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莲·梦露的童年：消失的父亲和关进精神病院的母亲

她以为和我住在一起的人就是我的父母。

我称呼他们为爸爸、妈妈。有一天，那个女人对我说：“不要叫我妈妈。你长大了，该懂事了。我跟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只是寄宿在这里。你妈妈明天就来接你了。如果你愿意，你叫她妈妈好了。”

我说，谢谢您。我没有问起那个我称呼为爸爸的人。他是一个邮递员。早晨，我常常坐在浴缸边上，看着他刮胡子，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哪边是东，哪边是南？世界上有多少人？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回答我所有问题的人。

那对我误认作父母的夫妻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并不吝啬。他们只是贫穷。他们拥有的不多，没法给予别人什么，即便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于是也就没什么能留给我了。我当时七岁，但是我得做家务。我要擦地板、洗盘子，还要跑腿。

第二天，我的母亲来接我。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但是从来不笑。我以前经常见她，但不知道她是谁。

这一次，当我说“妈妈，你好”时，她死死地盯着我。她没有亲吻过我，也没有拥抱过我，甚至不怎么跟我说话。那时，我对她知之甚少，但是若干年后，我知道了一些事。现在，每当想起她，我就反复地心痛，就像小时候一样。我为我们俩感到心痛。

母亲十五岁就嫁了人。她生了两个孩子（在我之前），在一家电影制片厂做影片剪辑师。有一天，她回家比平时早，发现自己年轻的丈夫正跟别的女人做爱。大吵一架之后，她的丈夫离家出走了。

有一天，正当我的母亲为破碎的婚姻哭泣时，他偷偷溜了回来，带走了两个孩子。母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想要找回她的孩子。她找了很久。最终，她在肯塔基州发现了他们的踪迹，然后沿途搭车去了他们住的地方。

当她再次看到自己的孩子时，她崩溃到几乎没有一丝力气。他们住在高级的住宅里。他们的父亲已经再婚，生活富裕。

她与他见了面，但没有提任何要求，甚至没有亲吻一下她已寻找多日的孩子。但是，就像电影《史黛拉恨史》（Stella Dallas）里的母亲一样，她离开了，留下他们去过她所给予不了的快乐生活。

我想，除了贫穷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我的母亲离开。她看见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高级住宅里，身边围绕着快乐的人，欢笑、玩闹，她一定想起了自己别样的童年。她的父亲被关进巴顿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死在了那里。她的祖母也被关进诺瓦克的一家精神病院，在尖叫与疯狂中死去。她的哥哥自杀了，还有其他家人也化为了鬼魂。

所以我的母亲没有带回她的孩子，孤身一人回到了好莱坞，继续做剪辑师。那时我还没出生。

那天，我的母亲将我从邮递员的房子里接走，带我去她住的地方，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幸福。

我以前来过这里。因为生病，她无法在工作的同时照顾我，于是每周付五美元给邮递员，给我买了一个“家”。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带我去她住的地方。

以前来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害怕，总是躲在卧室壁橱的衣服堆里。除了跟我说“诺玛，别吵”，她几乎不跟我说话。甚至晚上我躺在床上翻书时，她也会这么说。即便是翻书声也会让她神经紧张。

母亲的房间里有一样东西让我着迷，那是墙上的一张照片。墙上没有其他照片，只有这张装裱起来的照片。

不管什么时候去母亲家里，我都会站在这张照片前，屏住呼吸，生怕她不允许我看。我发现，人们总是遏制我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一次，母亲发现了我正盯着那张照片，但她没有责骂我。相反，她将我举到一张椅子上，好让我看得更清楚点。

“那是你的父亲。”她说。

我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有个父亲，还能看着他的照片，知道自己与他血脉相连，这种感觉太美好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张照片啊。他戴着一顶帽子，帽沿有些鲜艳。他眼里笑意盈盈，他留着像克拉克·盖博一样的小胡子。看着照片，我感到温暖

母亲说：“他在纽约的一场车祸中去世了。”

那时的我相信所有人说的话，唯独无法相信这件事。我不相信他被汽车碾压，离开了人世。我问母亲他叫什么名字。她不回答，但是她走进卧室，将自己反锁起来。

多年以后，我知道了他的名字，还有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过去与母亲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他们坠入爱河，我快出生时，他离开了，留她孤身一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我。

奇怪的是，关于他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温暖。那个遇见他的照片的夜晚，我梦见了他。后来，他还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

发现父亲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每当想起他笑起来的样子，想起他歪着的帽子，我就觉得温暖，不再孤单。一年后，我开始做剪贴簿，我收集的第一张图片就是克拉克·盖博的照片，因为他长得像我父亲——尤其是他戴帽子的方式，以及他的胡子。

