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音渐远，师恩永存：纪念萧灼基教授

【编者按】

2017年11月14日23时34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因病去世，享年84岁。

萧灼基1933年12月生于广东省汕头市，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和《资本论》，至今已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萧灼基于1953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因品学兼优于三年级就被推荐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师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1959年7月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

萧灼基曾获得首届孙冶方优秀论文奖(1984)、辽宁省优秀理论文章奖(1984)、北京大学首届优秀教学奖(1985)、北京大学首届优秀科研著作奖(1986)、全国改革与发展优秀论文金三角奖(1988)、北方十三省市区优秀图书一等奖(1986)、北京市改革十年优秀论文奖(1989)、全国省级刊物(政治理论)优秀文章一等奖(1993)、首届陈岱孙经济学著作奖(1996)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约稿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学生、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小锋撰文，以作纪念。

当噩耗传来，不仅对恩师的离世感到震惊，更似乎预示一个时代的结束。

自从我们踏着拨乱反正的步伐走进北大经济系，萧先生总是第一个亮相的“大咖 ”。我们通过他的演讲，首先领教了政治经济学的厚重，也欣赏了北大教授的风采！

我在北大经济系就读本科时，有一个习惯：利用周日拜访系里的老师们。萧先生在我列入第一批登门请教的名单之中，而且毫无列外，老师们总是笑脸相迎我们这些没有预约、突然到访的学生。依稀记得萧先生的家不在北大，是在中央党校内一角，门口有个开阔的操场，回忆起来总是令人心情开朗。

北大经济学系的老教师们当然是耀眼的一族群星，但似乎只有萧老师溶合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风格于一身。他纤秀的身体，凝聚了厚实的政治经济学功底，聚焦了国内外经济学圣师们的灵光，散发着指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才华，反射出教书育人孜孜不倦的品质……

萧先生如今离我们而去了，而我作为己届40年、临近退休的学生，心中痛点之一是，满眼都是别人的青春飘逸，自己下笔却往往是悼念的文章。

遥想1981年初，我灰头土脸地拥挤在春运大潮中，在来往广东的火车上一夜无眠，想着自己精心研制的文章《劳务价值论初探》（编者注：1980年代初，学术界批判西方把服务业计入产值，何小锋的《劳务价值论初探》则表示，中国的经济统计只算“物质生产”领域的产值，是一种拜物教的表现。这挑战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劳务不创造价值”的说法。），投稿被拒或石沉大海，与老师们交流观点大多获得批评指责之语，心中沉寂在懊恼之中；突然曙光照进绿皮车厢，听到了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着萧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教育劳动也是生产劳动，顿时热泪盈眶，于绝望中看到希望的曙光。

果然不久在《经济研究》（1981.4）发表了我的论文；尔后我收到了几十封来信，在一片批评声中，陈岱孙先生、厉以宁先生、萧灼基先生却热情地鼓励和支持我的研究，给我带来一股股暖流。

后来，我和萧灼基先生都收到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开会通知，萧先生因有事在身，特嘱咐我代为请假。我忐忑不安地进了会场，面对的是一场高级别严肃的会议，由社科院副院长、中央候补委员刘国光先生主持，经济学界泰斗孙冶方先生和国家统计局领导作主旨发言。孙冶方先生点名批评了萧先生和我等7人的观点。环顾在坐几十人的会场只有我一个反对派，顿感孤立无援。会议没有安排我发言即告结束，我拦下了孙冶方先生和刘国光先生，首先感谢孙先生的指教，但坚定地表示我不会因此改变观点。孙冶方先生和蔼地说：我点名批评你的观点，不是以势压人，相反我认为我们是平等的，你也可以点名反驳我。刘国光先生说：持反面观点者只来了你一人，下回将再开一次会，让你们有发言的机会；在旁的《经济研究》杂志领导邢俊芳大姐也说，你们的观点也可以发表讨论。

1981年8月《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孙冶方先生的文章，萧先生和我的名字赫然在列。当然，开会和反驳的“下回”也没有了。

我回校向萧先生报告了会议情景，萧先生乐观地表示必胜信心，给我总结了“三多三少”妙语：支持我们观点的年轻人居多，老年人居少；支持者以从事实际工作者居多，以从事理论工作者居少；支持者随时间推移将越来越多，反对者将越来越少。顿时给我注入了抗争的勇气。

在经济学系也有戏剧化的一幕：当公布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名单时，我被安排由周元教授指导，他是系里专门研究《资本论》的权威，课堂上严肃无比而滔滔不绝；同学们都知道他有一绝：如果有学生打瞌睡，他一面讲课，一面指捏一截粉笔头朝他一弹，百发百中。我不得不佩服系里安排他指导我论文真是＂绝妙之配＂，同学们也担忧我将“栽”在他手里了。我足足犹豫、彷徨了两天，终于把心一横，向同学们说了一句“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便直奔周教授家里，向他表白虚心请教、但不会改变观点。周教授也很直率地说：我知道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也不愿让你难受，我刚才向系里表示我不宜担任你的指导老师，请系里另换他人。听罢我直言惜别，但也喜言感谢。

这就是北大！事实证明了是我的福地。后来系里决定由萧灼基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这又是绝妙之配！在萧先生的指导下，我决定选题为《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与现实》，证明我们的观点不仅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而是“科学地、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理论，并在经济现实中发展和检验真理。在论文答辩中，萧先生与付立元教授一起，严肃地提问和评论，终于给出了一个年级最高分。

没过几年，现实经济和理论发展证明了我们观点的正确性；萧灼基先生也成为国内著名的经济学明星，我也有小小的变化：荣幸地成为萧先生的同事。

萧灼基先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教书育人的事业。

如今，令人景仰的陈岱孙先生、周教授、付教授、萧先生一一离我们而去，引发着我们深深的思念和无穷的思绪，汇聚着北大精神成为涓涓不息的长河！