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朱联璧：海外历史研究的新趋势

本篇有意选取今年新读的四本译著来讨论，具有三点共性。一是原作出版时间大多较短，中译本大多在2017年面世，代表了海外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二是作品均有国际视野，或是直接呼应了全球史研究。三是学术性整体较强，但对非专业读者而言也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一、琳达·科利著：《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该书是琳达·科利的成名作，于199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在2003、2005、2009年修订再版，中文版依据2009年版译出。反复再版意味着该书历经近多年考验，依然被认为有阅读价值，常读常新。尤其，在苏格兰独立和英国脱欧两次公投之后，该书能对理解当下问题提供历史洞见，也是研究现代英国认同形成不可错过的专著。

科利在再版序言中称，该书的目标读者有两类，一类是关心18至19世纪不列颠史，且对民族主义、国家形成和认同感有兴趣的读者。另一类则是好奇或怀疑该国现状的人（第3页）。她希望能帮助读者摆脱长久以来英国历史课仅限于英格兰史的情况（这也是中文世界的读者不自察的局限），让读者能更为整体地理解该国历史，并在叙述中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下空间（第4页）。诚然，涉及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都会言及他者，不列颠的历史也从不孤立于世界。因此，即便是一本谈不列颠历史的书，科利依然带有世界眼光。

译者将书名Britons译为《英国人》，但在正文中又把同一个词翻译成“不列吞人”（第41页）。这里表现出了有关词源和约定俗成的翻译的问题。Britons原意是指居住在不列颠岛上的人，狭义上是指称凯尔特人，也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该岛之前定居的人群。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在强调与英格兰人的不同时，会以本民族拥有凯尔特文化遗产为理据。Britain在中文里通常被翻译为英国，更确切说来是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简称。英国这个译法在晚清对应的是大不列颠王国中最有权势的英吉利王国，英吉利的本意是指和凯尔特人对立的盎格鲁人的土地，多少有盎格鲁中心主义的潜台词，矮化了苏格兰人、威尔士和爱尔兰人的历史和政治地位。

要改变约定俗成的翻译并非易事，盎格鲁中心主义也随着概念的使用而延续着。即便在其他场合以英国人翻译British并无太大问题，但在一部讨论不列颠岛上不同族群的多样化认同如何逐渐归流到不列颠性（Britishness）的著作中，以不列颠人对应British或许更为恰当（当然也会在British Empire这个术语上遇到新的问题），尤其译者已经将多数的Great Britain都翻译为了大不列颠。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要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语学术界才开始出现了对作为整体的、多样的不列颠性的研究，以及与之对应的英格兰性（Englishness）、威尔士性（Welshness）、苏格兰性（Scottishness）和爱尔兰性（Irishness）的研究。这是战后大量前殖民地移民到达大不列颠后学者对自身历史和归属感的集中反思，也是以科利为代表的学者在离开不列颠岛，身处异国他乡之时踏上了心理上的寻根之旅。

经典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学者认为，无论民族还是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催生了民族，时间上不早于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利的著作将民族的形成追溯到了18世纪早期，认可历史、血缘和文化的因素在不列颠特性的形成中依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就将不列颠性作为一种现代与前现代，文化与政治变迁的混合体，是对经典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一种发展，也是该书的核心学术价值所在。

二、彼得·伯克著：《知识社会史》（上卷），陈志宏、王婉旖译；《知识社会史》（下卷），汪一凡、赵博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该书上下两卷分别于2000和2012年由普利提出版社出版。彼得·伯克在前言中提及，前一本是他四十余年的研究心得，后一本是退休后为继续解答“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到达了现在这个知识大综合的阶段”而作的续篇（下卷第2页）。下卷付梓前，曾听过伯克讲述写作该书的动机与理念，意犹未尽。如今有中译本面世，自然不会错过。

上下两卷成书时间相隔12年，都是对卡尔·曼海姆讨论的知识社会学的回应。前一卷副标题为“从古登堡到狄德罗”，围绕伯克擅长的近代早期（1450—1750年）的知识史来谈。后一卷副标题为“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研究的时间段为1750年至2000年。伯克深知以两卷书的篇幅写作长达550年的知识史并不够，但他也无意呈现所有细枝末节，只想展现知识如何专业化的图景（下卷第3页）。他的留白与点到为止也让该书给予了后学充分的灵感。伯克还计划对上卷进行修订，将两册合为《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谷歌》。

伯克讨论的知识社会史源于知识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都·孔德和埃米尔·涂尔干，美国的托斯丹·凡伯伦，德国的马科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等，都对知识社会学有不同贡献，且德国学者最终将自己的研究命名为“知识社会学”。至20世纪60年代，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复兴，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莫顿等。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托马斯·库恩和米歇尔·福柯的研究以不同方式促进了知识社会学。在伯克的带领下，读者能在社会学的先贤祠里找到众多研究知识的学者，但在历史学领域，伯克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就只有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涉及了关于知识社会史的研究。他的工作便是进一步填补这一研究的空白。

