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不成问题的问题》导演梅峰：尝试和中国美学传统对话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作家老舍1943年的同名短篇小说，以抗战时期重庆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农场为背景，以个性迥异但又棱角分明的三位角色作为分段，瞄准人性弱点，体现人情社会的世态炎凉，农场是职场缩影，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影片将老舍笔触的分寸感和角色各自的悲剧性用接近荒诞的冷幽默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批判力道深厚，极具韵味，文人气质十足。

拍这部电影前，梅峰的角色还不是一个导演，他是娄烨的“金牌编剧”，《可真拍起电影做导演，梅峰的作品丝毫不见娄烨电影中浓墨重彩的凛冽风格，反倒是十分平稳圆融而从容。

谈及电影的美学风格，梅峰说，“其实我是教电影史的，所以还是对美学传统有点兴趣，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去做一个向古典美学靠近的电影，但是同时又不失去它的现代性，我就想试试做这样的一件事有没有可能。”

之所以选择老舍这篇作品，一方面，它是仅剩不多的还没卖出改编版权的小说，另一方面，梅峰在其中看到了老舍先生对于“国民性”的考量和刻画，“看似是调侃，幽默讽刺和批判，其实它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大的担忧。尽管七十多年过去了，但现在看小说里的人物还是非常鲜活，感觉就在你身边，每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影片的最终呈现上，黑白色调，极简古典，梅峰认为这种看似大胆实则合理的尝试符合影片本身的年代需求，“电影这个事还是要去找着适合这个题材本身的，赋予一个适合它的题材和形式。我心里面一直想的它就是个1943年的故事，那么用一套比较传统古典的，在美学上有中国传统那些特质的方法。”影片从头到尾采用单机拍摄，而且用的是1950年代生产的库克镜头，“现在的镜头太高清了，用库克画面会比较柔和，就像拿水浅浅浸染一样。”

《不成问题的问题》，被业界贴上了两个标签。一个叫“新学院派电影”，因为电影的创作班底，主创人员大多是电影学院的老师；一个叫“新文人电影”，以正统文学改编电影，导演传达知识分子的思考，这也曾经是中国电影在第四、第五代辉煌时期的优良传统。梅峰挺喜欢这两个标签，也觉得这两个标签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颇有意义。

【对话】

老舍批判中所含的担忧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澎湃新闻：你原来是学文学的，老舍肯定是学习当中很重要的必修课，改编他的作品之后对老舍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

梅峰：原来就是仅仅阅读，仅仅是在作品阅读量上，老舍人生的轮廓我也仅仅知道是一个大概，比如说早年是去英国留学，回国一段时间，后来在1949年前又去美国，后来又加入新中国的建设，包括后面人生悲剧等等，就是大概只知道这么一个很简单的线索，但是这次为了这个电影做很多准备工作的时候，就是要看大量的老舍先生当时的一些情况，好像对他人生的了解就更完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说到作品的印象原来就是就差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啊，他对于人间疾苦的观察，对于人性的这种观察，甚至对于社会对于时代映衬下的小人物生活的描述，我觉得都是让人挺感慨的，这个恐怕也就是艺术作品隔了多长的年代，你看它还是有魅力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说选择这个作品呢，也因为它跟老舍先生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它在那个大的抗战时期的社会背景里面，开始考量中国的国民性，在观察之后提出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他的批判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看似它是调侃，幽默讽刺和批判，其实它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大的担忧，这个担忧我觉得骨子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你提出问题，才知道要去怎么做。

澎湃新闻：之前交流说到过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权都卖差不多了，这一部就从来没有卖出去。从一个职业编剧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选择它，它是有一些难度，还是说它其实并不太符合改编的规则？

梅峰：对，难度太大了，就是不太好改，它篇幅不大，人物也很少，很难撑出一个电影的结构。其实比较来说，电影对结构的要求挺高的，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叙事结构。但相对来说空间也挺大的，就看你怎么发挥。

