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十九大报告这一标点符号改动意义深远

11月2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第十届新浪金麒麟论坛上解读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他谈道，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标是一个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重大判断，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表示，十九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新部署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和”改为逗号。他称这一修改具有深远意义，进一步宣示了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和立场。

杨伟民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提出分两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做出了新部署。

“新思想、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新部署，这五个‘新’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重点内容和主要亮点。它们的内涵十分深刻，逻辑完整、严谨。”杨伟民说，“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的灵魂，是十九大报告的主线，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新部署都是依据新思想来展开的。”

杨伟民表示，“新时代”三个字有其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带有质的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新思想带来新变革，新变革迎来新时代，新时代又呼唤新思想，新思想将引领新时代。”杨伟民说。

杨伟民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十九大召开这一天才到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基础上逐步转化的，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上逐步转化的。一方面，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最近几年我国产能严重过剩尤为明显，不少领域的产能或产量已经达到消费的峰值。“这些情况表明，修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矛盾必须用新的思想才能解决。”杨伟民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求我国的发展要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总书记还身体力行，亲自组织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垃圾分类、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养老院服务质量、规范住房租赁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杨伟民指出，总书记做这件事就是要给各地区、各部门做出一个榜样，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来推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而不要眼睛只盯住6.5%的增长目标。

杨伟民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新目标之所以“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其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勾画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第二，把原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到2035年；第三，把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表述更加完整，增加了“美丽”，把原来的现代化国家当中的“国家”改成了“强国”；第四，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标。

杨伟民称，不再提GDP翻番的目标是新中国发展史上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次党代会，当提出新目标的时候，往往伴随着GDP翻番类的目标。这次，不在提GDP翻番的目标，是一个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重大判断。

杨伟民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经济发展的新部署，最重要的是两点，即高质量发展阶段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杨伟民还谈到了他认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新部署的三个亮点：

一是十九大报告在14条基本方略中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和”改为了逗号，现在的表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这一个基本方略层面的重大表述做出修改，显然有深远的意义。

“起草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是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反复推敲，一个逗号的修改看起来是很小的改动，但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个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是一项比一沓改革方案还要重要的重大改革。进一步宣示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和立场。对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带来长远的、深刻的影响。”杨伟民说。

二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没有变，但十九大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进一步聚焦到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方面。这就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主攻的方向，将成为未来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攻坚战，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这两大战役如果打下来，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三是将过去的“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改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看起来也不是两个字的改革，这一修改对今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对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等，都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是完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一项战略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