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地上海 | 河边的音符，还在叙说着片刻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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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袁嘉璐 姚文嘉

编辑：林子尧

剪辑：丁祺尧

【编者按】

2022年春天，上海因疫情按下了暂停键。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们重新凝视着这座城市，回想着曾经置身其中的路，未曾发觉曾经平常的感受竟如此珍贵。经历了隔离的日子，我们终于重新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周遭一切恍惚得不真实，熟悉又陌生。也许，我们未曾真正认识过这座城市。

“旧地上海”是澎湃镜相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两所高校的中文系同学联合开展的城市写作计划，旨在深入探索上海小众的角落，理解在这座城市边缘的普通人生活。

烟火，人间

冬日渐短，聚丰园路上的千家灯火掩映夜色渐长，日脚刚垂过了地平面，这里更是喧哗，聚丰园路西头的黑街里，到了傍晚时分方才焕发街巷独有的生命力，锅碗瓢盆翻炒着酸甜苦辣，将人间百味演绎得热火朝天。在这边，一条不惹眼、不知名的河流从南边的桥下横亘流过，干练而生硬地将东西向的聚丰园路从西边这头截断，再继续向前缓缓翻涌，不知谁的生命也曾蜿蜒斗折，最终归于平静。

拥挤的黑街与不知名的河水之间，围起一处宽阔的平台，萨克斯乐手在这里临河奏乐，让它倒像是天然的舞台，台上夜夜笙歌，台下煎炒焖炸，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略显奢侈地演奏人间至欢。但实际上，这篇舞台身处寸土寸金之地，却看不出一丝摩登范，一道黑水，一条黑街，一纵列灰扑扑的楼宇与水泥地砖被雨线划出痕迹，在红橙黄绿的灯光中浸泡着，与纸上的油渍别无二致，给上海精致的颜面上开出一处细细的疤痕。杜老师说，他们初次来到这里时，也不觉得这里像是记忆中的上海。

聚丰园路

一期，一会

杜老师和他的老朋友们都是八十岁高龄，腿脚还十分灵便，习惯在每晚七点钟到八点钟，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的平台上散步、聊天，或早或晚无需商榷或事先约定，一切随心所欲，不需约束。李老师则说，他们正是享受着社会主义带给他们福利的时候，往事如烟，数位老师年过八旬，偶尔来这里散散步，打打太极，简单而重复的生活，成为忙碌中的年轻人羡慕的对象。

问起几位老师的身份，原本都是社区合唱团的成员，“我们的合唱队是附近的街道里——祁连新村的社区服务中心办的。我们是学林苑合唱队的。”毛老师和我们细说着，在上海，几乎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合唱队，一条聚丰园路里，就有多个合唱队星星点点地散在居民之间。

而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迫使合唱团的日程活动按下了暂停键。疫情前，他们还能到河流对面的上海大学里散散步，秋季也能欣赏到菊花节，如今的活动只局限于这处黑街旁的平台上。“我们呢，天南地北，从党的政策、社会现象，到小区里的生活，老年人的生活，无话不谈，正能量的多，负能量的也有，但少。”毛老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若有一些不满的情绪，不过充当笑谈，要说起对这里不满意之处，还要思索许久，才能提出诸如“自行车摆放太乱”，“以前的河水不太干净”之类。

世事变迁太快，大多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还是一两年前，这条河被污染得一塌糊涂，河面上浮着一层打着旋儿的油膜，鱼味和臭味混成一股，凝成绿色，堵在水体里，两年后的今天，有了河长制，这一方小天地才有了改善，以前老师们要走进上大的校园里才看得到的白鹭，现如今也愿意衔着远方的佳话，到这边的河流旁栖息了。

在聚丰园路西边的这处舞台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每晚六点左右，听到河边传来悠扬的萨克斯乐声。

同行的李老师介绍说，毛老师、杜老师“都是文艺界的，唱歌、电子琴、唱歌，手风琴，吹笛子，都会。”文革时期，身边天天有拉着手风琴唱歌的人，十几岁的毛老师在红歌的浸染下，也就渐渐学会了一手本领。“我小的时候，家门口经常有拉手风琴、小提琴的人路过，他们一边走一边奏乐，我听了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吹拉弹奏。”毛老师说起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工人，业余时间进了工人乐团，接受培训和团建。六年前来到聚丰园路后，继续保持对音乐的热爱，时常参加社区的纳凉晚会，也报名进老年大学参加合唱比赛。