我过去常常幻想，与盖博先生无关，而是关于我的父亲。我淋着雨从学校走回家，感觉糟糕透顶，这时，我就想象父亲正在等我，然后他会责备我不穿雨鞋。事实上，我压根没有雨鞋。我走向的地方也不是我的家。在那个地方，我像童工一样工作，洗盘子、洗衣服、擦地板、跑腿，以及保持安静。

但是，在幻想里，你可以像猫咪跳过篱笆一样轻易地跳过现实。我幻想着，当我走进屋子，我的父亲在等我，我笑得合不拢嘴。

有一次，在切除扁桃体之后，我的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我整整幻想了一个星期，无法停止，我不停地在幻想中将父亲带进医院的病房，让他走到我的床前，这时，其他病人以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他，对如此高贵的访客感到妒忌。我不停地让他在我的床前弯腰，让他亲吻我的额头，我还给他设计了一段对话：“诺玛·简，再过段时间你就康复了。你的表现真让我骄傲，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总是哭哭啼啼。”

我还会请求他摘下帽子。但是，无论是多么没有尽头的幻想，我都无法让他摘下帽子，坐下身来。

当我回到所谓的“家”，我差点再次病倒。住在隔壁的那个男人正在驱赶我的宠物狗，它一直在等我回家。狗儿叫唤着，它很高兴看见我。那个男人开始追赶它，命令它闭嘴。那个男人手里拿着锄头。他挥舞着锄头。锄头打中狗的背部，将它切成两半。

母亲找了另一对夫妇照看我。他们是英国人，每周收取五美元来陪伴我。当然，我长大了，能做很多家务。

有一天，母亲来看我。我正在厨房里洗盘子。她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一言不发。我一转身就看见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打转，我很惊讶。

“我要盖一座房子，让你跟我一起住，”她说，“我会将它刷成白色，还会建一个院子。”然后她就走了。

母亲说话算数。她花光了积蓄，还贷了款。她盖了一座房子，带我和那对英国夫妇一起去看。房子很小，空荡荡的，但是很漂亮，被刷成了白色。

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我拥有了自己的房间。那对英国夫妇不需要支付房租，只要像以前一样照顾我就行了。我勤劳地做家务，但我不在乎。它是我的第一个家。母亲买了家具，她买了一张白色桌面、棕色桌腿的桌子，还有椅子、床和窗帘。我听见她说：“这些都需要按时付贷款，但是不用担心。我现在在电影公司做两份工作，很快就能偿清了。”

有一天，家里出现一架大钢琴。它是旧的。母亲买的二手货。是买给我的。我以后要用它上钢琴课。尽管有些损坏，它是一架非常有价值的钢琴。它以前的主人是电影明星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

“你以后坐在那里弹钢琴，就靠着窗边，”母亲说，“壁炉的两边会各放一张爱心座椅。这样我们就能坐着听你弹琴了。等我付清其他贷款，我就买爱心座椅，晚上，我们都会坐在上面，听你弹钢琴。”

但是那两个爱心座椅没来得及出现。一天早晨，我正跟那对英国夫妇在厨房里吃早餐。天色还很早。突然，厨房外的楼梯上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我听过的最吓人的声音。“砰砰”声持续着，仿佛从未间断。

“有东西从楼梯上掉下来了。”我说。

那个英国女人抱住我，不让我出去看。她的丈夫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又走回厨房。

“我已经报警了，也喊了救护车。”他说。

我问是不是母亲发出的声音。

“是的，”他说，“但是你不能去看她。”

我待在厨房里，听见有人进屋，想把母亲带走。他们不允许我见她。每个人都说，“好姑娘，就待在厨房里吧，她没事。不严重。”

但我还是走了出去，站在走廊上。母亲站着。她尖叫着，狂笑着。他们把她送进了诺瓦克精神病院。我对那家精神病院的名字有着模糊的印象。那里是母亲的父亲与曾祖母开始尖叫与狂笑时被送去的地方。

所有的家具都消失了。白色的桌子、椅子、床和白色的窗帘都消失了，那架大钢琴也消失了。

那对英国夫妇也消失了。我被从刚刚粉刷好的房子里带出来，送进一家孤儿院，他们分发给我一件蓝色裙子、一件白色的男式女衬衣和一双粗跟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晚上躺在床上，我再也无法幻想任何事情了。我总是听见楼梯上可怕的声响，听见他们把母亲从她为我盖的房子里拉出去时，她尖叫、狂笑的声音。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座白色的房子与房子里的家具。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做模特赚钱时，我就开始寻找弗雷德里克·马奇的那架钢琴。大约一年后，我在一家老拍卖行发现了它，并买了下来。

现在，我把它放在我位于好莱坞的家里，刷上可爱的白色，换上新的弦，弹奏起来就跟世界上其他钢琴一样美妙。

原标题：《玛丽莲·梦露的童年：消失的父亲和关进精神病院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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