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在今天：末世危机背后的人性世界

原创 凌岚 花城

编者按

2017年，一部美剧《使女的故事》在“葫芦网”热播，怒怼公开歧视女性、反对女性平权、退潮到保守父权社会政策取向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该剧翻拍自加拿大女作家写于1985年的同名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随着《使女的故事》在全球的流行，阿特伍德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如今人们想到阿特伍德，就会想到剧集中激动人心的画面：一群圈禁在红袍和宽帽下的女人，愤怒地喊着口号，手中的石头砸向一个男人。

近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1973年“罗诉韦德案”，自此取消宪法规定的女性堕胎权，这一裁决颠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挑战现代美国的生殖自主权。在《使女的故事》被重新反复回味的今天，《花城》邀您共读作家凌岚旧文，探索以“末世危机”为题材的欧美反乌托邦小说及影像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和人性世界。

凌岚，本名谢凌岚，199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美洲《侨报》、腾讯·大家及《花城》“域外视角”专栏撰稿人，曾翻译《普拉斯书信集》。获2016年腾讯·大家“年度作家”奖，首届纽约法拉盛诗歌奖。现居美国。

图 | Toshiko Okanoue

欧美媒体及影像中的末世景观

文| 凌岚

一大波反乌托邦小说同时集中出现在市面上时，其景可惊。反乌托邦小说的特殊性，跟色情小说一样，若蜂拥出版，太多了荒诞味和游戏味，令读者惴惴。西蒙娜·波伏娃为《索多玛120天》写的长前言，《我们一定要焚萨德的书吗？》，提到这部法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色情巨著与时代的关系，大意是风雨如晦，人心惶惶又无处安放时，便会出现“奇书”，《索多玛120天》是一个例子。文学创作与时代人心之间互文交错的规律，被研究《金瓶梅》和明嘉靖朝代的关系时再次验证。注意波伏娃并没有简单地给《索多玛120天》贴上“腐朽作品”这种常见的标签，也没有说“腐朽作品揭示了腐朽的时代”这种直接的因果关系，烂树并不结烂果子，烂树不结果子这是常识。

奇书出现的背后复杂的社会根源，文学与社会更多的是隐喻而不是直接“反映”的关系。所以《红楼梦》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失宝玉通灵知奇祸”，怡红院里枯死的海棠十一月开花，贾环赋诗说“人间奇事知多少，冬月开花独我家”，这两句歪诗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觉得不讨喜，命佣人剪一块大红绸子披在树上“镇妖”。在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反乌托邦小说，到底是这吐槽不慎的贾环，还是回光返照的海棠树呢？他们应该是地底深处、矿井里的金丝雀，最先嗅到毒瓦斯的味道。

2016年到2017年美国出版的多部反乌托邦小说，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奇观，值得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考量。另一方面，反乌托邦虚构类如今已经跟玄幻小说中的平行世界，假设历史（又叫替代现实），女性主义文学等文学类型交汇重叠，互相借鉴题材；在纸媒已死或者将死，影像为王的现今，反乌托邦文学在纸媒中流行，已经比视频影像中的反乌托邦电影和网剧晚了若干年。

网络流量技术在2014年有一个技术性突破和飞跃，那之后靠流量传播的各种网剧繁荣如雨后春笋，一直是互联网风投的高热点之一。这种高投资高需求下，过去的几十年反乌托邦文学的作品，都旧酒装新瓶地挖掘出来，最著名的例子是亚马逊拍摄菲利普·迪克的小说《高堡奇人》，讲述了一个替代现实故事：德国和日本打赢了二战，美国被德国和日本分割而治，美国本土上开始抗战抵抗运动。《高堡奇人》第一季于2015年试播，亚马逊选择这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玄幻小说拍摄流量剧，可以说是有强烈的政治现实焦虑背书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摇摇欲坠的国际地位，自由民主政治理念代表的意识形态面临困境，《高堡奇人》投影出美国何去何从的焦虑。

△《使女的故事》剧照

今年视频网站“葫芦”（HULU）拍摄的《使女的故事》，翻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于1985年的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对美国当届总统反女性反平权，退潮到保守父权社会的政策取向是一个极有趣的镜像。

而已经播出了三季的英国剧《黑镜》，基本囊括当今一切社交媒体的奇葩现象，包括一次极重口味的直播，实时社交点赞积分，人体芯片植入技术（在视网膜上）……那是一个被新媒体侵占的技术反乌托邦，一个流量无处不在的“1984”。