“这是艺术，学了有好处没坏处。学会乐器就是要同时控制两只手，控制一个手容易，控制两个手就不容易了。”2009年，几所高校举办合唱团比赛，上海大学派了一个合唱队去一边汇演一边进行比赛，毛老师就在其中。比赛就在上海市音乐学院举行，这是他曾经从没有踏入过的音乐厅，典雅大方，美轮美奂，墙上挂着的画像，都是一代音乐名家，贺绿汀、周晓燕、丁山德，目光灼灼，英姿犹在。他站在舞台上，与众人一同齐唱《今天是你的生日》，《咱当兵的人》，音乐是能够寄存记忆的美丽之物，歌声回荡在大厅中，音符碰撞在名家画像所在的墙壁上，又弹射回来，交响奏鸣着，就谱写出了毛老师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回想起这段经历时，他哼唱了两句，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处典雅之地，“这个音乐厅里面我终身不会忘记的，曾经我想去但去不了，到了快80岁了，还能靠参加老年大学的合唱，去一次音乐学院，还能和朋友们一同在台上唱歌，多开心的一件事！哦——这让我终身难忘！虽然只唱了两首歌，但我们不管最后的名次，也不管得了多少分。我去过了一辈子都期待着的音乐学院，这份经历才是最重要的。”

经历是最重要的，坎坷也好，平坦大道也好，都积淀为一缕清风，几丝银发，往事不重提，几位朋友之间，重视的是今朝的完满与太平。

河边吹奏萨克斯的老人

生离，死别

毛老师说：“我们这辈人是非常艰苦的！”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实则正是新社会起步的阶段，曾经的贫穷，困境，是生活在新世纪暖房中的人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同行的李老师发表了他的沧桑感慨，他年轻的时候几度离家，几度拥有了家，又几度离开，人生的步履走走停停，总是徘徊在家门外。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一指示成为了当时的青年无法摆脱的转折点，河边的小团队里，李老师，鲍老师就是上山下乡的一份子，杜老师则是远赴兰州，做支边建设，到了八十岁，几位老人的人生轨迹才在聚丰园路这里重叠在一起。

李老师曾经生长在上海的老闸北，18岁下放到江西农村，日常的生活仅有做农活挣工分，唯一被当作娱乐的项目则是以物换物——以带过去的上海物资，换农村的吃食玩意儿。从上海到了乡下去，青年们开始做饭，上山砍柴，挣工分，天不亮就起床到田里做农活，过了两个小时再回来吃早饭，早饭过后又去田里，挑淤泥，赤着脚耘田，午饭过后，下午仍是如此。耘田即是光着脚把泥土搅松，李老师习惯站在长椅边，这次，他抬起一只腿用力画小圈，演示了耘田的过程。田里的水蛭、蚂蝗总会猖狂地叮在人腿上吸血，单靠拔是拔不下来的，要在腿上一拍，“啪嗒”一声——就掉下来了。收工的时候，村子里的孩子能回到亲人身边，物资匮乏，却还有家人做的热腾腾的饭菜等着他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晚上烧一大锅饭，泉水舀一勺，就往碗里倒，撒些盐花，哗啦哗啦搅拌着就灌进肚子里，从田里回来，大多时候连腿上的泥巴也没有精力去洗掉，和着泥土与衣服就倒在了床榻上，一夜待天明。归途何在，人们不敢细细思量，也无法心怀希冀，只知道知青下乡，大有作为，切不可万事蹉跎。“你怎么敢想着回来，要在那里干一辈子的！”

“这些经历，你们现在听起来只当听故事了。”游子思归，切肤之痛，已经没入时间的洪流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千帆过尽，逝者如斯，大浪淘沙一般的，时间为人们留下的更是回忆与阅历。两年后，国家挑选优秀青年进厂工作，李老师便成为了公社里第一个进化肥厂工作的人，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会在农村生活多久，不知道能否回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工作，问起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则是：

“快让我进厂吧！”

“我做过的工作多了，”他说，“最基础的修理工，当班长，当车间主任，当厂长助理，一直做到干部。我也常常出差，去全国各地旅游，所以四川话、江西话，什么地方的话我都能来两句！还是经历的多，社会经验就丰富了，人也老了。”说罢，李老师爽朗地笑起来，话音里突出一“老”字，我却仍觉得眼前站着的是精神矍铄的少年。

