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住在建业里③｜居民食堂：大家庭的味道

1966年到1973年，我家住在建业里。大约三、四年级时，我转学到建业里马路对面的岳阳路小学上学（现在的建襄小学）。也就在这段时间，我曾在建业里的居民食堂搭伙，那时在食堂里吃饭都叫搭伙。现在回想那段时间，无疑是我小学阶段最自在的一段时光。

建业里居民食堂的一切，于今我都历历在目。

袁峰的建业里生活地图。 制图 刘筝

老宅

当时，实行做六休一制，我家是双职工家庭，我每星期六个上学日的一日三餐，是最让父母烦心的事。好在，建业里有居民食堂，母亲和她药房里的同事都在那里搭伙，于是我就跟着母亲到居民食堂搭伙。

.建业里马路对面的岳阳路小学（现为建襄小学）。 袁峰 摄于2012年

居民食堂开在建业里西弄，在建国西路西弄口沿街的那三个石库门里。推开中间那扇黑漆漆的石库门，穿过小天井，跨过落地门窗，进入原来的客堂间，就是居民食堂了。

那时，客堂间已经改成居民食堂的饭厅，客堂间的中间用木板分隔成前后两间，在分隔的木板上装两块大玻璃，玻璃上做了两个窗孔，一个窗孔卖饭一个窗孔卖菜。在窗孔里，两张大条桌摆成丁字形，在东面靠墙的地方放两个家常碗橱，里面放着清洗干净的搪瓷碗碟，那就是食堂卖饭卖菜的地方。

在木板分隔的外间，东西两面墙上，各开了一个通往隔壁客堂间的门，在两边客堂间里放了许多杉木的长条木桌凳，我们买了饭菜就坐在那里吃。刚开始，新的桌凳是煞白的，散发着淡淡的木香，用了一年多后，厚实的木桌凳泛出了亮酱色，有了些老宅的味道。

夏天的时候，食堂阿姨会把三间客堂间的落地门窗打开，在每间的桌上放一台摇头电扇。记得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为了通风散热，阿姨把对着建国路的三个石库门都打开了。

到了冬天，食堂的三个石库门与落地门窗全部关紧，还在饭堂中间放一只煤炉，烧一壶开水，吃饭的人从寒风中推门进来，立刻被满屋的暖气包裹得结结实实，阿姨把居民食堂弄得很有居民大家庭的味道。

建业里西弄外，前3个石库门为曾经的居民食堂。 袁峰 摄于2012年

菜谱

食堂的菜谱是用白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每天大概有十来个菜。中午的时候菜是齐全的，卖完一个菜，食堂阿姨就跑出来拿抹布在小黑板上擦掉一个菜名，到了晚上，小黑板上的菜就剩下不多了。

居民食堂的菜，都是家常菜，荤菜几乎不会大变，素菜则会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开饭前，食堂阿姨先把菜打好，在一个个搪瓷的小碟子里铺上一层素菜，叫菜底，在菜底上面盖上荤菜。这样荤素搭配好的菜碟，就像现在的套菜，在点菜窗口后面的大桌子上码放停当。

中午是吃饭的高峰，买菜买饭基本是要排队的。那些预先打好的五、六种套菜，虽隔着玻璃，来吃饭的人还是一目了然，排队时已经看好了要点的菜，排到窗口时只要说一声“我要大排青菜”或者“卷心菜大肉”，阿姨就会飞快的把碟子递给你，然后把准备好的菜票塞给她，效率很高。

其实，那时的物质很匮乏，食堂里常年就是这些菜，大家已经惯了，很少会有人另外点菜。另外点菜的人，多是生活更窘迫的，他们吃饭不要荤菜，只点两个素菜下饭。曾听说，当时最节俭的人，每天中午只吃一碗一分钱的菜汤，和一碗米饭。

那时，如果一个人吃饭点两个荤菜一个素菜，那会引来许多目光的，这样做的人极少。只有偶尔带小孩子来，或者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才会另外加菜。或许这样点菜数量多了一点，速度慢了一点，也避开许多目光。总之，另外加菜的时候，一般会避开吃饭高峰的。

建业里西弄外原居民食堂位置。 袁峰 摄于2012年

居民食堂的荤菜，也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而小黑板上那些常年不会被擦掉的荤菜基本就是“经典老菜”。在我记忆里，建业里居民食堂的“经典老菜”是红烧大排、红烧大肉、油面筋塞肉和三角油豆腐塞肉。有时，也会有惊喜出现，比如我特别喜欢的面拖大排，清蒸、红烧或干煎的小黄鱼。当然，一看到这些美味，我先要盘算口袋里的菜票够不够。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建业里居民食堂“经典老菜”的菜价，红烧大排0.16元，红烧大肉0.14元，三角油豆腐塞肉0.07元，油面筋塞肉0.05元，素菜底0.03元。

我吃饭时的基本配置是，红烧大肉加时素菜底，或三角油豆腐塞肉加时素菜底，或两个油面筋塞肉加时素菜底，然后加一碗菜汤，二两饭，菜汤是一分钱。我基本不吃大排，因为母亲说过，大排最贵，还有骨头，勿格算。

