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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安：不要迷失在“分配性努力”中

梁永安

2022-06-23 16:44

这是一本嬉笑怒骂之书，却给人欲罢不能的沉思。

作者大卫·格雷伯是一位美国人类学家，2020年9月2日因病去世。在他年仅59岁的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就是2011年9月17日。这一天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搭起帐篷长期驻扎，抗议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这突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升级，席卷全美国，直至11月15日凌晨，纽约警方发动突袭，对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强制清场。这是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蔓延全世界。而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就是格雷伯。他不但为整个运动“提供了主题”，而且积极投身运动的组织工作，提供法律和医学培训，甚至还住进抗议者的帐篷营地，冲在第一线。颇具反叛意味的是，那时他正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从社会身份来说，属于传统眼光中安稳的精英阶层。

大卫·格雷伯

深度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格雷伯写这本书有什么因果关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中，一个震天动地的集体呐喊是“改变”。改变什么？一位抗议者怒声说：“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这愤怒的声音也在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中获得鲜明的回应，书中写道：“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除此以外，这还表明大部分从事无意义工作的人最终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群众运动往往表达的是情绪、感受和观念，对一切大规模运动的历史性透视还是需要知识分子的反思。2013年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结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应《罢工！》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这篇不太长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一个普遍的困境：“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37%~40%的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粗略来看，50%的经济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构成的，而且这些狗屁工作甚至没什么有趣的地方！”这深深地刺痛了千千万万工作着的人的心：狗屁工作=毫无意义，这难道是人类应有的人生吗？

格雷伯所说的这种“无意义”状况，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他说：“（无意义岗位激增的数字）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这些数字甚至没有反映出为上述行业提供行政支持、技术支持和安全支持的那些人。其实所有辅助性行业都需要算进去（比如，给狗狗洗澡、24小时送比萨的行业），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他无比嘲笑地提议，“以上这些工作就叫‘狗屁工作’好了”。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我们人类社会在大资本的操控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摧毁劳动价值的“新工作”，让无数人宝贵的生命在无意义中旋转？这充盈着道义感的喝问，瞬间揭开了“后工业社会”隐藏的病症，使太多的人坠入自我价值的痛苦思虑中。文章激发起“舆论的巨浪”，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罢工！》杂志的文章页面点击量则超过了100万次。因为访问人数过多，网页崩溃了好多次”。

群情鼎沸之中，格雷伯决定写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目的很简单，“想提供一个比原始文章更为系统的论述”。他感觉到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关系到当今世界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这本书的人文基点，是文艺复兴以来对个人精神生存的深切关怀，是对一个价值颠倒的世界的率真审视。书中所展示的是“习以为常”中的荒诞性：“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格雷伯用了苏格拉底式的归谬法，连续追问：“只需要询问以下几个简单的问题：倘若这个专业人士阶层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倘若消失的人是护士、垃圾清理工、机械师，那又会发生什么？显然，如果护士、垃圾清理工和机械师转瞬之间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立刻受到灾难性的打击。如果世界上不再有教师，不再有码头工人，那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哪怕是少了科幻小说家，少了斯卡音乐家，这个世界都会逊色不少。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私募基金首席执行官、游说者、公关研究员、精算师、电话推销员、法警和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痛苦不堪？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这就不好说了。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除了少数人们熟知的例外（比如医生），这种情况竟然真的普遍存在。”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此普遍的“无意义的工作”，却是当代世界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追求目标，形成超大规模的“内卷”。成堆成堆的人涌向大公司、大单位的岗位，并不是看重身在其中的劳动价值，而是尽可能多地切下社会财富蛋糕中的一大块。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日本传说中有个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体，就会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创性。1987年大热的美国电影《华尔街》有个熠熠发光的主题：“金钱永不眠。”整个世界在大资本的驱动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盘中，沉重不堪。纽约大学教授阿纳特·利希纳说得很形象，长期过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种迷幻，“我们美化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呼吸、睡觉，醒来后整天工作，然后睡觉，不断重复，无休无止”。这本书想给忙忙碌碌的人们按一下暂停键，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选择。作者的本心能不能获得理解？社会是无数差异性力量的汇聚，一本书不可能改变一切，但只要读者有那么一点点刺痛，这本书也就实现了它的价值。

这本书的献词页写了一句十分庄重的话：“本书献给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格雷伯在这里表达了他最本真的心愿：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工作是美丽的，但前提是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

本文为《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推荐序，作者梁永安系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