李老师在江西工作，定居，组建家庭。他的儿子在江西出生、上学，一段时间后，有了知青子女可以回乡的政策，儿子就一人回到了上海，和奶奶一起住，直到改革开放后，李老师所在的工厂倒闭，他才回来。父子分隔两地的时候，只能用通信的方式交流，家信值千金，那时候才懂得什么叫鸿雁传书。

“我写信到上海，在上海的亲人收到后还要再看，看完以后再回信，这么一来一往，十天半个月的都是正常。不像现在手机一拿出来，播出视频，我们连对面的人长什么样了都知道……有一次，我的孩子在上海摔了一跤，嘴唇这里——”他指着嘴角的一处说着，“——这里摔破了，我哥哥给我写了信，寄来的信上面画了一个小人的小嘴，又在小嘴上面画了个小缺口，旁边写着：‘缝了两针’，那种心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李老师曾经对儿子很严格，也相信过棍棒下面出孝子，但儿子真出了什么事，当年的他只能面对着一封连照片都没有的信件干着急。

“儿子从小给我打个厉害！我儿子长到17岁的时候我才回了上海，回去之后他都跟我一样高了。他和我说：‘我们能不能像男人和男人一样对话！’”讲到这里，他又爽朗地笑起来，“我就说，可以啊！从那以后就从来没有打过他了，直到现在，我儿子四十多岁，我们还像朋友一样沟通，无话不谈。”现在，李老师的儿子儿媳妇两个人都是设计师，他们自己买房，结婚，不用老人操心。

回到上海后，到了1997年，闸北区开始动迁改造，时代在向前发展着，上海的中心在不断扩大，曾经拥挤着平房的老闸北，总要被整理出一副上海模样，李老师便离开闸北，跟随整体动迁的政策，搬到了四处都是农田与荒地的宝山，不似中心那样体面，然而能为新上海人、沪漂人群提供些许熟悉感。

走过起伏的一生，老师们练就一副好心态，李老师经常说：“没有什么苦是我们受不了的。多经历一点困难，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遇到困难就要想一想：‘我认识一个爷爷，人家那个时候一年就这样吃饭的——撒点盐花，倒点井水，伴着咽下肚；这么小的时候，就到田里面去过这样的生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说到这里时，几位老师催促他“下课”，他又爽朗地笑起来，笑声如泉水一般涌出来：“没有什么课！我的理论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我也会一直年轻！”几位老师留下几个背影，在灯光里，互相推搡着走远，黑色的剪影如故，白发之下，还是少年。

河边吹奏萨克斯的老人

鲍老师说他想回到插队下放的农村，今年回去了一趟，已经是第四次了。有些故人或许生疏了几分，但人在，当年的记忆还在，和农民之间的情谊便有了存在过的证明，是忘不掉的。

农民淳朴，从来没做过占人便宜或者在背后使坏的事，鲍老师做为知青下乡的时候，没有吃的，就受邀到农民家里去吃饭，“他们也没有吃的啊。”鲍老师感叹着说。除了农民，鲍老师与一位地主的儿子结交颇深，当时的年代里，给地主的后代戴帽子不稀奇，他的父亲是地主，出身不好，可惜可惜，毕竟他自己又不是要自愿做地主的。

同在一个村庄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村庄里的人都或多或少带些担忧害怕的情绪，都不愿意和地主家的儿子接近的。鲍老师只上过小学，但对文化怀着一腔热忱，地主家里条件好，读过书，有文化，两个人同属一个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偶然相识，谈谈历史，聊着聊着就熟络了起来。地主儿子也可怜，好在父母过世后，他还是个小孩子，没有受过批斗，直到现在也在好好生活着。

“2017年，我到他家里去玩，他儿子留在了北京部队，以及在北京安家落户了，他的命运和他爸爸的就又不一样了啊。”

鲍老师回忆起他的经历，平时并无特殊的大事发生，干活聊天睡觉，也没有别的活动，即使有什么消息，也传不到那里。乡野生活劳苦，平静，环境却也闭塞。

几十年前的新客站，鲍老师带着少许行囊踏进下乡的队伍里，与众多知青一样，不知前程，不知归处，糊里糊涂地上车，什么都不知道。他走的那一天，整个火车站人山人海，摩肩擦踵，人挤着人来送家里的孩子，火车出发前三分钟会打铃，铃拉响的一瞬间，整个广场的人都哭了起来了，哭声震天动地，几里路以外都听得到，站台下的父母眼睁睁得看着列车轰鸣着远去，那时候都不知道怎样才能相互取得联系。列车行驶的路上，时不时有女孩子哭出声，他望向车窗外，目之所急，土地是红的，山也是红的，荒山野岭里，三三两两的小孩子，打着赤脚，下雨天还赤膊趴在车厢上，脚踩着红泥巴，纷纷接着知青扔下去的饼干吃。