澎湃新闻：那这个片子里面有很核心的比如说人情世故这一块，你作为编剧，平时生活中对于这种人情世故的观察习惯是怎么样的？

梅峰：我觉得艺术或者文学的任务就是去表现人嘛，那它自然就带来了社会关系、伦理关系放在一个情景当中来考察，现实生活里面要带着这样的眼光形成一个心理暗示一样，不断去体会，体会人和人之间，或者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感，体会它微妙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比较职业的编剧每天的必修课。

澎湃新闻：很多人能通过电影看到自己，你自己有没有和里面某些人物的某些方面比较像的地方？

梅峰：我觉得起码从表面上看起来为人处事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也挺像丁主任的。

澎湃新闻：平时也是希望尽量哪边都不得罪，一碗水端平？

梅峰：是啊，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好的一面，但是你说这个好的一面，就像老舍先生的犀利和他的深刻一样，这个好的一面，它带来了坏的一面是什么，（比如）浮于人事，或者虚与委蛇，对很多事情你就漂亮话说尽了，但实际上啥都没做。但是我自己觉得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尽量往人家舒服的感觉去交往，但同时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从放映之后和观众的交流来看，我觉得这部作品提出的问题挺有当下性意义的，大家总说这是一个职场的故事，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就是当下性的意义，它能够实现这种在地感，就是把活生生的现实给你。

做导演是一次复古的美学实验

澎湃新闻：你原来和娄烨导演合作做编剧的时候，自己去原创一些故事，但是到自己做导演时反而去改编了一个别人的故事。

梅峰：我觉得给娄烨写一个当代作品，那还是让娄烨拍就可以了。我自己写一个当代故事，就非用另一个风格拍出来。选择老舍的原因，其实我是教电影史的，我还是对美学传统有点兴趣。在今天这个时代，你去做一个向古典美学靠近的，但是同时它又不失去它的现代性，做这样的一件事有没有可能？这是挺挑战的。

澎湃新闻：那这个更像是自己作为老师想想、练练手的，对自己教授的方向想实践一下？

梅峰：对，也是一种美学探讨，可能对我们来说电影更大意义上是艺术媒介和艺术形式。在我们做研究或者是做电影史、做理论时就大概都会把电影看成是一种媒介，一种艺术类型，我们不太会优先说电影是娱乐的，是文化产品，属性就是商业性，大概不太会倾向于后面说的这种观察介入的点。

澎湃新闻：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娄烨的御用编剧，你一直都只和这一位导演合作，但像真的到了拍片子的时候，感觉娄烨导演对你的风格也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你会一直都只跟娄烨合作呢？

梅峰：也是因缘际会吧。就是两个人从认识，做第一部作品开始一直到现在，在交流沟通上面也很舒服，然后娄烨也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人，说你这写的不行，你必须按照这样改。他给我发挥空间挺大的。我把自己的职业身份还是看成一个老师，编剧只是自己去做点事。我觉得可以跟娄烨一样用这种风格去做，而别人会觉得跟自己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就基本上没有其他人来找我编剧。所以也就没有想把自己往一个职业编剧的路上去发展。

“新学院派”和“新文人”电影

澎湃新闻：电影分三幕，好像围绕着不同的人物，镜头风格也有所变化，第二段镜头会比较晃，手持比较多，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梅峰：确实是有分别的。首先是丁主任这部分，这个人物处于能控制局面的状态，只不过有一点点不稳的风声，所以整体是比较平的，固定镜头比较多。接着秦妙斋部分动了起来，景别丰富了，因为他是整个故事的闯入者，是带来问题的人，把过去丁主任的平衡打破了。第三部分尤大兴这里，一个摇动镜头都没有，视觉上也暗下去了，都选在日落的时候拍，因为整体要沉下去，非常忠实地还原小说里这个人物的悲剧性。”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中的主创里面很多都是电影学院的老师，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拍片子和电影工业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会有什么不一样？

