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淞沪抗战和抗日救亡运动是14年上海抗战的两翼

提及淞沪抗战，一般人们认为是指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11月2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的“淞沪抗战新论”学术研讨会上，原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唐培吉强调：“从上海抗日战争的全局而论，应该把这两次战争论定为狭义上的淞沪抗战，而广义上的淞沪抗战应论定是上海14年抗战。”

本次研讨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主办，与会学者们就近年来淞沪抗战研究的成果、进展与反思展开交流。

淞沪抗战研究不局限于两次战争

“上海14年抗战应该说是我们上海史学界的研究重点。未来学术界能否取得共识，使得我们对淞沪抗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两次战争？”在唐培吉看来，广义上的淞沪抗战是上海军民坚持14年的对日斗争，具有激烈性和残酷性、艰险性和持久性、全民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在政治上，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前期中心。在军事上，它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阵地。在经济上，它是抗日战争特殊的后勤基地。在文化上，它是抗战文化的发源地。在对外关系上，它是联结海外反法西斯国家与人民的纽带。每个方面，都值得我们更好地去研究。”唐培吉认为，上海可谓坚持14年对日斗争到底的英雄城市，完全可同西班牙马德里反对法西斯斗争相媲美，“上海抗日战争是中国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两次战争，上海14年抗战史还有很多内容值得深入。比如日军暴行。”唐培吉说，“这方面上海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非常残酷。日本法西斯自发动侵华战争后暴行无数，对上海尤甚。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在上海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日本不得不多次增兵到30多万，中国军队坚持作战达3个月，彻底粉碎了日本法西斯 ‘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使日本恼羞成怒，实施更残酷的暴行。”

此外，唐培吉总结上海抗战有三个亮点：一是上海抗战与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密切关系，两者同处于华中抗日战争的统一体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二是上海抗战时期是犹太难民的一 叶方舟，欧洲犹太人四处出逃没有去处，而上海人民却伸出了温暖之手，让他们在上海躲过了战争的劫难；三是上海抗战的国际性，几乎一切反法西斯国家、团体与人民都积极支援上海抗战，各国人士都亲身参加了上海抗战。这些都值得关注与研究。

“可以说，上海不仅有着震惊国际社会的两次淞沪抗战的著名战役，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了14年的抗日斗争。虽然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下，不少抗日志士英勇牺牲，但上海人民仍坚强不屈，而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上海人民的力量在抗日斗争中得到了发展，迎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上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著名英雄城市，闻名于世。”

上海抗战凸显海派文化内涵

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张云从海派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上海抗战的特征。在他看来，上海抗战是以两次淞沪抗战为主体的武装抗战和以民众为主流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上海抗战中两个既各具特色又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抗战的这两翼，不仅系统而全方位地凸显了上海和上海抗战在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更重要的还在于生动而深刻地折射了海派文化的内涵和特性。 ”

张云认为，所谓海派文化是以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上海区域性文化为基础，扬弃并吸收以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为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流派。“海派文化提倡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上海抗日军民始终贯彻的一条主线；海派文化展示的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城市风范，为上海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树立了一个联合抗敌的样板；海派文化的创新、智慧、灵活等品性在上海抗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应验。”

他举例，在灵活性上，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在斗争的方式方法上就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公开的与隐蔽的、红色的与灰色的，甚至还有直接打入日伪内部等灵活形式开展斗争。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红色情报专家潘汉年为例，从九·一八事变后，潘汉年就利用上海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理环境，编织了巨大的情报网络，派遣了像袁殊这样的多种身份在日本特务机关、汪伪汉奸、国民党军统、国民党中统和国际情报系统周旋应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又比如在创新性上，上海于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的团体。至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全市已经组建了18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这种抗日救亡运动的团体大部分由共产党人参与组织与领导，许多是全国首创的，因而得到全国各地的纷纷效仿。

而上海的不少抗日救亡运动形式也开全国先例，特别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时评、文学、诗歌、小说、曲艺、篆刻等各种形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在上海的诞生，更是轰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

张云表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圣地。民族抗战精神熏陶下海派文化以维新之命，为新时代上海的新发展注射新的活力。”

未来研究要在“以全出新”“以专求深”“以往鉴今”上下功夫

在研讨会现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韩洪泉对上海抗战研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考察，指出80多年来该课题的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学术成果。

据他统计，截至2017年底，著作资料（含内部编印的重要文献）达1300余种，论文资料（含部分重要的内部资料及论文集载文）达4000余篇，即使排除部分文献影印及修订再版和部分论文重复发表收录等情况，数量仍相当可观。

韩洪泉认为，上海抗战研究具有特定的时空时限和内容体系，学术界关于上海抗战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总体研究、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伪统治与暴行、相关人物、相关专题等方面。他同时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本课题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不够系统、不够均衡、不够深入”的缺憾。

比如，在研究的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冷热不均”的问题。就时间而言，抗日战争爆发或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纪念时一般会形成研究的热潮，其他时间段则相对遇冷，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有所改观。就内容而言，各个专题或领域的研究存在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关于两次淞沪抗战的研究比较深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日军暴行、日本侵略、日伪统治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关于接收、审判、肃奸等善后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关于抗战时期上海与世界的关联与互动的研究还有待深化，等等。

韩洪泉最后建议：“今后继续深化上海抗战的研究，还需要以史料整理和通史撰著为立足点，努力在 ‘以全出新’上下功夫；以专题研究和军事考察为突破点，努力在 ‘以专求深’上下功夫；以遗产保护和资源利用为着眼点，努力在 ‘以往鉴今’上下功夫。”

复旦大学教授余子道表示，目前淞沪会战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新的进展：一是全面记叙淞沪会战的通论性史学著作有新的成果；二是研究淞沪会战的旧专题性学术论文数量可观，学术深度有所加强，体裁趋于多样化，更加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内容广涉战史、军史、中外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历史人物研究等；三是八一三会战的史学作品中，史料类的成果在数量上居于首位，成果显著，蔚为壮观。

但余子道也提出研究还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关于淞沪会战的历史地位问题；二是淞沪会战与这一时期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三是中国政府当局发动淞沪会战的缘由和意图问题；四是淞沪会战的发动和展开在军事战略上是不是为了主动引诱日军的战略作战方向从北向南改变为由东向西；五是淞沪会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界定问题。

此外，还有关于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功过是非、虹桥机场事件是不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线、淞沪会战过程中的阶段划分、留驻四行仓库孤军是不是为掩护大军西撤、南翔以东大规模反击战应不应该举行、金山卫登陆、川沙口登陆战中汉奸活动是否起了关键性作用等问题。“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事实，遵循科学的精神，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余子道说：“淞沪会战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无论是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视野来看，还是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来看，都有其重要意义。我们目前已有的研究进程与淞沪会战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