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渔村到越南第二大港：岘港的前世今生

前些日子，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越南的岘港（Danang）举行。这个美丽的地方如今不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越南第三大城市。正如这个城市名字所用的汉字并不常见一样，岘港也有着一段不算寻常的历史。

“Danang”并非“大南”

许多人都知道，越南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汉字曾经是古代越南的通行文字。因此，大多数越南的地名也以汉字的含义命名。譬如“河内”之义就是“红河流域之内”。虽然二战之后越南改用罗马字母的“国语字”，在形式上弃用了汉字，但国语字反映的其实仍是汉字的越南语读音（汉越音）。譬如“Hà Nội”还原成汉字依旧是“河内”二字，断不会有人将其音译作诸如“蛤诺伊”之类稀奇古怪的名字。实际上，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79 年制定的《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也正是这样规定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的地名，过去或现在用汉字书写的，一般都应沿用。”

但“岘港”偏偏不在此列。它的越南文名字写作“Đà Nẵng”，实在无法令人联想到“岘港”二字。葛剑雄先生在《顺化散记》里对此就感到困惑，“以为汉字应该用‘大南’一类”，结果“都无法与原来记得的汉字地名挂上钩”，进而感慨“越南，是不是早已离开了中国文化圈”云云。而事实不是这样，“岘港”也好，“Đà Nẵng”也罢，恰恰都是当地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印记。当然，“Đà Nẵng”与汉越音中的“大南（Đại Nam）”差得非常远，如同松花江跟松花蛋一样大相径庭。前者还原成汉字的话，其实写作“沱㶞”。毫无疑问，这两个字既生僻，也看不出有什么含义。其原因也很简单，它其实是用汉字写成的一种音译。

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千年之前。公元十世纪后期，“大越”趁着五代十国的纷乱自立之后，大体仅有今天的红河三角洲一隅，其北面是宋朝，东是大海，西有湄公河与长山山脉的阻隔，唯一的扩张方向只有南方的占婆补罗（Campapura）；其中的“补罗”是梵文“城邑”的意思，故中国和越南史籍亦称之为“占城”。新兴的“大越”与占城的战争可谓史不绝书，有人甚至认为，“一部越南史，实一部越占交争史”。1306年，陈英宗将妹妹嫁给占城王制旻，换取聘礼乌、里两州（后来占王去世，聘礼也是不还的），今日的岘港之地便是从此时起纳入越南版图之中的（但在十五世纪前时有反复）。

这里原来的主人将其称为“Da Nak”，在占语里的意思是“大江（指流经岘港的翰江）的入口”。越人取而代之之后，出于“用夏变夷”的考虑（参见2016年2月29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郭晔旻《越南为什么自称“中华”》），将这个地名的读音“汉（越）化”而为“Đà Nẵng”，记作“沱（陀）㶞”。在1555年杨文安撰写的《乌州近录》里，就出现了“松江祠……在广南陀㶞海门”的记载。直到二战以后越南废除汉字前，“沱㶞”都是岘港地方正式的汉文名称。

至于今日华文圈使用的“岘港”二字，在历史上出现得更晚。17世纪之后，陆续有华人南迁越南中、南部定居。有一种说法是，当地华人发现“沱㶞”这个港口盛产蚬子，所以称之为“蚬港”。另一种说法与之稍有不同，认为“沱㶞”港的地形有如蚬子，故以之命名。总之，后来大概意识到“蚬”字带“虫”不吉，因之改“虫”为“山”，故而才有了“岘港”。

从沱㶞到土伦

也是从17世纪开始，越南陷入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南北分裂局面。北方的郑松“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后黎朝皇帝为君而大权独揽；南方阮潢与之相埒，自称大越国阮主，中日史籍则称之为广南国。广南背山临海、地瘠民贫，无法与郑氏占据的红河三角洲媲美，故历代阮主一面致力于向南扩张，一面也意识到，海外贸易是“当地经济生死存亡的决定因素”。

时值日本德川幕府实施朱印船贸易制度，却囿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恶劣影响无法与明朝通商。地处中南半岛的广南毗邻中国，无疑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阮主为了增加税收、增强国力，以各种名义向日本示好，“早在阮潢时期，阮氏就借各种名义，向日本表示通商的愿望。阮潢与德川家康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双方一拍即合，贸易关系日渐密切，广南地区也随之成为重要的中日贸易中介地。

以此为契机，会安港开始崛起。这里地处秋盆河下游入海口处，航道便利，易避风浪，遂成为重要商港。1744年一个西方人声称，“会（安）铺为交趾支那商业最繁荣之处”。下个世纪的越南本国的《大南一统志》还说会安“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当然，西方人同样知道了会安西北仅仅30公里处的沱㶞的存在，葡萄牙探险家安东尼奥·德·法里亚（António de Faria）于1535年在沱㶞停泊，成为最早访问此地的欧洲人。但在会安成为繁荣都市的17、18世纪，与之相邻的沱㶞地区仍然居民稀疏，当时的一些西方人游记都只是把沱㶞描述为会安的一个前港。