回到反乌托邦小说的历史，追根溯源。乌托邦（Utopia）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原意是“子虚乌有的地方”，最早在1526年，英国作家、神学家托马斯 摩尔虚构了第一个乌托邦故事，这是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岛屿，远在海上，遗世独立，外没有强敌，内国民和谐。1726年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其中有一个小岛拉普塔，岛上有一个“拉伽多学院”，按照当时欧洲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经世理念，拉普塔是智者管理的完美小社会：智者们在仰望星空思考人类命运之余，还发明了把卵石改造成针插，成功培育出没有毛的绵羊，发明出不需要词汇的语言等等精致的文明奇迹。拉伽多学院是斯威夫特对当时英国知识精英阶层的戏仿和调侃。《格列佛游记》行文间明显的反讽意味，使这个理想国在语境上随时有翻转坍塌的危险，乌托邦小说预言了反乌托邦作品的诞生。

果然《格列佛游记》出版后，反乌托邦（Dystopia）一词诞生，它的本意是“一个人人不开心的地方”。乌托邦是人类社会进步美梦成真，反乌托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噩梦。乌托邦是虚构的人类天堂，反乌托邦就是失乐园。这一正一反两个文类如同闪电和惊雷一样密切相伴相随，但乌云密布下的惊雷远多于照亮一切的闪电，反乌托邦小说出产量远多于乌托邦小说。

牛津大学最近出版了一本《反乌托邦文学史》（Dystopia：A Natural History ）。根据此书的定义，反乌托邦文学的定义可以是描写末日世界的文学，也可以是关于“后末日世界”，或者跟“末日”没有关系，但必须是人类努力营造出的“苦海”（用如今的网络语言，“自己给自己挖的坑”）。符合这个定义的可考证的最早反乌托邦小说是出版于1792年的《平等的岛屿》：写的也是一个遗世独立的海上小岛，岛民为了贯彻绝对平等的社会理念，最后放弃了房屋，所有人都住在岩洞里。1826年玛丽 雪莱出版的书《最后一个人》，写人类发展到2100年将灭亡于一场全球性瘟疫。不难发现，这本书是如今流行的专写人类在地球上灭绝的“灾难小说”以及“灾难电影”的鼻祖。影视文化中“灾难片”现在已经是很卖座的类型片了，电影《终结者》《异形》《2012》《明日帝国》《十二猴子》《天地大冲撞》……这些灾难片借助高科技酷炫的制片技术、动作片般的打斗场面等因素，把一个濒临灭绝或者已经灭绝只有少数苟延残喘的人类未来图景呈现给观众。

二十世纪初的反乌托邦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时代开始为界，基本都是政体讽刺。冷战开始后的反乌托邦小说，以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整齐划一为讽刺对象，核冲突的阴云也密布着敏感的写作者。安 · 兰德写于1957年的作品《阿特拉斯耸耸肩》荣登《时代》杂志畅销书榜，总销售超过八百万本，这本现实主义作品也被评论家归于反乌托邦小说一类。这本经典再次回到读者的阅读视野中，是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亚马逊卖出几十万本《阿特拉斯耸耸肩》。

△《阿特拉斯耸耸肩》电视剧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读者并不熟悉的一本经典反乌托邦小说《华氏451度》，1953年出版，出于美国作家雷 布莱德伯里之手。它的故事发生于未来美国社会的书籍管制，具体的办法是焚书。社会上消防队的工作不是灭火而是放火烧书，并且负责搜捕私藏图书的不法分子。其中一个消防队员出于好奇而偷书阅读，最后变成一个热爱图书的藏书家，反水后被迫逃亡。他加入爱书人的地下营地，为保全图书最后靠人脑死记硬背，口口相传，使人类文明得以流传下来。

布莱德伯里怕是没有想到他虚构的烧书运动，不期然在半个多世纪后被智能手机和新媒体技术实现，纸媒已死，纸书式微，人人变成看手机的低头族。《华氏451度》的情节给以后几部末日电影提供了灵感。比如其中的一个盲人情节，化身在电影《以利》Eli里，末日世界的人类留存的唯一一本书，是盲文书写的《圣经》，这本书的保存者是一个神秘的盲人先知以利，他将整部圣经默记于心。电影《以利》故事的另外一个文本灵感来自于《圣经》：“以利亚”是《圣经》中最著名的先知，弥赛亚降临，人类被拯救前的预言者。这种多个文本互相影响和叠加的思路，用伟大的理论家布鲁姆的话就是“影响的焦虑”，仿佛河流之纵横交汇，史前之水与现今之水之间循环往复。

