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联合组阁失败：柏林政治波动，欧盟何去何从？

当地时间11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联合组阁谈判宣告破裂。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艰难谈判，最终，自民党因双方分歧过大而宣布放弃。联合执政谈判的失败将默克尔拖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或者重新举行大选。这场政治危机对于默克尔、德国和欧洲意味着什么？三位学者就此投书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德国的诸神黄昏

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教授汉斯-沃纳·辛恩（Hans-Werner Sinn）认为，随着自民党退出联合执政谈判，默克尔可能被迫组建一个少数派政府，然而，一个不得不向联邦议会作报告的默克尔，或许是德国最好的选择。

辛恩写道，德国正在经历一个政治分水岭，这不仅是因为自民党退出联合执政谈判让人们开始怀疑，来自基民盟的总理默克尔能否继续掌权。从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开始，德国政坛就延续了组建稳定联合政府的意愿，而自民党退出与基民盟、基社盟和绿党联合执政的谈判，标志着这一意愿的终结。

当然，没有自民党的参与，默克尔可以寻求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但是元气大伤的社民党表示，它决心充当反对派的角色，以便从大选的惨败中收复失地。任何其他可能的联合其实都不可能，因为无论是极左势力，还是极右的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看起来都不像靠谱的盟友。

然而，一个默克尔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并非不可能。鉴于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已经明确表达了对重新举行大选的抵触，如果默克尔不自行辞职，那么少数派政府很可能成为现实。而且，即便有一场新的大选，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除非社民党领导人马丁·舒尔茨下台。

少数派政府将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而排除其他政党的正式参与。一个包含了绿党的执政联盟将迫使基民盟在移民问题和气候政策上做出妥协，但鉴于社民党、左翼党（Die Linke）和绿党无力阻止立法，拉拢绿党看起来没什么必要。为了避免对其产生依赖，默克尔本人也尽力避免与自民党结成少数派政府。而就自民党而言，它参加这样的政府恰恰是为了这个目的，届时，它将有能力遏制默克尔与红绿两派的密切关系。（德国政坛黑色代表基民盟-基社盟，红色代表社民党，黄色代表自民党，绿色代表绿党，译者注。）

不管其组成如何，一个少数派政府都不一定是件坏事。由于政府每次都不得不寻求权宜的伙伴推动立法，联邦议会最终将再次成为真正的公共辩论场所。长期以来，联合执政的伙伴们关起门来协商政府的决策，而联邦议会要么充当橡皮图章，要么否决议案。

议会的角色得到了加强，从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小党派，它们本来很少有机会彰显其影响力。首先，德国选择党——德国版的法国“国民阵线” ——将从公开辩论中获益，该党在今年9月的大选中从无名小卒一跃成为德国第三大党。到目前为止，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抹黑该党，而更加积极主动的联邦议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选择党展示言论和论据的舞台。

与此同时，少数派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无疑受到削弱，默克尔将发现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积极角色会变得举步维艰。然而，这也意味着，德国的欧洲伙伴们将很难与德国政府达成妥协。这一动态对于法国尤为重要，因为它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隆的目标是通过赋予欧元区更多的国家属性来巩固欧元区（具体来说，任命欧元区财政部长，在欧元区统一征税、统一支出，以及发行统一的债券，并设立议会进行监督，译者注），他渴望将两个发展速度的欧洲继续往前推进，后者由欧元区和广大非欧元区的南欧和东欧国家组成。

德国的少数派政府将不得不就每一个重大的决定与联邦议会的所有党团进行冗长的辩论，然后才能批准马克隆的提议或与此相关的其他决定。国内的有效反对意味着，政府再也不能在深夜里默许各种对欧盟伙伴的救援行动。

而这正是2010年5月曾发生的事情。当时，默克尔政府被法国三巨头——欧洲央行行长让-克罗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和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逼迫违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强行通过了为希腊的国外债权人设立救助基金的决议，而这些债权人主要是法国银行。2012年德国又一次妥协，当时默克尔被迫同意建立一个银行业联盟和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计划，该计划有效地将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券变成了欧洲的债券。（为了应对欧债危机，根据该计划，欧洲央行将在严格的条件约束下无限量地购买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债券以稳定市场，译者注。）

同样的，默克尔“膝跳反应”一般的决策——比如她在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几个月内宣布逐步淘汰核能源，以及她允许难民从安全的第三国进入德国——如今将变得不可能。这点是广受欢迎的，因为政客们常常被他们自己的想法所驱动，做出一些长期之内产生严重不良后果的决策。

