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什么是“共生主义”？建立一个拒绝利益至上的世界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通过其著名著作《礼物》，曾试图想象过一个这样的社会：它以“公开赠予的喜悦，在艺术上慷慨花销的愉悦感，公开或私人宴席上款待他人的乐趣”为最高的价值。在经济“科学”已经事实上成为了现代神圣的宗教的今天，莫斯的洞见也许与我们的当下更为密切——莫斯主义对市场逻辑的攻击比现在知识领域中的任何想法都更加根本，更加激进。受莫斯启发，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知识界建立起的MAUSS（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学派，在90年代形成了一个可观的学者网络：从社会学家到人类学家到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从欧洲到北非再到中东。他们致力于反功利主义、反对以“美国模式”作为经济体系的支柱，提倡“全民基本收入”。自2013年起，MAUSS的创始人之一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联合世界各地学者，发起了“共生主义运动”。他们尝试以“共生主义”作为理论方案，应对今天的族群冲突、贫富差距、生态灾难等一系列人类危机。近日，MAUSS的创始人之一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教授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到访北京大学开展系列讲学。特别感谢章文博士提供的中法翻译。

当今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全球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人类将遭遇很多全球性的生态灾难，还会面临可能的金融灾难、经济灾难、社会灾难、政治灾难甚至道德伦理灾难。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和谐生存，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惠及全人类的社会政治体系？2017年11月15日，法国社会学家阿兰·迦耶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共生主义（Convivialism）：迈向多元—普世主义视野下的文明政治”中介绍了学术界对此的讨论与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

共生主义的共识基础

首先，迦耶教授将共生主义定义为一种新时代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共生主义的理论来源是马塞尔·莫斯的礼物范式，莫斯的著作说明了如何在人类相互对立的同时避免压迫和战争，这对解决目前的世界性难题非常重要。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持续下降，人类进入了所谓的“后增长时代”，这正是共生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语境。迦耶教授提到，在中国讲述这一现状可能不合时宜，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现在的增速在6%左右，前几年甚至达到10%的增长，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但就经济规律而言，即便是中国也无法一直保持高增长，考虑到生态因素和可能出现的经济困境，中国的发展在未来也会放缓。在这一背景下，共生主义诞生于2013年，当时迦耶教授聚集了60多位来自拉美或其他地区的学者，他们代表不同的政治阵营，既包括激进左翼或传统左派，还有著名的媒体记者以及埃德加·莫兰这样著名的文化哲学家，每个参会学者共同合作，完成了共生主义宣言的撰写。这一运动还赢得了世界上100多位知识分子的声援，会议成果《共生主义政策的要素》被翻译为十几种语言——包括中文、希伯来文的节译本，不仅在德国成为了畅销书，还在拉美各国受到了欢迎。但同时，也在部分地区遇到冷遇，共生主义没有进入阿拉伯语世界的视野，在印度的境地也颇为尴尬。共生主义这一新兴学说是否能推广到世界，建立一种普世价值？共生主义能够超越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多元-普世主义的原则能否走出西方国家，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实践？面对这些尖锐的质疑，迦耶教授认为共生主义目前依旧处于萌芽期，最主要的任务是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力从而转变公众意识。为了能引起广泛影响，共生主义必须包含多元主义的成分，必须摒弃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综合全人类共享的价值，吸收各个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并尊重任何文化的独特意义。另外，共生主义并非文化多元主义的同义转述，迦耶教授认为以赛亚·柏林等人提倡的价值多元主义更倾向于相对主义，强调的是通过理性无法推导出统一的普遍价值观；而共生主义假定某些根本价值（如礼物范式中的赠礼、接受、回赠这三重义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各个文化传统在阐释普遍价值时构建了差异的话语系统和表现形式，这就是“多元—普世”的含义。“多元—普世”这一想法（来自于哲学家雷蒙·帕尼卡尔）要求共生主义必然是一种跨文化性哲学，必然要扬弃民族中心主义或固守文化身份的相对主义立场。

能让64位学者会聚一堂，合作完成宣言的起草是一件来之不易的事情，更不用说之后签名赞成的100多位学者。是什么让这么多不同背景的学者建立起共识？迦耶教授解释了数个原因。