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退到保守思潮，尤其是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反乌托邦文学第一次出现女性主义反乌托邦这一个新类别，这个潮流是由1985年出版的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开创。这部作品既获得当年的布克文学奖，又获得科幻小说类的“星云奖”，作者阿特伍德自己却坚持它不是科幻作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入主白宫后，《使女的故事》被拍摄成网剧连续剧在“葫芦网”播放，怒怼公开歧视女性，反对女性平权的新总统。

《使女的故事》写的是一个并不遥远的未来，民主制度被原教旨神权打败并取代的美国，只剩下阿拉斯加一个州在苦撑，美国星条旗上的星星只剩下一颗，那里是自由女性抵抗运动的基地。在绝大部分美国土地上，女性按照其生理功能被严格区分，并按职能统一服装：一部分是做粗活的厨娘佣人（棕色服装），一部分是做花瓶太太（海蓝），还有一部分是被称作“使女”的生育机器（正红色长袍突出腹部，白色的阔边软帽遮脸）。女性同性恋者和单身逃跑者如果被抓住都会被公开宣判惩罚，刑罚是挖去一只眼睛。而这个掌管这个神权世界的男性们，似乎都患不育症，为传宗接代，很有必要拥有多个“使女”。《使女故事》在原创上并非孤立，它直接受到十九世纪的小说，哈德蕾·雅克布的《一个女奴一生中的偶发事件》的启发，“影响的焦虑”原则再次印证。

《使女的故事》至今一直列入美国高中书单，反乌托邦的故事叙述跟青春期反叛有天然的搭调，对权威的蔑视，对成年人世界的不信任，欧美青少年跟反乌托邦文学一拍即合。谷歌公司初建时两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打出“不作恶”为立业之本，这种乌托邦式的口号本身就是以硅谷青春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怒怼成人世界的作恶作假。

反乌托邦故事以少年人做主角，早在1954年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就开始了。《蝇王》再次使用反乌托邦主义文学传统中常见的孤岛主题，让一群没有文明约束的少年人自治生活，让纯洁青春的传说在独立生存中剥落，显露人性的残酷真面目。《蝇王》在美国中学被用作英文课的教科书，是中学生必读的经典。

可以说初版于2008年的《饥饿游戏》三部曲，把青少年文学中的反乌托邦主义推向顶峰。《饥饿游戏》这个失乐园是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这部书的出版几乎和金融危机后的“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同步，可见《饥饿游戏》触动多少年轻人的心病。

这部长篇小说一经面世就长时间居畅销书榜首，被翻译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流行，“触电”后拍摄好莱坞大片轰动一时，配合电影的还有电子游戏。《饥饿游戏》的成功让美国青少年小说类迎来了一个反乌托邦主义的春天，一茬又一茬从12岁到18岁的少年人，青春期阅读都是在对世界的噩梦式解读中度过。加上纯文学作品《蝇王》《使女的故事》长期被列为美国高中生的必读书，可以说美国青少年青春期文学教育，反乌托邦文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它对美国80后、90后一代的三观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视的：反乌托邦文学对相对性、游戏性的崇拜，对既定正史价值观的本能怀疑，正是组成如今美国流行文化的基本色，说白了，我们现在所目睹的街上之流行，就是二十年前已经潜移默化开始的文化播种。

另一方面，《饥饿游戏》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出版商看到反叛都可以被迅速消费化，反乌托邦文化变成快销品，这种成人世界的商业阳谋让《饥饿游戏》的先锋性和反叛性彻底枯竭。而“不作恶”为立身之本的谷歌，市场占领达92%，变成全球独一份的搜索引擎，巨无霸的互联网巨头。《饥饿游戏》之后反乌托邦主义文学暂时失去了它颠覆性的机锋，一切都是熟悉，一切都是套路，写作者必须另寻灵感。

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现实的荒诞性再次进逼文学，一时间《1984》荣登亚马逊畅销书榜首。对于美国很多知识精英来说，特朗普做总统让噩梦成真，《1984》再次变成一种现实：一个从未有从政经历，满嘴跑火车，公开说女人上职场是疯狂的地产开发商居然获得多数州选民投票，当选美国总统了！现实的戏剧化让虚构小说黯然失色。2016年是小概率事件年，原本近乎不可能的事件层出不穷，“黑天鹅”一只还不够，多到可以组成“黑天鹅湖”。