例如，随着核反应堆被逐步淘汰，德国现在可以履行其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但与此同时破坏乃至丧失了部分工业基础。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德国接纳了150万移民，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无意中鼓励了退欧派，并让整个东欧团结起来反对默克尔。

目前断言德国和欧洲将会面临这样的政治不确定性还为时过早，但一个不得不向联邦议会作报告的默克尔，或许是德国最好的选择。

默克尔的暮色沉沉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经济顾问、伦敦政经学院欧洲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菲利普·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则撰文认为，尽管默克尔的退场可能并不迫在眉睫，但她的权力正在逐渐消失，随着德国努力组建一个新政府，并可能在明年重新举行大选，德国将进一步将重心转向国内，而欧洲的心脏将出现一个漏洞，法国总统马克隆无力独自填补这一空缺。

勒格兰认为，过去的十余年充斥着各种危机与动荡，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稳定政府兀自岿然不动，但随着联合执政的谈判破裂，默克尔似乎一下子变回了凡人。

9月的联邦大选已经削弱了默克尔。她领导的基民盟及其巴伐利亚姊妹党基社盟的支持率跌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随着曾经的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在经历战后最糟糕的选举结果后选择了充当反对派，默克尔被迫寻求与持疑欧立场的、自由主义的自民党和亲欧的、支持干预主义的绿党建立一个不稳定的三方联盟。周日晚上（11月19日），自民党领袖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怒气冲冲地退出了联盟谈判。

目前还不清楚局势将走向何方。在2009至2013年间，自民党在默克尔领导的联盟中充当了小伙伴，却失去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而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重回谈判。尽管默克尔可能向自民党提出进一步的妥协，但林德纳的发言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而绿党火上浇油地表示，他们不愿作出进一步的妥协。在过去4年间，社民党的支持率也直线下降，所以让它考虑撤回充当反对派的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即便这事儿发生了，社民党领袖也会要求默克尔下台。

默克尔可能试图领导一个与绿党联合的前所未有的少数派政府，但这样的安排既不稳定也没什么效果。因此，最有可能的结果似乎是明年重新大选，基民盟也许会／也许不会延续默克尔的领导。但是，重新举行大选的决定并不是默克尔能够做出的。德国联邦议会首先要选出一个总理，而默克尔能够在第三轮投票中胜出，因为在选举中获胜只需要获得多数票。如果默克尔不能领导一个稳定的政府，那么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可能重新召集大选。

现在撰写默克尔的政治讣告可能为时过早。如果没有手段把对手搅得方寸大乱，默克尔不可能在总理的位置上待了12年。但是，无论未来发生什么，默克尔都元气大伤，她在这个位置上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任何利用第四个任期打磨其政治遗产的微茫希望都已经消失了。

默克尔的离去对德国或者欧洲都不会是一场灾难。德国经济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成功：工人几乎没有从国家的出口能力中获益，公共投资不足，而在制造业的核心地带专注于渐进式的创新，对于即将到来的数字化风暴准备不足。在默克尔的领导下，经济已经滑坡，而没有解决日益凸显的缺陷。

而对于欧盟所处的乱局，默克尔也应该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整个欧元区危机中，德国成为了主要的债权国，被默克尔推到了欧洲司机的位置，但她也只是勉力维持车辆的行驶，仅此而已。她从来没有说服德国人作为经济霸主，有责任以公平的方式修复整个体系，这是为了所有人好。

在2015年整个夏天的犹豫后，权宜之计最终导致默克尔在难民危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欢迎超过100万难民是正确的选择，但她试图实施泛欧洲的解决方案却失败了。这曾是为了应对难民涌入希腊和意大利的危机，如今她也黔驴技穷，只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边境墙和控制来阻止难民到达德国。

默克尔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保持距离，并捍卫后者所鄙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这也是正确的，但这几乎使她成为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德国仍然是欧洲和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的自由骑手。

在陷入僵局的英国脱欧谈判中，默克尔也没有准备好去营救陷入困境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尽管德国对英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对默克尔和德国企业而言，欧盟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与英国达成一项私下交易。

