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丨燕园内外忆栋栋

6月15日午后，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丝绸之路文献研究方法（审音勘同）》的固定时段，这次课专门针对刚刚过去的周末（11日）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在他们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40周年庆典上所作报告《对音技术在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应用》而发，其中就有关于“梵”字来源的考察。我在详论“梵”字的犍陀罗语佉卢文渊源时不自觉出溜了两下，当时不以为意，然而下了课打开手机，就看到远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高山杉兄发来的消息：“国栋走了。”我还愣愣地回应：走哪儿了？我没看到……

当确认是我们都熟悉的挚友、社科院外文所郑国栋兄突发心梗不及抢救就溘然长逝的噩耗，我似乎才恍然明白，刚才在讲课时我在纵横捭阖“梵”字的印度来龙和东亚去脉中间没来由的短暂出戏，大致就是国栋兄羽化登仙的当口、我们之间冥冥之中的心灵感应了罢！

图一：北京大学阿卡德语班合影（1999年，后高者为郑国栋，左一为拱玉书老师，右一为作者）

我和郑国栋兄最早认识于1998年的北大燕园，那时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暂居北京，首先是秋季开学后初见于第一个周三的巴比伦文明核心载体之阿卡德语课上，这是由后来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今年刚刚因为新译《吉尔伽美什史诗》而荣膺金翻译家奖的拱玉书教授开设的，此时我俩皆为旁听，相互之间也还没有联络；次日周四在季羡林先生“文革”后的大弟子王邦维教授主讲的梵文课上我俩又碰头了，这会儿他就是必修主业、而我依旧旁听了。课后我和郑兄随即相互结识，那时他还满头卷发，浪漫气息充盈。我们的梵文班有个习俗，就是把某人名字中的特色字眼拎出来重叠称呼以示亲切，当然后来一直流传的可也不多，比如郑兄后来就在我们小圈子内一直以“栋栋”为号，他也欣然不以为忤。

图二：北京大学梵文班合影（1999年，右一为郑国栋，前排中高者为王邦维老师，前排右二为作者）

渐渐地，我了解到栋栋兄原是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中医专业，后来的弃医从梵，同他的人生际遇不无干系。

作为印度文化圈的统一文言，南亚的梵文跟东亚的中文不啻天渊之别：词形变化相当复杂、书写按照实际读音连缀、使用表音极为精确的字母拼写，这些特征对于以往完全植根于中文语境的学习者而言，都是一个个需要费尽周折才可能逾越的坎儿。栋栋兄就因为一个难改的积习而落下了“话柄”：在梵文课进入语音讲解之后的实战阶段，都是每人自行准备教材提供的语料，然后上课演示，教师再现场批改纠谬。轮到他的发言，涉及具有八个格变的梵文名词时，栋栋兄往往脱口而出的都是其中变化最为简单的呼格（仅用于打招呼，句内通常不用），甚至到了课程第二学期开头还改不过来，故而他在这段时间甚至享有了“呼格”的外号。当然这些初学阶段的困难，很大一部分也跟他在所有学生中年龄最大有关；不过即使是如此艰辛的学习，他后来仍然学得一手好梵文，不但受到很多印度本土文士的褒扬，还在外文所长期担任黄宝生教授多部梵汉对勘佛经出版的特约编辑，“呼格”的谑言早已被我们丢到爪哇国。

图三：北大静园草坪合影（1999年，左为郑国栋，右为作者）

说实话，在栋栋兄燕园读书的三年时间内，我跟他的直接接触不算多，因为那时彼此都有各自的多门课程需要修习或旁听，而且那时他还有一道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的妻子，他在结婚纪念日给妻子送去大捧玫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北大同学们口中艳羡不已的谈资。看来栋栋兄在梵学方面慢工出细活，除了年纪偏大的因素外，还有用情至深至专的影响在内罢。后来他这位妻子研究生毕业考入美国读博，双方友好分手。

虽然我俩单独见面机会寥寥，但是王邦维老师带出的梵文班同学还不时聚会，聚会地点几乎是固定在季老朗润园居所后面的一家小餐馆，为的是沾沾季老的灵气。也就是在这里，2001年夏，藏族同学、现任北大外院南亚系长聘副教授的萨尔吉获得了第一个出国访学的机会，我们梵文班同学齐聚此地，为萨尔吉饯别。记得在简单的筵席上，栋栋兄和我还有当时在北大历史系法国史读研、现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的朱晓罕合作清唱了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栋栋兄来胡传魁，朱兄来刁德一、我来阿庆嫂。这次我们都酣畅淋漓尽兴而归；遗憾的是那时大家都没有相机，这次别开生面的聚会，竟然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来，在栋栋兄远行的今天，尤其可叹可惜！