一方面是宏观环境的种种衰相：总统大选的种种荒诞，全球范围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反恐怖战争的离奇残酷，地球村日益加剧的社会贫富悬殊，全球变暖，自然环境恶化，末日洪水的警钟不停；另一方面，互联网科技，基因工程技术，新能源开发，民用航天等领域的井喷式革命，开始让人类这种生物种系有走出地球的技术可能性……所有这一切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在发生着，这是文学和与之关联的影像故事必须面对的现世景观，文学这只时代的金丝雀，面对“黑天鹅湖”，祭出反乌托邦文学——这两年反乌托邦文学在英美纯文学和影像中大行其道，也就不奇怪了。

在2016年出版的小说中，赢得年度十本最佳小说评选，佳评如潮的《地下航空线》（Underground Airlines），是一个集多种文学类型的反乌托邦小说，也是一个“假设历史”的玄幻小说。它的故事构架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南方黑奴逃向北方的“地下火车”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上，敷衍出的却是因为贫富差距悬殊，黑人无处可逃，永陷于贫困这种隐性奴役的故事。

《地下航空线》对美国南北战争一个关键历史环节进行修改，作者让林肯在1861年总统就职前就被刺杀，南北战争并没有爆发，南方奴隶制最盛行的四个州，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卡罗莱纳跟联邦政府达成妥协，让奴隶制在这最顽固的四个州得以保存。在那里，取代奴隶主和庄园种植经济的是更严酷的上市公司，完全没有政府监管和法律约束，这些公司雇佣更多的黑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更加高效地压榨和管理奴隶（听着多么熟悉啊！）。南方四州的黑奴想要获得自由身，坐“地下航空线”的飞机飞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却发现那里的黑人住在脏乱差的福利楼里，与世隔绝，没有得体安全的住房，低收入，黑人孩子上差学区烂校，依然是社会上的贱民，经济贫困让阶层固化，解放黑奴变成一句空话，无论到哪里都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无论这种奴役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

《地下航空线》横空出世，打破了过去十年来反乌托邦小说被青春小说垄断的狭窄局面，再一次把美国的社会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比如贫富差距，用“替代历史”的玄幻手法推到读者面前。《地下航空线》的溢出效应，是在2017的前半年，美国出版界同时推出四五本反乌托邦主义小说，在这些书中，现今全球的任何一宗危机或者困境，你几乎都可以在反乌托邦玄幻小说中找到文字镜像：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环境恶化；朝鲜的核威胁——地缘政治；民主政治式微，民粹主义政治取而代之——西方政体困境；女性主义话题，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文明……脑洞大开的玄幻叙述，反而跟最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一样贴近末日世界图景，这是多么悲哀的事，似乎只有反乌托邦主义文学才能跟现实的荒谬性抗衡，古典逻辑已经不足以解释现实的乖谬。

以小说NK3为例，作者麦克尔·托金（Michael Tolkin）。题中的字母是小说中朝鲜化学武器的代号，正是这个化学武器打击了美国绝大部分人口，损坏了人的大脑，让上亿的美国人失去思辨和基本逻辑推导能力，智商水平近似于白痴。故事的主人公赛思·开普勒是一个儿科医生，主治儿童癌症。化学战发生时他正坐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停机坪的一家新加坡航空飞机上。化武打击后开普勒医生大脑一片空白，失去了原有的理解力，无法理解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对世界的理解线索来自于座位上遗落的航空飞行杂志，试图通过杂志上的图片和文字拼凑出过去的正常世界图景：名人采访，航班目的地的风景游记，电影和汽车评论，化妆品和小电器的广告，购物的折扣券，甚至万圣节手工制作小贴士……他乘坐的航班飞机其实一直停在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并没有起飞，但是飞机里的乘客已经不是原先的智人。

今年春季这一大波反乌托邦小说的基调都是这种忧心忡忡的悲观主义，政治，经济，科技，种族……没有一处希望。《使女的故事》作者阿特伍德曾经说过：“令人悲哀的是，反乌托邦故事的可信度越高，读者对乌托邦故事兴趣越来越少，末世危机不再是虚构，而是人们心中的未来。”反乌托邦文学给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恒久静止的历史时刻，就像那架一直停在地上，永远不能起飞的客机。

全文刊载于《花城》2017年第5期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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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他们是失踪者，也是西西弗/何平

睡在树上的鱼/黄立宇去南京见一个叫张芹的女人（外一篇）/朱庆和

诗歌星芽的诗(六首）/星芽

散文随笔纸上旅行之四——西湖，世事如梦/蔡天新

原标题：《《使女的故事》在今天：末世危机背后的人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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