但是，虽然人们可能不会过多地怀念默克尔本人，但柏林的权力真空却给重振欧盟的希望当头一击。默克尔曾哀叹马克隆前任弗朗索瓦·奥朗德的软弱无能，但现在情况不同了（the shoe is on the other foot）。马克隆大胆的重塑欧洲的计划建立在法国与德国重新合作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德国伙伴愿意承担必要的政治风险，他很难推进改革欧元区的计划，并在移民、国防和其他对德国本身很重要的问题上寻求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合作。

如果马克隆要取得进展，他不得不更多地与其他欧盟领导人进行临时的联合。他可能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来实现他雄心勃勃的重塑欧洲政治的计划。但是，他最终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是柏林的过渡期尽早过去，而默克尔的继任者将更加勇敢地支持欧洲。

后德国时代的欧洲危机

前西班牙外交部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乔治敦大学客座讲师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强调，在联合执政谈判破裂后，无论德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以强势的姿态推进急需的欧盟机构改革。危险的地方在于，欧盟将维持现状，而这是欧盟无法承受的结果。

帕拉西奥分析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德国问题”——如何遏制一个规模庞大、生产力发达、处于欧洲地理心脏的德国——引发了无数的忧虑和浩大的战争。今天，随着组建新政府的谈判破裂，这个问题被解决了，然而欧洲的领导人们担心的却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德国丧失足够的领导力引导和捍卫欧洲。

自“二战”以来，原先“德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欧洲机构中安顿这个国家。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到创建欧盟和欧元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法德轴心”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

到了21世纪初，德国已经克服了两德统一的挑战，并在欧洲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2005年对欧洲宪法草案的投票折射出，法国对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态度暧昧。由此，德国崛起的时代开始了。

正是德国推动了欧盟的“第五次扩张”——2004至2008年间，10个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然而，正是全球金融危机真正巩固了德国作为欧洲领导人的地位。欧洲理事会引领了这一反应，德国总理默克尔无疑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

在随后几年中，德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法国的领导地位持续下降。其他有影响力的力量也退出欧洲大陆：不仅是英国脱欧，长期以来支持“美国治下的和平”（the Pax Americana）的美国也开始将注意力移出欧洲。而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欧洲的重心牢牢地掌握在柏林的手中。

与此同时，危机接踵而至，德国领导了所有的危机应对。除了金融危机，欧洲还面临严重的移民危机、安全危机和扎根于俄罗斯的复仇主义（revanchism）。但默克尔的领导地位并不总是被歌颂，尤其是在移民危机的背景下。相反，它加剧了南欧的经济危机和东欧的地理脆弱性，也导致了德国自身的挫败。

尤其是最后一种趋势让德国在欧洲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在过去的18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德国的领导层变得越来越转向国内，很大程度上导致了9月份的联邦大选结果。因此，关于欧盟未来的基本问题——英国脱欧、移民政策、防务合作、银行业联盟，还有最重要的欧洲机构改革——都基本上被搁置。

默克尔本来的想法是，一旦赢得第四个任期，她就可以撸起袖子，推动欧盟急需的机构改革。但是在选举后两个月，欧洲仍然在苦苦等待。

尽管默克尔确实赢得了第四个任期，但它的影响力却远不如预期。她的基民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不得不与亲商业的自民党以及绿党展开旷日持久的联合执政谈判，每一场谈判都给欧洲带来不同的议程和愿景。

即便是最好的情况，假定的联盟也只能维持这种已经持续了两年的狭隘、求稳的路线。但情况比这更糟糕：联合执政谈判已经破裂了，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长期的不确定性。如果没有真正的紧急情况刺激德国采取行动，那么，欧盟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那就是维持现状，而这是泥足深陷的欧盟无法承受的后果。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隆出人意料地当选法国总统，曾经激起了复兴“法德轴心”的希望，为乏善可陈的欧洲计划注入急需的活力。但是，尽管马克隆说的都对，而且目光长远，但法国并不能独自推进欧洲的大胆愿景，尤其是它同时还得推行至关重要的国内改革。德国仍然是法国不可或缺的欧洲伙伴。

没有德国，欧盟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不能束手等待，幻想德国突然决定恢复其领导地位。相反，它必须像“二战”后那样正面解决德国问题，积极地在欧洲计划中重新定位这个国家。

然而，与此同时，欧盟必须做出一些更加根本的改变。当一个新的德国政府就位时，欧盟应该为2019年6月欧洲议会的选举和新欧盟委员会的选任做好准备，这将让欧盟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除非欧盟改变其路线，否则它注定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不敢出一口大气。永远的政治波动不可能建立美好的未来。 

来源：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 编译：卢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