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冯铁教授

2017年11月4日，斯洛伐克考门斯基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次日清晨，消息传来，同人们莫不深表痛惜。直至数天之后的今天，相信仍有许多他的同事、朋友、学生和我一样，可能不愿意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但回想起来，我和冯铁教授，也只见过几次面。每一次似乎都匆匆忙忙，都是在一起抽烟、闲聊，顺便谈谈学问而已。当然，这里的“顺便谈谈”，乃是形容谈话气氛的愉快、轻松，其实不过仍是我向这位前辈学者求教。这些或长或短的谈话，除了给予我学问、思想上的启迪，他那种属于北欧人特有的简单、自然、本真的气质，也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去年秋天，秋高气爽，并见蓝天白云，是时，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第三次中国现代作家手稿研究会议，冯教授携妻子魏艾悟博士同来参加，其另一来自瑞士的友人也受邀出席。

冯教授的这位友人，其貌不扬，但听完报告才知道真不简单。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只用心做一件事，就是建置瑞士一大作家的手稿数据库。当日会上，其仔细演示各种珍稀资料，详为说明其设计、考虑，俨然蔚为大观。而冯教授发表的论文，则是有关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译稿的一篇专论，虽然未能全部写完，但及其主体部分来看，和王锡荣先生此前关于此一手稿的研究互为补充，适可构成对这篇早期周氏昆仲合译手稿之研究的重要贡献，当时也曾有热烈讨论。

会后某一天，王先生假座小天鹅宾馆，设宴招待冯教授一行，我有幸叨陪末座，席间照例谈起我们正在进行的鲁迅手稿整理与研究项目。当晚，冯教授兴致甚浓，提供了许多极精彩的建议。记得他首先谈及手稿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已发展出不同的学术传统，而对中国古代手稿（也被称为“抄本”、“写本”）的研究，是在这一延长线上进行的，相较而言，有关近现代作家、学者手稿的研究较少，目前还在开疆拓土。在我看来，这也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接近，对于古人手稿、手迹的研究，不仅我们拥有一漫长的传统，且至今是上古、中古文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近现代手稿，几乎处于无人问津之境地。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应如何因应，是继续引介西方流行理论学说，拾人牙慧，还是立足于中西固有之学术传统，发为新声，真堪省思。

冯教授还认为，为便于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手稿研究的发展，可以在充分理解、把握中国文献学、古典学奥义的基础之上，引进西方的手稿研究理论、方法，编制中西方手稿研究关键词，翻译西方学者的相关典范之作等等。这些建议，当时众人咸以为然，但要具体做起来，却也难度不小，非一朝一夕即可完成。虽然如此，我想，诸位老师、朋友听冯教授一席话，定有耳目一新之感。

在这之前，冯教授在中国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在沈卫威教授的协助下，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全书收集了冯教授以其所谓的“辩证批评”为方法，而完成的关于鲁迅及其他现代作家、“夫妇作家”的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手稿研究的十余篇论文，大致代表了其二十多年的研究旨趣。不止此也，是书始自一鲁迅研究，通过将其生平传记的研究、心理分析及鲁迅文本流传、校勘等的讨论，重述了鲁迅文学之为一种“世界文学”的诞生过程，讫自茅盾《子夜》版本谱系及文本形成过程之研究，这一编排方式，似亦可用作读者观察其学术历程的一把钥匙。这一历程，即是其自博士论文选择以鲁迅研究为题，后陆续拓展研究范围，直至进入手稿研究等领域，卓然有成，洵非易事。可能因为他知道我对相关议题有所准备，曾请我写一书评，但由于种种原因，卒未能践约。

《在拿波里的胡同里》（本文作者提供）

《在拿波里的胡同里——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是冯教授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唯一一本专书，其他专书、编著、论文大多都以德文出版。这里头，《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研究》（Lu Xun. Texte, Chronik, Bilder, Dokumente）、《瑞士巴塞尔煤山高中图书馆中国部藏书目录》（Inventar der China-Bibliothek des Gymnasiums am Kohlenberg Basel）、《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补遗续编》（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to the List of Pen-Names of Modern Chinese Authors）及《中国接受尼采资料目录续编》（Addenda zu einer Nietzsche-Bibliographie für China）都是我特别想拜读的，但至今未能翻译成中文出版，不过，仅此几种，或可帮助大家理解其现代文学研究的取向，与流行的理论批评迥然有异。

后来，等他读到我关于鲁迅研究的唯一一篇文章，竟然青眼有加，多所勖励，并热情邀我为其担任主编的《斯洛伐克东方研究》（Studia Orientalia Slovaca）杂志撰稿，实出人意外。而我自己，老早也想请其做一访谈，作为“现代文学文献学者访谈计划”的一个部分，奈何乘桴浮于海，既欲为稻粱谋，则琐务缠身难免，且想到是采访一位年富力强的学者，大可不必着急，因此也就一拖而再拖，渐渐敷衍了下来。今年年初，他曾将自己修改完成的关于《神盖记》的长篇论文，投稿《现代中文学刊》，主编陈子善先生一直也想着尽快刊出，但直到前不久，终于才找到一位合适的译者，戮力从事，可惜无法经由其过目审定了。事实上，及至得知自己罹患重病的几个月之前，他还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即将到来的六十岁生日，为此，我们许多人，都替他感到高兴，但包括他本人在内，谁都没有料到，他会走得这么早。

作为欧洲汉学界的中坚、作为以实证主义和文献学取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冯教授在中国的同事、朋友、学生很多，我自己顶多算是其熟识的后学之一。不过，即便是这样，接到王先生请为撰稿的通知，仍感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冯教授的去世，是研究界的一个重大损失，更是由于，从我个人的情感、认知的角度来说，研究现代文学版本、手稿、目录等等，既非时髦学问，从前悬想海外，尚有一位前辈学者可以请益，使人少感寂寞，从今后却天人永隔，无以为念。世界之大，学林之深，如冯教授者，有几人欤？今追忆诸事，历历如在目前，冯教授却已作古，此情此景，岂是“天妒英才”、“痛悼斯人”寥寥数语所能形容？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冒昧地写下上面这些话，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聊作心香一瓣，敬献于冯教授的灵前。愿冯教授在天堂得到安息，愿他钟爱的鲁迅研究、手稿研究、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志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发展，成为人类文明永续的遗产。

2017年11月15日谨撰于沪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