第一，今天的人类处于危机中，生态层面、政治层面等危机感促使知识分子反思人类的行为。根据联合国评估，2050年会有10亿气候难民，遑论其他的政治、经济危机，如2008年规模较大的次贷危机。尽管欧洲的经济发展速度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可是一旦有更严重的危机，整个世界都将面临经济动荡。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可预见的危机或灾难。

第二，世界绝大部分问题都来自投机逐利的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促使学者们无需费力区分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异，尽管有各种流派，但无一例外都在追逐财富、利益的旗号之下。希腊语“hubris”一词的意义，指的就是传染了人类的无尽的欲望。这种欲望已经弥散到各个角落，无穷无尽。以往思想家认为只有特权阶层或资本家具有物质欲望，然而现在这一欲望已经被民主化了，人人都沉溺在商品消费的漩涡中。然而，现在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能帮助我们抵抗，尽管这应是二者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新自由主义确立了追逐经济利益的合法性。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决定对抗其引发的威胁；比如欧洲的许多经济互助组织，比如致力于生态保护的非盈利组织等，很多机构都在以一己之力抵抗这个糟糕的世界。这些举措非常有意义，但缺陷在于各个学科领域之间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无法有共同的名称或组织可以领导这些分散开来的努力。共生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为这一运动提供旗帜和理论武器，其实很多倡导者都认同，“共生主义”只是一个象征的框架，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推动一项世界范围的运动。迦耶教授提到一位真正理解了“共生主义”的朋友的评论：“这本关于共生主义的书非常有意义，意义在于它什么也没有说。”

第四，首要之务不是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如振兴经济或降低失业，而是学科和哲学的更新。这是为什么？因为在构建现代性的时代提出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足以面对崭新的危机。迦耶教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现代以来最重要的四种社会思潮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虽然具体程度因人、因地点、因文化而异，但每个人、每个社会都选择性地从中受益匪浅。目前，社会有以下缺陷：首先，是没有意识到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其次，是适用的空间范围不足，虽然每一种思潮都希望能够普及全世界，但它们的实施依旧需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迦耶认为民族国家并非已经消失了或是应当消失，民族国家的存在有助于解决许多实际社会问题，但在解决世界层面的、全人类都面临的问题时，从民族国家出发的视域过于狭窄。最后，它们一致认为，人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自身利益或需求没有完善，所以解决方式在于生产，部分的无政府主义也赞同这一观点。人类的需求不完全是物质的，更重要的需求在于“认可”，黑格尔就提出人是需要被认同的。一旦我们认为人类的问题都是关于“匮乏”的问题，就会生产更多的物质资料，事实证明，无休止的资料生产在面对人类欲望时永远都没有终点，这无助于解决人类的问题。一旦资料的生产超过了某个阈值，寻求认同或认可才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原因和目的。

共生主义的五大问题、四项原则与发展方向

既然人类的根本需求或终极需求不是物质，而是认同的渴望。那么我们就会同时得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前者在于，一旦人类更加关注的是认同，就可以暂时摆脱物质的束缚和经济的焦虑，让我们能够设想在“后增长时代”去思考问题的方式。美国学者布丁格说过，认为经济增长无穷无尽的人，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疯子，二是经济学家。经济发展，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无法永恒延续下去的，比如日本和欧洲的经济近年来一直陷入停滞。当然经济学家对此也有争论，不过很多有银行背景的经济学者更相信，经济增长有临界点，欧洲市场上可能没有足够的需求来刺激增长了。迦耶没有忽视中国的情况，他提到中国目前还有许多富余的劳动力与潜在市场，中国经济能够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增长，但这不是永恒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说过，人类需要一个繁荣但没有发展的世界。迦耶教授将这句话稍作了改动：“人类需要一个繁荣，甚至是没有发展的世界。”

坏消息在于，究竟如何管理人们对认同的渴求？这比管理生产力要更加困难。迦耶教授认为，认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秩序，而首先要端正对民主的理解。很多人错误地理解民主就是为了让每个人实现财富。所以，当今很少有人继续坚信民主了，而一旦民主疲敝，就会有其他的意识形态或者信仰出现了，这在当前世界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年的时间内，数十位学者经过十次学术会议讨论，确定了共生主义的许多细节。建立共生主义的学说，必须要回应下列五个问题：