鲍老师口中的平静年代中，爆发过疟疾，饥饿，疾病，如天要降下惩处一般折磨百姓。“在最热的天，我穿了个棉袄，在太阳底下坐着还是冷得发抖，多亏了邻里乡亲守望相助，我才活下来。那是蚊子引起的，叫疟疾。农村条件差，比较落后原始，也有18岁的大姑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脸上没有血色，只会呆呆地张望着四周。”聚丰园路这头拥挤的街道里，一字一句的生死话题被刺耳的鸣笛，人声鼎沸，机器轰鸣淹没，如几张脆生生的薄纸，被冰冷的空气挤成碎片，顺着河流散去。谈话结束后，鲍老师扶了扶红色羊毛帽子，与我们互相道别，走进了阑珊灯火里。

陈事，新生

90年代，上海各地实施集体动迁的计划，合唱团中，李老师曾经居住的老闸北、杜老师居住过的城隍庙、鲍老师居住过的新客站，在反抗和支持这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中被利落地改建，上海这座体面的城市要向前走，就要慢慢地抹除一切有关“脏乱差”的记忆。

在过去，李老师在老闸北的旧家附近常常交通堵塞，拥挤不堪，“在我记忆里，老百姓住的还都是平房，夏天的时候，弄堂里有一股人味，冬天还要架起火炉烧炭。平时还要倒泔水什么的，不像现在家家户户装了马桶。”鲍老师曾在新客站附近，有时候晚上睡觉会听到铁轨震动的声音。杜老师小时候在城隍庙旁边住，他们家是一处几平方米的小屋的租户，爸爸妈妈哥哥弟弟一家七口，却只有一张床，吃饭睡觉都在同一个房间里，人小的时候不觉得很挤，只知道天天出去扔沙包滚铁圈，如今回忆起来才觉得逼仄局促。

夜晚的聚丰园路

几位老师从天南海北走到了一起，人生的轨迹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划出一道道人生的弧线，而在聚丰园路这里形成交点。刚到聚丰园路的时候，上海大学还没有建好，自然也没有沃尔玛超市，周围是绵延的田地，21世纪初，这片田地上生长起一簇簇楼宇，大学的建成伴随着小吃街的诞生，聚丰园路变得红火起来，逐渐成为今天河边黑街的这副模样。但城市的中心仍然在扩展，2021年12月，街角的沃尔玛超市在居民们的注视下被绿色的安全网层层围起，据说来年5月份，旧的沃尔玛将蜕变成山姆超市，对面的菜市场被改建成超市附属的停车场这一计划也被提上日程。聚丰园路某小区的老阿姨对此十分期待：“到了明年，我们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与此同时，菜市场的阿姨一边递给顾客三只咸鸭蛋，一边查看收付款记录，说：“这里的菜市场要是拆掉了，我们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合唱团的成员们则从山姆超市开始追忆起曾经的聚丰园路，在几位老人的眼里，聚丰园路也在追求着城市街道的体面，曾经小商小贩沿街摆摊卖菜，马路上零散着菜叶子，碎鸡蛋，参与早市和夜市的人们发出嘈杂的声音，纷纷扰扰。后来，商贩店主们的气场在城市改建的声音中大打折扣，人们或陆陆续续地离开，不知去向何处，或走进菜市场争得一小片摊位，在高租金的逼近下忙碌着各自的营生。毛老师的记忆中，沃尔玛旁边的角落里有一个钉鞋的裁缝，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他的身影。裁缝铺或是配钥匙匠人不知是否还存在，还是隐匿在了更深更偏僻的城市角落之中。

过去的煤炉，砖墙，棚户大多销声匿迹，城市在发展着，扩大它的中心，终将抹平城市的缝隙，缝隙中的人群辗转，盘旋，在聚丰园路落了脚，休养生息，人们如四面八方的雪花一般，积聚在了一处东西走向的聚丰园路中，各自凝结成为一种形状，簇拥在一处，犹有温度。曾经的少年，在奔波流离中，也终得一隅，每晚相聚相离时，几位老人在灯光下活跃的剪影，还透着少年的气息，河边，萨克斯的音符，还在叙说着片刻的光阴。

不过，一切犹在生长，万象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