梅峰：工业体系我也不了解，我这么多年一直当老师。我们自己这个团队，我觉得效率非常高，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里面都是年轻力壮的人，正好是处于做事情正当年的状态，在美学上有清楚的观念和想法，配合的默契度比较高，前期也能拿出很多时间为这个电影来做筹备。两三个月的时间都一直在说用什么样的一种镜头语言去讲这个故事，包括服装造型，日常生活的这些情景还原到底怎么样的，做出一部有特点电影。就我自己了解到的信息来说，主创们在电影开机之前拿出这么长时间做沟通做准备，其实也是不常见的。大家都是在教学第一线，所以会对电影的一些美学的审美志趣等方面有更多的默契。

澎湃新闻：说到电影美学的部分，选择黑白的影调，那种很戏剧性的曝光，三幕式很工整的结构，这些是你觉得符合了这个年代背景的需要，还是你个人的电影审美志趣比较偏向于这个类型？

梅峰：当然不能优先地去渲染自己个人志趣，电影这个事还是要去找着适合这个题材本身的，赋予一个适合它的题材和形式。我好像一直心里面想的它就是个1943年的故事，那么就用那一套比较传统古典的，在美学上有中国传统那些特质的方法。

澎湃新闻：像这次我们注意到电影有两个提法，一个说“新文人电影”，还有说“新学院派电影”，对于这样两个概念你怎么看？

梅峰：这两种提法我都可以接受吧。从“新文人电影”来谈，那过去的电影，你去掉那个新，那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小城之春》，上世纪四十年代昆仑公司所有的一套，比如说再早一点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像吴永刚的《神女》，都是比较有知识分子气的，新中国那些大量的文学改编，都是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质在里面，或者说有知识分子的这种背景和身份的人投身于电影行业，那其实是中国电影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文人电影的传统。那么今天是不是做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了呢？我们就抱着一个做一点点跟中国美学传统去对话的角度，今天做这样的事是不是有可能。我当时请娄烨来电影学院看第一场，做那个媒体放映的时候，娄烨看了说这也是新文人电影，标签好像是从这来的。

新学院派也是一个道理，学院派是1980年代来的，第四代导演，就是第五代的老师们，郑洞天、谢飞、张暖忻老师，他们一边搞教学，一边搞创作。他们当时的创作像《青春祭》《邻居》，后来的《本命年》《香魂女》，这都是对中国电影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所以1980年代我们看到的就是有电影学院老师身份背景的导演，以自己的实践和创作和理论，形成了中国电影美学的一个方向性的坐标。

那么今天的电影学院，提出“新学院派”，有薛晓璐老师、曹保平老师，有他们的作品在慢慢产生影响。在今天这个市场行业里面，作为专业老师们的创作是不是有他们的美学上的代表性，或者是美学上尝试着去做一些新发现新探索。

澎湃新闻：这次做导演的经验，对于之后教学这一块会有怎样的收获？

梅峰：比如你在教学里面，就会将更多从实战经验获得的感受更多地分享给同学们，比如一个戏怎么样，在写剧本的时候就非常简练，不要拖泥带水，不要什么重要的信息不重要的信息都往上堆，生怕观众看不懂，其实观众高明着呢。有的时候可能想太多，就担心观众这担心观众那，那就好像有点问题，这个其实是这次拍电影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志去做导演，那你怎么样去跟主创沟通，比如说跟演员的工作，跟摄影师跟美术的工作，甚至包括跟作曲的工作，你怎么样去协调，怎么样从这些不同部门的主创们身上激发出他们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是需要技巧和交流性的，你不能像指派一个任务一样说“我就要这个，你就做去吧”。这个过程里面要彼此激发创造力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拍过片子以后跟学生讲起来更生动的东西。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从3月份开始就排在“即将上映”上面但一直拖到年底，等待上映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梅峰：那些网上公布出来的时间表是他们自己的推测，实际上恐怕也是出品方他们可能要同宣发去沟通，怎么把片子做得更好。但是我作为导演，我的工作一结束，后面就交给青影厂沟通了，可能也是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吧。当然期待上映的心情是很迫切的，所以那天一说宣布11月21号能上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因为终于付出那么多，这个工作最后在市场得到机会能被看到，这就是最开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