结束。土地之上,留下了记录一个普通农村男性一生的文字。而地下,则永恒地封存了那具不被人重视的肉身。

《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写作这部小说的初稿时,魏思孝原本打算写七个章节,每个章节代表一天,小说写完,王能好也就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七日。

但写的进程中,魏思孝觉得不太尽兴,他说:“我觉得王能好每一天都能接触到乡镇当中不同的人物,实际上,这个主要人物就像一个向导或支点,可以通过他的移动,来描绘乡镇上的群像。”

为了让小说更加丰满,魏思孝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添上了一个乡村人物小传——有与王能好同岁的企业老板,也有村子里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傻子的人……

魏思孝对其中几个人物形象很是满意。其中一个叫做吕长义。吕长义与王能好同龄,成长轨迹却迥然不同。前者出身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后者则成长于农村。而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上市企业的富豪,另一个则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农民。

但在魏思孝看来,虽然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比如面对挫败、孤独时,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坐到一起交心的。

他说:“吕长义这个人物表达了我的一种世界观——众生平等。”

除此之外,魏思孝觉得对另一位人物王传利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折射出一些乡土社会的境况。

在魏思孝的笔下,王传利是个“朝巴”(淄博方言,意为“傻子”),他在自家屋后挖了个鱼塘,不久后,鱼塘遭遇拆迁问题,整个斡旋的过程中,王传利始终都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魏思孝眼里,这与日本成田机场跑道内的农园、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55号街口用马赛克瓷砖拼成的0.3平方米的“赫斯三角”有着共通的价值——它们都属于个体斗争的胜利。魏思孝说,小人物其实也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事,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的行为赋予太多意义。

农村与城市的困境和悲欢,是一致的

写成《王能好》那年,是2020年,作家魏思孝34岁。

彼时,他已经坚持写作十年整。早期,别人介绍起他的代表作,无可避免地都会提到《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也从不避讳地说,书里充满了他的自我表达。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

魏思孝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8

魏思孝把那段时期的作品称作“青年焦虑”时期的小说。与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的《十一种孤独》相仿,《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十八种无聊”。

书中的各色青年,在城镇里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而每个故事的指向似乎都很明晰——通往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去寻找自我。

但在最近几年,不少读者发现,魏思孝的作品里,“我”变得越来越少了。他渐渐地把写作的关注点放到自己成长起来的乡村之中。2020年,讲述乡村生活的《余事勿取》与《都是人民群众》相继出版。

前者讲述了山东农民卫学金生命最后三天的故事。后者则呈现了村子里各类人群的真实状态,在这本书的豆瓣条目中,编辑的推荐语是“本书是作家魏思孝‘为小人物立传’写作计划的成果”。

组图:作家魏思孝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思孝在回看这两部作品的部分片段时,还是会发现一些过往没有留意到的缺点。所以,在后来创作《王能好》的时候,他都竭力去规避那些不足,并且试着让这部书能在人物特质与乡村图景之间达成平衡。在与该书的责编的对谈里,魏思孝觉得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他说道:“如果在简历中只列一部代表作,目前来说,那就是它了。但我希望能尽快改变这个局面。”

这三本书在出版之后,也被打上了一个新的标签——魏思孝“乡村三部曲”。但他觉得,有时候,对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的这种划分,其实是为了容易归类。

在今年4月末与作家韩东的一次对话中,魏思孝说:“这样归类,对于作品本身,易于传播。城市和乡村,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谋生手段的不同,思维方式多少也有些不同。但宽泛来说,人所面临的困境和悲欢离合,是一致的。”

魏思孝说,之所以写农村题材,只是因为自己恰好出生在农村,写那里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对于写作者而言,过去的生活经验是一种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局限。

他认为,居住场所的不同,已经远没有那么重要了,物质带来的衣食住行只是表面,如果人们的思想和见解仍旧停留在农耕时代,那么我们也只是在故纸堆里打转。所以在去年,魏思孝尝试着写了一部城市女性题材的作品,他希望能突破局限。