栋栋兄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外文所，而我也正式在北大读博，我们之间的个人交往才多起来。他经常过来参加北大印度学的各种学术活动，我也时而“远足”去建国门社科院大白楼，曾经由他领着，得以进到图书馆浏览，我看中什么书籍，他就帮我借出来复制。

大约在2005年左右，栋栋兄还特地带着我去东单一带的社科院寓所，拜谒了黄宝生先生和他的太太郭良鋆教授，郭先生是专程去斯里兰卡研修过的中国第一位巴利文研究专家，两位老人住所简陋而待人和蔼，虽然仅此匆匆一见，但却让人真切体会到了老一辈文科学人的风骨。而黄先生领衔主译完成的煌煌400万字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6卷本，也是在栋栋兄的极力斡旋下，我才有幸获赠一套的；作为黄先生梵文教材和诸多梵汉对勘佛经文本的特约编辑，他也赠我大部分这些论著，使得我在梵学资源相对贫瘠的京畿之外，还能够歆享最新的梵学成果，乃至为我的学生们开设梵文初级阅读课程。

图四：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附近合影（2015年，左为郑国栋，右一为作者）

在我临近博士毕业的2007年底某一天，刚刚毕业不久的室友、现任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教授的罗鸿因为在当时工作的藏学中心感到不太适应，就回到北大来倾诉，栋栋兄、朱晓罕兄、萨尔吉和我轮流开导、劝慰了他整整一个晚上，好容易才把他的心态抚平。最主要的功劳，无疑是栋栋兄，他看上去形象高大威猛，实则内心细腻、触觉敏锐，情绪上还多愁善感，心态上也能体贴入微，故而劝人这种活儿，他比我们几个还在校园内盘桓的主儿就要拿手多了。后来还有一件事，也颇能说明他善于与人打交道：那是2012年夏，我和罗鸿坐着栋栋兄的越野车，去霍营小区萨尔吉的新家拜访，刚一进门，萨尔吉4岁的女儿不知为何正在吵闹，我们外人一去，他家人也觉着尴尬，这时栋栋兄上前，也没见着如何操作，就拍拍小姑娘的手跟她逗着玩儿，一会儿俩人就热络起来，小姑娘破涕为笑，我们也可以安心大吃萨尔吉丈母娘包的饺子了。当天回程时大雨倾盆，北京遭受了几十年未得一见的大暴雨，栋栋兄的越野车最后也陷入上地附近路上的水坑，路过的车把保险杠都拉断了也没能拽出来，最后我们仨只好弃车去住宾馆，第二天栋栋兄才取回并去修车的。

2008年我从北大毕业后供职于成都，时而因为参会来到北京，多半要来建国门社科院总部跟诸位友人相会。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最近的十来年，蒙栋栋兄热情引荐，我在这幢大白楼里先后结识了著名的荷马史诗译者陈中梅教授，以及黄克诚大将的女儿黄梅老师——后来又与陈老师多次接触，我领教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秘索思—逻各斯理论，成为中国人提出用以解释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元理论模式；而同黄梅老师尽管就是那么一次短暂交流，再结合其他渠道的了解认知，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了黄大将淡泊严谨、与人为善的家风。对于我这么一个在社交方面十分被动的人来说，以诚待人、社交广泛、灵活好动、乃至曾有“水银”谑称的栋栋兄，大大拓展了我的社交圈子，使我受益匪浅！

图五：成都水碾河合影（2019年，左为郑国栋，右为作者）

我和栋栋兄见的最后一面，是在2019年新调入川大的罗鸿教授主办的梵文会议期间，我们这些旧时老同学，包括王邦维老师在内，都承其盛邀前往参会。由于他在成都熟人不少，会后我们俩只是在成都水碾河一带的一家小店啜花甲饮青啤，未曾料到此后就疫情肆虐，我们再无见面交流的机会！

其实他这次发病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微信朋友圈平常互动，但人生无常，一次平凡的指尖促动文字跳跃，瞬间就化为最后的遗憾和永恒的记忆，悲夫！不过，栋栋兄是个充盈着快乐的人，他的身上永远洋溢着激情，跟他接触的人备受感染，我想他在我们头顶的天界，仍然希望我们不因他的离去而悲恸难抑，这里，用我们当年一起拆解过的梵文句子来告慰远行不再回归的栋栋兄：我们有幸生，在你生活地（tvayi jīvati sukena vayaṁ jīvāma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