阿姨

去居民食堂吃饭，第一次是母亲带我去的。因为我们学校的作息时间与母亲单位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刚开始，对于一个三、四年级的男孩子，点菜算钱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我会站在小黑板的菜谱前，仰头看好久，又到卖菜的窗口踮起脚向里面探视，然后再回到小黑板前，反复几次仍然不知所措。因为小黑板上有个别字不认识，就去看小碟子里的菜，这样来回进行对照，手里拿着母亲给的每天两餐三毛钱的菜票，在心里颠来倒去地盘算不过来。食堂阿姨笑了，从窗口探出头来给我出主意。

食堂的阿姨，也住在建业里，那时独自一人背着书包来吃晚饭的小学生只有我一个，阿姨对我就特别关照。以后，吃的次数多了，时间长了，我也就看懂小黑板上的字，学会点菜算账了。一般，我会按照阿姨的安排，中午少吃点，晚饭吃好点。

在记忆中，吃晚饭是比较温馨的。放学后，我先在同学家做好功课，然后去食堂吃饭，阿姨常常会留着我喜欢吃的红烧大肉，菜碟子里除了一块大的红烧肉，下面还盖着好多小碎肉，她会在我的饭里浇上一勺肉汤，再免费送我一小碗素菜汤。那时，每天有这样一餐，心里是满满的幸福。

食堂高大沉重又黑漆漆的石库门，奋力推开时那声低闷的吱呀响，随后那股扑面的饭菜香味，食堂阿姨俯身对我说话时的柔声与笑脸，打菜盛饭的金属碰撞声，食堂家常菜诱人的色彩和鲜美，以及饥肠辘辘背着书包的我，至今都历历在目。

建业里西弄外原居民食堂的大门。 袁峰 摄于2012年

年历片

建业里的老邻居中，帮父亲养鸽子的小弟是我家最熟知的。在小弟家的对门，底楼后厢房里的侯家，也是我常去串门的地方。侯家哥哥与小弟同龄，妹妹比我小一岁。侯家爸爸是个北方人，比较沉默寡言，每次见到我，他总是慈眉善目的笑着，轻声细语的与我聊上一、二句。

1970年代，上海最流行的东西是一年一度的年历片。年历片是当时一些特大型国企在每年年底特别印制，分发给职工的一种兼有广告与福利功能的印刷品。年历片演变若干年后，发扬光大晋级成为挂历，走进千家万户。

当时的年历片大概与今天的身份证一般大，一面印的是精美的图片，另一面印的是年历，一套多张。还记得当年曾有两套年历片受到特别追捧，一套是“茶花”，另一套是“中波远洋轮船公司”的远洋轮照片。

自从有了年历片，每年的年底年初，在大光明电影院对面，人民公园外那段人行道上，年轻人自发形成了一个交换市场。那时，一些比较差劲的年历片，要二、三十套才能交换一套“茶花”。

我的学生时代，马路上车少，坏人也少，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散养状态。也是一个寒假，我在大光明电影院对面看热闹，看看那些人手里的年历片煞是诱人，而自己手里一张也没有，无趣之后，闲逛到大光明电影院的隔壁。

侯家爸爸

大光明电影院隔壁是家点心店，点心店的大门旁是个大灶台，灶台上的大铁锅里正在煮水果羹，而手里拿着大铁勺在煮水果羹的人，竟是我家的邻居，那个轻语善颜的侯家爸爸。

我踌躇了好一会，待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才怯怯地叫了一声“侯家爸爸”，心里颇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兴奋。侯家爸爸惊讶地看着我，非常担心地问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说，外婆家在大沽路，走过来很近。侯家爸爸这才放下心，他双手在布围腰上反复擦着，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忽然，他对我说，你不要走，等我一下。我看到他一路小跑着，到账台对里面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从他们手里拿了一个东西又跑了回来。我看到，他手里拿的是一张小小的粉色票子。他回到大锅前，拿起一只碗，用大铁勺盛了满满一碗水果羹。他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走到店堂里的一张桌子前，弯腰轻声对我说，你就坐在这里把它吃了吧。

当时，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我不能吃，自小受的家教就是不吃人家的东西。我依然怯怯地抬头对侯家爸爸说，我不吃，然后坚决地转身走向店外。走出店门以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侯家爸爸两手直直地垂在两边，呆呆地看着我。

南京西路228号，原“人民饭店”，我邂逅侯家爸爸的地方。 袁峰 摄于2017年

我没有说一声谢谢，决然转身离开，侯家爸爸看着我远去，一碗满满的水果羹还在桌子上冒着热气。这一幕，许多年后还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我有愧于侯家爸爸。

那以后，不知为什么，我再也不敢直视侯家爸爸那张慈祥的脸，也不常去侯家串门了。时隔不久，我家就搬离了建业里。

至今，建业里，还有建业里的人和事，全都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