伯克称，他有意将知识社会史首先在俄罗斯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的意义上进行“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ostranenie），也就是形成“一种间离效应，使熟悉的东西看起来有些陌生，使自然的东西像是武断的结果”（上册第2页）。不过，对不熟悉欧洲学术史的中文读者来说，知识史所涉及的人名和书名原本就足够陌生，可能会造成阅读上更大的困难，需要借助工具书来阅读。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社会史》的可读性和阅读体验不高。熟悉知识史的读者可能会惊叹于伯克将学科、学者、学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剥茧抽丝，以巧妙选择的个案与比较推进论点。不熟悉的读者可以借助伯克提供的各种标签、夹注和交叉引用，理解他的主要论点，也能读到不少名人轶事。

如何以不让人昏昏欲睡的叙事呈现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相互关联，对许多当代学者而言都是需要解决的。彼得·伯克的著作一直都以相对生动而轻盈的笔触和行文之间的密切呼应，吸引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知识社会史》是不以百科全书的面貌出现的知识史百科全书，为读者钩织出一张复杂的知识之网。

三、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著：《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该书于201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两位纽约大学的同事合作完成，获2011年美国世界史学会图书奖。作为一本深具美国全球史特色的作品，该书是面向不同年级大学生阅读的政治学教科书，探究“不同帝国运转的多种方式，并观察它们历经岁月置身种种境况中所做出的无数努力的程度与局限性”（第2页）。对于非专业学者而言，无论内容的呈现形式还是知识的深度都相对友好。最后还附有作者提供的推荐读物清单，可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

与英语世界许多以西欧国家及其帝国为研究起点的帝国史学者不同，伯班克以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见长，库珀更关注的是非洲的劳工，以及非洲对西欧帝国的回应。因此，有关上述两个空间中的讨论最见作者功力。而本书的时间起点是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和中国，作者认为二者都是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长久的衡量标准。终点是20世纪中期欧洲帝国大量解体，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

该书讨论的内容凸显了过去十余年来欧美对帝国史研究的新立场，即采纳比较、关联与互动的视野，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并结合了对正式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的讨论，探究催生帝国的动力。具体而言，全书比较了帝国间的差异，帝国的中间人（或可称为合作者、代理人），帝国的冲突与转型、对帝国的想象和帝国的军力。但相比近来许多帝国史专著围绕帝国的物质观念和文化层面，伯班克和库珀聚焦于更传统的研究的重点，即政治。对于关注帝国如何统治的读者而言，相信能读到不少新颖的分析。

四、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该书于2014年由W.W.诺顿出版社出版。作为一本轻薄小巧的史学史研究，亨特在超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实践之后，以过来人的身份为读者讲述她所见证的20世纪70年代（即全球化时代）之后种种“主义”对史学的影响，和历史研究的种种“转向”，解答为何全球化再度成为历史著作的写作热点。以出版通俗文学和大学教科书见长的W.W.诺顿出版社会选择出版亨特的这部作品，大抵是认可这部书的目标受众不限于专业读者。

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亨特选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三组关键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文化理论冲击了此前的四大史学研究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年鉴学派和美国的身份政治（第10页）。二是历史书写的对象跨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发展出了跨国史和全球史，尽管真正的全球史依然凤毛麟角（第50页）。三是对自我和社会的重新定义，并扩展到了新神经史和涉及人新世（Anthropocene）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处于主导地位之后带领地球走入的新的地质时代，关注人对地球环境的影响。

亨特选取这三组问题可谓极为精准。即便不是包罗万象，但对宏观上把握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内部出现的各种“新潮流”也有很大的帮助。她并未回避上述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存的不足，例如文化理论冲击传统四大范式的后果是新研究破有余而立不足（第30页），但对有志于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而言，不足便是进一步研究的空隙。

此外，关于译本有几点不解。一是译者为何不使用已出版的中译本所用人名译名，如将列维—施特劳斯译为莱维—施特劳斯（第15页），尽管总数不多。二是原著中不少引文均有中译本，译者并未说明是否采纳已有中译本及其原因。三是为何选用中文维基百科的信息作为译者注的信息来源，而非中英文著作。幸而，这些问题并不足以对阅读造成太大影响。

若亨特的小书激起了读者进一步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的变化的兴趣，还可以参阅2017年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理论手册》（南希·帕特纳与萨拉·富特主编，余伟、何立民译）。该手册被著名史家海登·怀特认为是同时适合专业学者和对史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的实用手册，以史学专业化以来的方法基础和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理论为起点，结合新兴研究实践，最后落脚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而若将亨特的小书放在伯克的《知识社会史》钩织的网络来理解，不同的读者大约也能续出一段不同的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