1.道德问题。类似康德的实践理性：什么是人类要寻求的，什么是人们应当自觉禁止的？

2.生态问题。从礼物范式出发，我们向自然和世界索取什么，又还以什么？

3.政治问题。即什么样的政治群体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政治运动是正确的？

4.经济问题。即建立何种经济体制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上面三个问题？

5.灵性问题。即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

为了回应这五个问题，共生主义必须遵循四项原则：

1.人性普同原则。全世界几十亿人，都有不同的信仰、肤色和宗教，但我们有共同的人性。迦耶提到尽管这是最高原则，在印度社会还是遇到了挑战，甚至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认为，人是具有种姓制度的。

2.社会一体原则。人往往是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的，正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整体。

3.保护个人原则。迦耶教授尤其提到了“保护”一词，这一原则并非纯粹的个人化、个性化， 是尊重个人但不能滑向个人主义的极端。

4.节制对立原则。不同人之间的对立既是必要的也需要节制。这一原则的具体内涵也有很多争论，基督教背景的学者质疑，人们应该相互关爱，保有纯粹的善，不应保持对立；而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则认为要进一步斗争才能实现平等。所以节制对立原则更像是一种求同存异，一种多元共生的平衡。在马塞尔·莫斯的礼物范式中，对立非常重要：人类应该对立却不杀戮，应该给予却不牺牲自己，这种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平衡，其实是民主的基础，对立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没有对立的民主就不是民主。

迦耶教授首先承认，这些原则并不能被看作一个世界性的政治纲领。任何社会都需要考虑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特点，在《共生主义政策的要素》一书中提出的具体政策也许适用于法国或西欧，但不一定具有全球范围的有效性。但是，某些问题是可以在共生主义的引导下参与实践的。比如，共生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后自由主义”的世界，也就是拒绝经济至上、利益至上的世界。简单地说，我们在思想上改变功利主义的唯利益论，政治上打击腐败，打击那些“避税天堂”，还要对抗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要知道，世界上3%的人口掌握的财富，甚至多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生产总值之和，何况，这一百分比数值还在持续下降中。面对“什么样的政治群体是合法的？”这一问题，迦耶教授认为，合法的政治群体首先不应该允许悬殊的贫富差距，至少不应该让部分公民生活在贫困中。共生主义提出过“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原则相结合”的设想。许多学者都支持公民享有无条件的最低收入，比如说确立20000美元的基本保障收入。但最高收入原则却是一个难题，许多学者甚至不愿意认可最高限额的正当性，毕竟，禁止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应该被禁止的。禁止高收入的限额政策也许值得商榷，但迦耶教授认为合理阈值是存在的，一旦某个阶层掌握的财富违背了社会一体和人性普同原则，就应该被明令禁止。

除了吸收其优势，共生主义还需要超越以往的意识形态。迦耶教授提出了超越的三个方向：第一，是人类观的超越。以往的学说大多基于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而人的根本需求不是物质利益需求而是认同的需求。第二，是空间坐标。所谓多元－普世，代表着多元主义和普世价值的结合，不过建立何种程度上的多元－普世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三，是时间坐标。很多的现代性的学说都基于进步主义，认为时间是线性的，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而法国历史学家阿尔多各说，我们陷入了现在主义的陷阱，无法区分过去、现在、未来而是将三者捆绑在了一条线上。用时间轴去思考“时间”这一概念的问题还在于，诱导我们把过去看做晦暗的，把未来看作光明的。而这样一种思维，导致我们不断否定过去，用尽一切方法去发展、去成功、去获取（利益）。很多人只是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说的“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目的不是为了榨干资源去满足物质欲望，而恰恰是在于保护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和谐共生。

在结语中，迦耶教授提到，为了实现这一社会理想，首先要重新思考很多传统概念，比如不能固守“左派”、“革命”这些分类的标签。马克思本人说过，真正的革命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学家米什莱也说过，仅仅依靠左派，不能帮助我们摧毁和超越资本主义。也许唯一可以提供的左派定义，就是相对于保守者来说，更加注重平等、更愿意推动社会平等的人。既然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无尽欲望的斗争，就不能仅仅依托左派力量，不能满足于只有50%的人参与这一活动，必须要尽可能集结大多数人的力量，这样才能在这个甚至没有发展的世界上，依旧用尽全力，去建立一个繁荣、民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