写作,是因为不爱上班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内容转换的背后,也是他们生活变化的体现。

2007年,魏思孝大学毕业。和同龄人一样,他需要面对的,是最基本的生计问题。他知道,必须得找份能糊口的差事。

没多久,他进入一家出版教辅书的公司,负责校对工作。三个月后,他离职了。之后,他又在一家医疗美容医院担任文案,在职的时间,也不过两个月而已。

迄今为止,这两份工作,承包了魏思孝所有上班的经历。他说:“我一开始写作,也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上班,那时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魏思孝开始创作自己热爱的文学体裁——小说。

作家魏思孝近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回溯十年前的自觉写作,魏思孝说:“那时候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所要承担的责任也相对少一些。个体精力充沛,写起来就信马由缰,十分自由。虽然从文学上看,(这)不够成熟,但勤奋、积极地去表达心里遇到的困扰和焦虑,那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然而,现实与他的预想有差距。

他的邮箱里有无数封发出去就再无音讯的邮件,靠写作这门技艺生活,好像很难行得通。魏思孝很清楚,在感到手头有些拮据时,其实有两个选择,要么停下来去补充资金,要么降低欲望、减少花销。

于是,他回到老家,过着低成本的日子。他的行为也昭示着,他选了后者。

“写作和生计结合得紧密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可能是这个进程中最大的挑战。”他说,这种状态虽然有些不自由,但和上班相比,还是好一点,“上班的话,会觉得自己更痛苦”。

几年前,他所在的山东淄博推行了一个“签约作家”的政策。该政策签约期为三年,有一定的发表任务,如果达到标准,能够得到每个月两三千元的生活补贴。魏思孝成了签约作家之一。尽管如此,他依旧保持着自由创作的状态。

签约期结束,他偶尔还是会陷入生计的“泥沼”中。因为对他来说,写作不仅是自我价值实现的通道,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有时,他会和母亲讲:“实在是不想写了,写出好东西太难了。”而母亲给出的建议却很直接:“找个工厂去上班吧。”

于是,他重新回到电脑桌前去修改小说。这期间,他还是会无数次冒出放弃的想法。他脑海里的声音,不断重复着:“你写得还是不够好。”他一边对付着负面情绪,一边和自己产出的那些文字周旋。第二天醒来,他蓦地发现,修改过后的稿子,确实令自己更满意了一些。

魏思孝看过不少作家的访谈,在那些人的口中,写出好作品,似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在他看来,事实并非他们形容的那般轻松。

他说:“想写好,想实现突破,就总要和文字相互消耗。即使是作品已经完成了,它在作者眼里,还是一个失败品。因为不满足,创作者会在下一部作品,去不断地弥补。”

如今,魏思孝已为人夫、为人父。他能明显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更大了,身体也正在走下坡路。不过,好的一点是,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个人对生活的体悟、对文学的理解,以及对人性的认知,都在慢慢增强,这也使得他的写作得到了精进。

不久前,女儿和魏思孝讲了班级分享会上的一件事情。课堂上,老师提问:“你们家里谁看书最多?”魏思孝的女儿回答说:“读书多的是爸爸,因为他是个作家。”言语间,女儿透露着一股自豪劲儿。

现在,魏思孝还是和以往一样,只要一有时间,就投身于写作之中,不只是为了赚取稿费,更是一种使命和精神活动。他认同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从古至今,写作者的使命不曾改变。他肩负职责,要将我们种种痛苦惨烈的错误与失败袒露人前,要在我们黑暗、危险的梦境中挖掘疏浚,引入光明,导向进步。”

不过,魏思孝也说,在写作之外,其实他自己和万千中年人一样,都在过着极为正常的世俗生活。柴米油盐,一家老小的起居日用,都是他必须考量的问题。

或许,青春时期的叛逆与桀骜,已经无法再从生活中找寻,但他知道,每天下午,他都可以在学校门口,等来那个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女儿。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613 期

作者:L

原标题:《作家魏思孝:我写作是因为不爱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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