随着时间流逝，会安河道由于冲积泥沙堆积日渐狭浅，变得不再适合吃水深的大船航行与下锚。沱㶞在这方面的地理优势就变得突出起来。就像《大南一统志》所说的那样，沱㶞澳“水深广，外有诸山屏障，无波涛振荡之患，凡舟航往来，风帆未便，多泊于此，又名铜龙湾”。结果，葡萄牙的航海资料中就指出，“运载量大的船只不能进入会安，因此要在沱㶞卸货。”

越南国内的政治因素也进一步加速了会安与沱㶞易位的历史进程。1802年，越南南北重新统一在了阮朝之下。这个越南最后的封建王朝一反传统，将首都建在了越南中部的顺化。这样一来，沱㶞就成了京城的海上门户（一如天津之于北京），地位陡然上升。不过，历代阮朝君主只把允许通商当作“怀柔远人”的手段，甚至有“若以利言，则国家所乏非财，又何必远求为哉”的说法，因此也只允许西方商船进入沱㶞一处寄碇兑买，却“事清即令驶去”，“勿得上岸造屋，逾越法纪”。

闭关锁国当然是挡不住19世纪殖民者的坚船利炮的。1847年，法军借口顺化朝廷屠杀天主教传教士，动用两艘战舰（“Gloire”号与“Victorieuse”号）炮击沱㶞（法国人称之为“Tourane”，系“Đà Nẵng”的讹音，转译为“土伦”）。亏得阮朝明命帝在20年前还曾夸称“我国家用兵，素以水师为长技，而裹铜五桅大船尤为得力”，一与法国人交手才知道谁家水师才真正“得力”，四艘越南战船被轻易击沉（另一艘重创），越军阵亡达1200多人，而法国人的伤亡为零！

殖民与战争

到了1858年6月27日，又一次以宗教迫害为借口，法国远东舰队伙同西班牙的战舰再次轰击顺化的门户——“土伦”港，挑起了大规模侵略战争。最终在1862年迫使阮朝当局割让了南方几省，越南从此一步步变成了“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

在法国统治期间，殖民者在会安建立学校、医院、邮局、监狱，将其作为政治据点经营，而经济重心则放在了岘港贸易的开发上，这里成为西方国家航海活动的重要海港。1887年的统计表明，当年有623艘外国船运载65840吨货物曾停泊于岘港，并且有719只船运载75676吨从岘港出航。在殖民地时代，岘港已经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五个主要城市之一，与河内、海防、西贡和顺化并驾齐驱——当然这只是以越南的标准而言，直到20世纪50年代，岘港的人口仍然不过五万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岘港真正成为一座现代意义上的都市，恰恰是拜越南战争这场浩劫所赐。岘港在战争中的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纵贯越南的铁路和第一号公路，都经过这里。在公路与铁路之间，又有一个现代化的机场，可停放数百架喷气式战机。而城市面临岘港湾，港阔水深，又有山茶半岛在外面掩护，成为一个优良的海军基地。美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1965年3月，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个营（3500人）在岘港登陆，这也成为美军大规模进入南越作战的第一步。

一方面，这将岘港拖入了连绵的战火之中。1965年7月1日凌晨，越南南方解放军就奇袭岘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十分钟内炸毁美军各种类型飞机47架、打死了美军140人，包括4名少校。1968年1月31日（阴历大年初一），解放力量以近十万人的规模在南越全境发动“春节攻势”，包括岘港在内的主要越南南方城市都沦为战场。在激战中，“要拯救这个城市，就必须毁灭它”成为美军的名言，古都顺化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相形之下，岘港的损失稍小，这当然是因为作为美军的主要基地，戒备较高的缘故。

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军的主要空军基地，越战期间的岘港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平均每天需要起降2595次，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其他机场都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的总部也从冲绳迁到了岘港，驻军随之上升到近万人。出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在岘港建造了包括军事训练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军事设施。市街随之也在美国联合军事基地周围扩展开来，一栋栋供美国大兵享用的华丽建筑物拔地而起。岘港因此又有“有居民的兵营”城市之称。就像美国记者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讽刺的那样，美国基地周围兴起了一个个难民聚居的市镇，“为美国人洗衣服，向美国士兵出售美国冷饮，卖淫供美国人享受”。潮水般涌入的难民使岘港的城市人口急速膨胀，从1955年的五万人增加到1974年底的六十万人左右。在此过程中，岘港的现代工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全市工人数量达到十多万，主要产业包括制碱、肥皂、纺织、水泥、电力。当美军于1973年撤离岘港及1975年越南战争以南北统一宣告结束后，岘港已经成为越南中部的工业中心。现在，这座年轻的城市进一步成为位列胡志明市（西贡）与首都河内之后的越南第三大城市，与仅次于胡志明市的越南第二大港。

参考文献：

林洋：《会安港的兴衰及其历史地位》，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孙建党：《越南阮朝明命时期的对外关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